文/夏明星沈珂高桃源
軍事戰略是指導軍事力量建設和軍事鬥爭準備與實施的根本方針，主要內容就是解決打什麼樣的仗、怎樣打仗的問題，從而正確解決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主要戰略方向等重大戰略問題，以增強國防和軍隊建設的現實針對性。
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軍隊的兩位重量級人物——總參謀長羅瑞卿和國防部長林彪在軍事戰略問題上發生爭論，在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主要戰略方向等問題上各執己見，直到毛澤東介入。
一、在軍事鬥爭準備基點上，羅瑞卿堅持：“準備戰爭，作為軍隊來說，搞好軍事訓練，乃是最重要、最具體的準備。”林彪則認為：“我軍的戰爭準備，首要的是政治思想的準備，是毛主席軍事思想的準備。”
縱觀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國的對外宣傳基調都是以美國為“頭號對手”。1961年5月，為防止胡志明在北越成立的越南人民共和國統一南越，取代法國控制南越的美國發動所謂“特種戰爭”：提供武器和金錢，派遣教官和顧問，裝備、訓練並直接指揮南越傀儡政權軍隊鎮壓南越人民，阻止越南南北統一。對於越南人民的抗美鬥爭，中國一開始即給予堅決的支持。1964年初，當美國開始籌劃擴大侵越戰爭時，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更加密切關注越南的形勢，頻繁會見越南等國領導人，還率先主動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願軍的問題。
美國的“特種戰爭”沒有達到阻止越南南北統一的進程，美國人決定自己出手。1964年8月，美國藉口軍艦在北部灣遇襲，派軍機轟炸越南北方，是為“北部灣事件”，越南戰爭擴大化，美國直接出兵越南戰場，戰火燒向了中國的南大門。
◆1949年10月15日，羅瑞卿在公安部成立初期的會議上講話。
“頭號對手”在中國的南大門耀武揚威，越南一旦淪陷美國之手，就可能成為它進攻中國的跳板，怎麼辦？這時，毛澤東把目光投向了中國軍方的代表人物國防部長林彪、總參謀長羅瑞卿……
（一）羅瑞卿：“既要準備帝國主義小打，也要準備帝國主義中打和大打。既要準備帝國主義使用常規武器，也要準備帝國主義使用原子武器。”
1959年7月2日——8月16日，在廬山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錯誤地批判了國防部長彭德懷、總參謀長黃克誠，並決定將他們調離國防工作領導崗位，由林彪、羅瑞卿分別接任國防部長、總參謀長。同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共中央軍委由毛澤東任主席，林彪為第一副主席，羅瑞卿為秘書長，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10月20日，中央軍委發出通知，決定在中央軍委之下設立一個辦公會議，由羅瑞卿、譚政、楊成武、蕭華、邱會作、蕭向榮等6人組成，負責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不難看出，林、羅二人在中國軍方的權力和影響力。需要指出的是，連美國學者都認識到，“林和羅在共產黨革命過程中有著良好的私人關係，早在30年代紅一軍團時，羅就在林的手下任職，後又在紅軍大學和抗大（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擔任林的副手。1959年，林彪當上了國防部長，羅就被提升為總參謀長。即便對羅的任命不是林彪提出的，但至少也得到了他的認可。”
對於美國在越南大打出手，總參謀長羅瑞卿主張認真備戰，抓緊軍事訓練。
1964年1月——早在“北部灣事件”爆發前7個月，羅瑞卿就指出：“戰爭準備，作為軍隊來說，搞好軍事訓練，乃是最重要、最具體的準備。”這一年，羅瑞卿根據中央軍委指示，領導總參謀部在全軍掀起了一個學習“郭興福教學法”的群眾性練兵運動，史稱“大比武”。當年1月到10月，羅瑞卿不辭辛勞，不畏寒暑，先後十多次到全國許多地方，深入部隊，瞭解情況，觀看錶演。羅瑞卿還多次陪同周總理和賀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等中央軍委首長觀看軍事表演。1964年的6月15、16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檢閱了北京、濟南部隊的軍事彙報表演。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這次軍事大檢閱，極大地振奮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是我軍的盛舉，是我軍發展史上的光輝篇章。
◆1953年，羅瑞卿陪同毛澤東視察海軍“長江”號艦。
1965年5月，在美國對越南大打出手10個月之際，羅在一篇文章中集中闡述了自己的態度：“戰爭一旦打起來，有準備和沒有準備是大不一樣的……戰爭準備的立足點，又必須放在可能出現最困難最嚴重情況的基礎上。既要準備帝國主義小打，也要準備帝國主義中打和大打。既要準備帝國主義使用常規武器，也要準備帝國主義使用原子武器。”同年9月，他又一次重申：“千條萬條，最重要的一條，是準備打仗。”
