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张洪平
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是人文学科，并非科学，所以不严谨，对现实世界的指导意义有限。
应该说，这种观点的出发点并没有错，和所有人文学科一样，经济学也是从总结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开始的。这种方式注定我们没法像在实验室里一样，通过可重复的大规模随机双盲对比实验来验证某个假说。即便是已经为世人所公认的“定理”，也无法满足科学上“可证伪”的要求。那么我们还能有“科学”的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吗？
很遗憾，还真没有。经济学是什么？张五常说经济学是研究“人在激励条件下的行为”的学问。我认为这是一句高度概括性的总结。但是人是复杂的，不是完全理性的，时间不可逆，供决策参考的信息不完备，表面动机与深层动机不一致，等等。这一切决定研究“人的行为”并总结规律是非常困难的。
而科学研究要求结果是可重复的，可定量的，这也做不到。科学研究中，我们为了明确每个变量的作用，总是也只能假设其他变量都固定不变，只有一个变量改变，从而考察其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力。以经济学最核心的“需求定理”为例，在这张图中，研究者为了证明“价格”与“需求量”之间存在反比关系，把其他所有信息都忽略掉，这相当于假设商品是“完全同质”的。只有在这种高度抽象的情况下，需求定理才有解释力。而且这还是在做出了认定“成交量”=“需求量”这种无奈妥协的情况下。
但是，实际生活中这种假设能成立吗？所有商品都是“同质”的？那你就要忽略质量、忽略品牌、忽略产地，忽略不同时间点的不同需求。经济学给出了怎样的解释呢？他们说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曲线的“形状”和“位置”，来描述不同情况下“供求关系”。比如饥荒时期，即使价格贵我们也要吃饭，但会少吃，购买同样数量要花更多钱，花同样多的钱买到的量更少，这样需求曲线的斜度就会更陡峭，而且曲线要上移、左移，这样就可以得出饥荒时期的需求曲线。不过顺着这条思路走下去，你会发现，每一种商品，每一个细微的分类，在不同的时期，都需要一条单独的需求曲线来描述。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证明它是错的，一切不符合结果的预测，都可以归因于“初始条件不完备”，这就成了循环论证，而不具备“可证伪”性。同样的，这也使得传统经济学中“求最优解”成了一个笑话，是只存在与黑板上的逻辑游戏，这条路注定欲走越窄，有一个“极限”。
而且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仅无法把商品分解抽象成一个个单独的属性，而且我们行为与环境的互动，前后行为的相互影响，结成了一张相互勾连交错的大网，使得经济学研究的难度提升到无法通过简单的公式推导能解决的程度。我在这里想举两个例子来描述这种复杂性。
第一个例子是生命工程，基因对性状的影响。我们知道，生命的性状由基因和环境共同决定，基因是内因，决定生命会长成什么样，环境是外因，决定生命能不能长成这个样。其中基因对性状的影响，有时是单个基因决定单个性状，有时是一个基因决定多个性状，还有时是单个性状由多个基因共同决定。这使得研究基因作用的难度以几何级增加，即使依靠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辅助，我们对基因作用及多样性的认识还停留在很肤浅的层面。
第二个是人工智能AlphaGo。AlphaGo应用的围棋领域，每个格有“黑、白、空”三种状态，围棋棋盘是19*19的正方形，有361个格，所以从数学角度讲，围棋的复杂度（状态种类）是3的361次方（3^361），远超人类现有技术能力。所以AlphaGo只能放弃对准确结果的追求，采取一种更实用的平衡“概率”与“价值”的思维模式。而人类有约31.6亿个DNA碱基对，部分碱基对组成了大约20000至25000个基因（有不同说法），每个基因和其他基因是如何配合或制约的？涉及多少种变化的可能？这里面的数量级已经超出了人类想象力的范畴。即使未来有量子计算机或别的更强大的计算工具，我也不认为它能计算出每个人的“人性”在下一秒会作何选择。
人自身尚且如此难以捉摸，再加上外界纷繁变化的环境影响，要用一种机械论的、公式推导的方式来预测人类行为，比大海捞针还要困难亿万倍。用演绎逻辑的方式，在联系密切的事物之间进行推理，其结果是非常可靠的。但是随着作用链条越来越长，发挥影响的因素越来越多，这种方式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准确率随时间和距离的增长而快速下降。
人文学科的研究我认为可以类比气象学研究，你一方面要从基础物理的角度研究天气变化的原因，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扎到研究分子层面中去，反倒可以从宏观层面总结模式变化。即使我们对气象学的根本动因现在了解得非常详细，但要预测以后的天气变化，正确率随时间变长会快速下降，最终我们还是要借助历史资料来修正预测。经济学研究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提炼出一般论，但你不必也不能研究一个人当时为什么做这个选择，他的心理是怎么想的，反倒可以从宏观的人群中去追寻行为模式，从历史中去总结人性。
所以我认为，研究经济学的方式，现在我们已经顺着演绎逻辑的方向走得太过了，需要增加采用归纳逻辑的方法。 具体要怎么办呢？比如已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丹尼尔·卡尼曼、理查德·泰勒，他们比起“黑板经济学”，认为“行为经济学”才更接近人类的真实情况。在行为经济学中，我们更多地研究“事与愿违”的情况，研究人的“非理性”行为，因为这包含了人的“动物性”，是我们在（至少）数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积淀下来的行为模式。“系统1”不会去管你的理论是否正确，只看结果实不实用。
这个过程不跟你讲道理，但在自然选择机制下存活延续下来的物种，都自然而然地符合生命领域的“经济学”。突变是随机的，但自然选择会把不适合的形式淘汰掉。
自然界如此，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领域同样如此。你可以设计千奇百怪的船型，但大海会把所有不能适应海洋环境的船型淘汰掉，最后剩下的都是流线型船身、浮力大于重力、稳心高于重心的船型，世界上所有的船都长得大同小异就是这个道理。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并非主张传统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孰优孰劣，也不是说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孰高孰低，而是应该全面地看待两种思维模式各自的优缺点，在现实世界中综合地加以整合运用。他们都是工具，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你如果非要用锤子去锯树，那就会很累，效果也肯定不好。
只有因地制宜地运用不同的工具，我们的世界观才能更完整，看待事物的眼光才能犀利，观点更有洞见，预测更准确。閱讀更多 宋鴻兵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