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怡
美国乒乓球队离开北京之后不久，1971年4月22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向尼克松发去口信，表态“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晤谈”，并建议由叶海亚·汗总统负责安排会谈的方式和程序。一周后，尼克松收到了这一信息，并决定派基辛格作为特使前往北京进行秘密访问。在美方设定好来访日程之前，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对美会谈的主要原则和注意事项达成一致，并在6月初中央工作会议上向200多位高级领导干部做了传达，统一了党内意见。
1971年7月1日清晨，基辛格带着一群随员登上飞机，开始了他自称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的亚洲之旅。在白宫内部，这次秘密使华之旅被称为“波罗一号”，以纪念13世纪前往中国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第一个星期里，一行人按照原定计划造访了南越、泰国和印度，随后在7月8日下午，当飞机降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之后，基辛格以“身体欠佳”为名从公众面前消失了。7月9日凌晨，他和随员秘密登上叶海亚·汗总统准备好的一架波音707专机，在4位提前抵达巴基斯坦接应的中国外交官陪同下，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当天中午，飞机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受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欢迎。9日下午4时，周恩来抵达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开始了双方为期两天的正式会谈。
在“尼克松旋风”的推动下，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的决议。与此几乎同时，基辛格第二次抵达北京，与周恩来进行了为期6天、历时近24小时的会谈，商讨尼克松访华问题的细节以及双方政府拟通过的联合公报初稿。为了给双方领导人的直接会谈创造有好的大气氛，同时又不放弃中国的根本利益，周恩来提议公报采取“各说各的”原则，“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基辛格对这种充满东方智慧的变通方法表示了钦佩。在会谈中，周恩来还表示：“掌舵者应善于迎潮水而上，不然有可能被潮水淹没。只有掌握时代精神，才能改进世界情况。”
基辛格的第二次北京之旅结束后，中美两国按照此前的商议，在巴黎建立了美国驻法大使馆武官弗农·沃尔特斯与中国大使黄镇之间的直接联络渠道，并通过这条“巴黎渠道”进行了45次预备会谈。随后又通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建立了“纽约渠道”。在前期会谈中，曾发生了一个插曲：美方希望通过电视信号向本国民众报道尼克松的北京之行，并提出会提供所需的通信卫星，中方只需协助建立地面接收站。周恩来当即批评了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他要求转告美国谈判代表：中国政府将出资租用美方所需的通信卫星一周时间；在租用期间，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方须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以同意，并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这三点意见体现了周恩来融原则性和灵活性于一体的高超外交艺术，受到美国代表的称赞。
经过历时三年多不懈的努力，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正式踏上了访华之旅。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在任美国总统对中国的访问，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总统对一个还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访问。上午11时30分，“空军一号”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受到周恩来的亲自迎接。尼克松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个时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当两人乘坐的汽车驶往钓鱼台国宾馆时，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评论道：“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历时一周的访问期间，周恩来不仅陪同尼克松进行了广泛的参观和游览，还亲自主持了5次首脑会谈，为《上海公报》的起草乃至双边关系的全面正常化确定了基调。日后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曾写道：“在1972年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是我获得的最深刻印象之一。他待人很谦虚，但沉着坚定。他优雅的举止，直率而从容的姿态，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但更重要的则是翩翩风度背后坚持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准绳的行事原则。如同国际关系史学家、《中美外交史》作者陶文钊所言：“这需要高瞻远瞩，需要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之中抓住本质。而在确认了国家利益后，要据此做出决断、采取行动，又需要大智大勇，需要把握时机、精心设计。”周恩来无疑以他的整个外交生涯做到了这一点，也为今天的中国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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