（二）林彪：“我們過去打仗是靠政治打勝的，十年內戰是這樣，抗日戰爭是這樣，解放戰爭和赴朝抗美作戰也是這樣，今後也還是要靠政治打勝仗。”
對於美國在越南大打出手，林彪同樣主張認真備戰，但重點卻有不同，他不是抓軍事，而是抓政治。
1964年11月——時為“北部灣事件”爆發後3個月，正當群眾性的練兵運動轟轟烈烈地深入開展的時候，長期“養病”的林彪在全軍組織工作會議上發出《關於當前部隊工作的指示》，提出要“突出政治”並將其作為軍隊工作和政治工作的總方針、總任務。在戰爭準備這個問題上，林彪和羅瑞卿大異其趣，這一時期他片面地強調：“我軍的戰爭準備，首要的是政治思想的準備，是毛主席軍事思想的準備。我們戰勝敵人，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因素，是人民的因素，部隊中政治工作的因素，黨的領導的因素，是民心軍心的因素，這是戰爭中打敗敵人的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無論如何，這個是最主要的因素。”又說：“我們過去打仗是靠政治打勝的，十年內戰是這樣，抗日戰爭是這樣，解放戰爭和赴朝抗美作戰也是這樣，今後也還是要靠政治打勝仗。”有研究者指出，“越南戰爭擴大化後，林繼續了他就任國防部長以來的特色，即‘突出政治’……”
還在1960年9月至10月，林彪就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所謂“四個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片面誇大人的主觀意志的作用，把政治工作抬高到不適當的位置。在他的主持下，會議通過了《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林彪指示從內容到表達方式儘量模仿毛澤東為紅四軍黨代會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還稱這是在“復古”。
1964年5月，林彪又授意解放軍總政治部根據《解放軍報》刊載過的毛澤東語錄，補充編纂成《毛主席語錄》一書，在全軍發行，在全體官兵中掀起了學習運用毛澤東著作的高潮。林彪提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到“文革”中，《毛主席語錄》竟成為 “紅寶書”，被奉為聖典。
二、在戰略指導上，林彪撰文強調指出“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人民戰爭是對付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最有效的法寶。”羅瑞卿則在講話中說，“今天報紙上發表的林彪同志的文章，又給我們提供了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戰爭理論的一個好教材。在這方面，我就不再多講了。”
（一）“大辦民兵師”還是“小辦民兵師”？
在20世紀60年代，全軍都有一個共識：“要不要實行人民戰爭，敢不敢實行人民戰爭，是毛主席的軍事思想和資產階級軍事思想的分水嶺，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試金石。”根據人民戰爭思想，中國軍隊不僅有自己的主力軍，還有自己的地方軍，並且大力建立和發展民兵組織，實行正規軍、地方武裝和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
1958年8月，國共爆發金門炮戰，美國赤裸裸地發出原子戰爭恫嚇。其後，毛澤東曾一再教導軍隊領導人：“帝國主義者如此欺負我們，這是需要認真對付的。我們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我們還要大辦民兵師。這樣，在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時候，就會使他們寸步難行。”“帝國主義如果竟敢發動對我國的侵略戰爭，那時我們就將實現全民皆兵，民兵就將配合人民解放軍，並且隨時補充人民解放軍，徹底打敗侵略者。”“大辦民兵師”，是毛澤東對新形勢下如何開展人民戰爭、應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思考。
◆1953年2月，羅瑞卿陪同毛澤東視察海軍“南昌”160號艦。
對於毛澤東“大辦民兵師”的指示，羅瑞卿是堅決貫徹的。1959年11月，他寫信給中央軍委，較系統地指出：“我國的民兵制度，是在毛澤東同志思想指導下武裝全民的制度。……民兵工作在我國國防建設上，是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民兵的教育訓練方針，應貫徹軍事、政治並重。”
不過，在越南戰爭擴大化後，羅瑞卿從建設現代化、正規化、革命化軍隊出發，主張重點建設正規軍，在人財物方面優先保障正規軍建設，堅持“民兵事業費……在地方經費中開支”，這自然而然就把地方武裝和民兵建設放在“次重點位置”。後來，羅瑞卿的觀點被攻擊為“小辦民兵師”、是片面強調正規軍建設的“一條腿走路”。
越南戰爭擴大化後，把握了毛澤東對“大辦民兵師”的期望心理，林彪大講特講：“民兵工作是我國國防建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是戰略問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戰爭上的具體運用。把建設現代化革命軍隊和大辦民兵師結合起來，這是‘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在國防建設上的具體運用，是毛主席人民戰爭思想在現代條件下的重大發展。……如果沒有民兵，我們的主力軍就會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像一個獨臂將軍，就不可能打真正的人民戰爭。民兵又是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要不要民兵，實際上也是削弱還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大問題。”
“大辦民兵師”還是“小辦民兵師”，反映了羅瑞卿、林彪對人民戰爭之人民性的不同理解。
與民兵建設問題相聯繫，羅瑞卿、林彪還在地方武裝建設問題上存在分歧。
關於地方武裝建設，羅瑞卿當然沒有異議，在越南戰爭擴大化後更是執行不悖。不過，他同意劉少奇的意見：“是否搞一點？半脫離生產，農忙時回家。”在新中國已經具有強大國防軍的情況下，少搞一點地方武裝的觀點也無可厚非。羅瑞卿的考慮是，隨著軍事技術的發展，戰爭中人的因素仍然是第一位的，但武器裝備的地位越來越高，實現人和武器的完美結合，必須要減員增效。
已經以“緊跟毛主席”自命的林彪，習慣於老生常談：“地方武裝就是堅持地區對敵鬥爭的骨幹，帶領廣大民兵有力地配合主力軍作戰，並不斷擴編、升級，壯大主力軍。主力軍有了地方武裝和廣大民兵的配合作戰，就可以騰出手來，形成強有力的‘拳頭’，尋找和創造有利戰機，隨時機動和集中打殲滅戰。”
需要指出的是，在民兵建設、地方武裝建設上，羅瑞卿、林彪爭論的只是重視的“度”而已，而非要不要民兵、地方武裝的問題。“可是，林彪也不允許自己的這一系列政策削弱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儘管他聲稱取得軍事勝利，人的因素比武器更重要。林還是支持空軍的現代化和研製中國的核武器。他說，政治教育在部隊訓練中應占高度優先地位，但他也督促部隊將更多的時間花在軍事操練上而不是政治學習上。林多次重申人民解放軍要遵循人民戰爭原則，但民兵活動規模比‘大躍進’時的高潮時期縮小了很多，農村民兵組織更多地從事農業生產、維護治安而不是軍事活動。”
（二）在人和武器的關係上：羅瑞卿是“武器制勝論”？林彪則“相信群眾”、 “依靠群眾”、“武裝群眾”？
毛澤東軍事思想一貫認為，戰鬥力的發揮，有賴於人和武器的結合；戰爭中，人是決定的因素，武器是重要的因素。
不過，面對美國、蘇聯軍事科技的飛速發展，羅瑞卿始終認為，在堅持人民戰爭的前提下，必須加速中國的軍事科技發展，重視技術兵種的作用。1964年8月，在抓“大比武”期間，他專門觀看了裝甲兵、工程兵、炮兵的尖子分隊和技術能手的比武彙報表演。
“北部灣事件”一爆發，羅瑞卿就建議著重抓航空工業，選擇空軍裝備作為突破口。1964年9月20日，為防止美國的核訛詐，他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呈送《關於首次核試驗時間的請示報告》，提出“以今年10月份試驗為最好”，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批准。10月16日，中國自行研製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他即向參加試驗的科研人員和部隊發賀電，勉勵大家“再接再厲，以竟全功”。由於對現代武器裝備巨大威力有深刻認識，對祖國的軍事科技實力不斷進步充滿信心，羅瑞卿曾熱情洋溢地說過：有了新的技術裝備，就可以“把任何侵犯的敵軍消滅在海洋、在天空、在敵人發起進攻的基地上”。
林彪認為，羅瑞卿的觀點有違自己提出的“四個第一”的“人的因素第一”，且知道毛澤東最反對“唯武器論”，就不作分析地強調：“不管現代武器和技術裝備怎麼發展，不管現代戰爭的打法怎麼複雜，戰爭的最後勝負，歸根到底，還是要決定於地面部隊的連續戰鬥，決定於戰場上的近距離搏鬥，決定於人的覺悟、勇敢和犧牲精神。”對於可能爆發的中美新衝突，林彪仍然堅持認為，“被侵略的人民用人民戰爭可以打敗美帝國主義，當前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在越南。美國把越南南方作為鎮壓人民戰爭的試驗場。美國進行這場試驗已經有好多年了，現在誰都可以看到，美國侵略者找不到任何辦法來對付人民戰爭。越南人民卻在反對美國侵略者的鬥爭中，極大地發揮了人民戰爭的威力。美國侵略者在越南人民戰爭中正面臨著滅頂之災。……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人民戰爭是對付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最有效的法寶。”
◆1964年6月，羅瑞卿陪同毛澤東檢閱北京、濟南軍區並觀看軍事彙報表演。圖為羅瑞卿向毛澤東介紹我國自制步槍的性能。
1965年9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林彪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二十週年》一文，囊括了林彪的上述觀點。當天，在首都各界人民慶祝抗日戰爭勝利二十週年大會上，羅瑞卿發表了題為《人民戰勝了日本法西斯 人民也一定能夠戰勝美帝國主義》的講話，其中有這麼一句：“今天報紙上發表的林彪同志的文章，又給我們提供了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戰爭理論的一個好教材。在這方面，我就不再多講了。”對於林彪不加分析地拔高人民戰爭，羅瑞卿是不以為然的。
羅瑞卿、林彪在人和武器重要性上的分歧，實質是在堅持人民戰爭指導思想的前提下，要不要發展尖端武器裝備問題，而不是要不要依靠人民群眾、反對不反對人民戰爭的問題。但是，林彪黨羽卻大潑汙水：“同一切機會主義者一樣，羅瑞卿的軍事思想是建立在唯武器論的基礎上的。他根本不相信群眾，不依靠群眾，反對武裝群眾，反對民兵制度，反對毛主席的人民戰爭的偉大戰略思想。中國赫魯曉夫宣揚什麼技術佔首要地位，技術決定一切。羅瑞卿則鼓吹有了新的技術裝備，就可以‘把任何侵犯的敵軍消滅在海洋、在天空、在敵人發起進攻的基地上’。他們用武器制勝論來反對武裝人民群眾，反對用人民戰爭來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妄想單純依靠技術裝備來戰勝敵人。這是典型的資產階級軍事思想。”言外之意，林彪是一貫堅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武裝群眾”的。
三、在積極防禦問題上，是“誘敵深入”還是“要把敵人頂住”？羅瑞卿認為，“現在條件不同了”，“要把敵人頂住”，“敵人進來就不好辦了”。林彪堅持說：“為了殲滅敵人，必須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主動地有計劃地放棄一些城市和地方，把敵人放進來打。”
毛澤東說過：“積極防禦，又叫攻勢防禦，又叫決戰防禦。消極防禦，又叫專守防禦，又叫單純防禦。消極防禦實際上是假防禦，只有積極防禦才是真防禦，才是為了反攻和進攻的防禦。”積極防禦，是建立在徹底消滅敵人的基礎上的，它的核心就是打殲滅戰。
對於積極防禦、儘可能打殲滅戰，羅瑞卿自然贊同，但對於“誘敵深入”則表示不願苟同，他曾反覆強調：由於原子武器運用於戰爭，遠程武器大量出現，“現在條件不同了”，“誘敵深入”極可能是誘敵人的火力深入，導致我們人地皆失。另外，“誘敵深入”可能正中某些敵人下懷，其採取“先發制人”的打擊藉口，還可能誣我“誘敵深入”。因此，“要把敵人頂住”，隨便放棄一些城市和地方會傷害這些地區人民群眾的感情，應該儘可能採取“堵水的辦法”，“敵人進來就不好辦了”。
今天看來，在新中國成立後，儘可能地維護國家領土主權、“要把敵人頂住”而不隨便“誘敵深入”，是人民軍隊的根本職責所繫。況且，“要把敵人頂住”和消極防禦也不能簡單劃等號，所以羅瑞卿的觀點無疑有其合理性。
一旦和美國在越南打起來，如何實施積極防禦，併力求打殲滅戰，林彪認為：“為了殲滅敵人，必須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主動地有計劃地放棄一些城市和地方，把敵人放進來打。只有把敵人放進來，人民才能用各種各樣的行動參加作戰，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那種害怕丟掉地方，害怕打爛罈罈罐罐，而分兵把口、處處抵禦的辦法，既不能消滅敵人，也不能守住城市和地方，這種辦法是我們堅決反對的。”對於羅瑞卿強調的“現在條件不同了”， 林彪反問：什麼條件不同了？無非是帝國主義有原子彈、核武器。這有什麼了不起！馬克思主義者從來認為，不管技術裝備發生什麼變化，革命戰爭的基本規律不會改變。“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戰爭的最後勝負，還是靠地面部隊的連續戰鬥，靠人的政治覺悟，靠人的勇敢和犧牲精神，靠步槍、手榴彈，靠拼刺刀，靠近戰、夜戰，靠幾十米內的搏鬥。在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中，不管敵人使用什麼武器，只要他們敢於深入我國境以內，我們就有了最大的主動權，充分發揮我們的長處和優勢，用各種方法打擊敵人，大顯人民戰爭的神通，叫他們有來無回。
羅瑞卿善意提醒林彪：“敵人進來就不好辦了”。林彪勃然大怒：這是公開散佈失敗主義、投降主義的濫調。你們的這種謬論，說穿了，就是怕戰爭，怕帝國主義，怕革命，怕丟腦袋。毛主席教導我們：“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統統是紙老虎，看起來氣勢洶洶，實際上是最虛弱的。如果他們有膽量對我們發動侵略戰爭，自己“送貨”上門，那就請吧！敵人來得越多，被消滅得越多，我們對世界革命的貢獻就越大，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天大的好事！
四、兩家爭鳴，誰是誰非？毛澤東表態：“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
面對種種爭論，林彪沒有采取交流、溝通的方式，而是採取了政治上打擊的手段。
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妻子葉群帶著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專機趕到杭州，單獨向毛澤東作了幾個小時的彙報。彙報的內容現在已無從知道，但從葉群幾天後在上海會議上的發言可以瞭解，林彪誣陷的內容至少包括：羅瑞卿要奪取軍權；羅一貫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存在單純軍事技術觀點等等。12月2日，毛澤東在閱看蘭州軍區黨委關於五十五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時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這裡所指的，就是羅瑞卿。毛澤東批評羅瑞卿“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實際上肯定了林彪“突出政治”的做法。在這場爭論中，毛澤東支持了林彪。
聯繫到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毛澤東支持林彪就不足為奇了。
12月8日到16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與會人員事前不知道會議的內容，開會時才知道是批判羅瑞卿。12月11日，羅瑞卿被突然召到上海，但沒有得到在會上申辯的機會。這次會議，確定了處理羅瑞卿問題的五條意見：“一、性質嚴重，手段惡劣。二、與彭、黃有別。三、從長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績。四、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五、領導有責。”“處理兩步走，調動職務，不搞面對面，冷處理。”不久，毛澤東同江西省黨政負責人楊尚奎、方誌純談到了羅瑞卿的問題，他說：“這個人就是盛氣凌人，鋒芒畢露。”“我也同羅瑞卿說過，要他到哪個省去搞個省長，他不幹。軍隊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調動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調到江西來。”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在對羅瑞卿問題上做了自我批評，“我是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贊成他。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呢。有幾次聽一面之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們做點自我批評呢。”
◆1965年11月26日，羅瑞卿(前排左二)到上海，陪同毛澤東接見柬埔寨王國軍事代表團。這是羅瑞卿最後一次陪同毛澤東接見外賓。
但是，毛澤東對林彪的觀點也是有保留的。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在十三陵水庫談到戰略防禦方針時，否定了林彪提出的“北頂南放”的防禦戰略，他在考慮失去蘇聯這個依託後，北邊是否還能頂得住。在談話中，他語重心長地指出：如果南邊放，他不進來，而北面又頂不住，怎麼辦？要防止敵人從中間突破，美國有可能搞空降兵，佔領北京；敵人有可能走八國聯軍的老路，從天津、塘沽進來。因此，他得出結論：敵人到處可來，應處處備戰，提高警惕，根據敵來勢，以決定主攻、主防方向。在這裡，毛澤東又實際上部分贊同了羅瑞卿的看法。
1966年春天，“文革”狂潮席捲全國，和林彪存在戰略問題爭論的羅瑞卿被戴上“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中國赫魯曉夫的代理人”大帽子，莫名其妙地和彭真、陸定一、楊尚昆硬扯在一起遭到殘酷批鬥。羅瑞卿挨批，使林彪的戰略觀點最終佔了上風，對人民軍隊的建設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損失。在“突出政治”的口號下，人民軍隊的軍事訓練、武器裝備發展嚴重滯後，對我軍現代化、正規化、革命化建設產生了非常不好的影響。1984年9月16日，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楊尚昆在《人民日報》撰文《人民軍隊在現代化道路上勝利前進》，文中感慨不已：“軍隊建設要以現代化為中心。我們的軍隊不搞革命化是不行的，但不搞現代化，就難以適應現代戰爭的要求，軍隊的戰鬥力就沒有物質基礎。過去一個長時期內，由於林彪搞‘突出政治’、‘政治可以衝擊一切’那一套，使我軍建設一度偏離了現代化這個中心，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它的流毒影響，至今還沒有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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