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是饥饿，味蕾愈是发达。老右派们饿着肚子在牛棚回忆美食的滋味、做精神会餐的时候，我这个乡村的小屁孩，也曾听到过一场关于食物的对话。那是几个来我家串门的老太婆们在闲谈。
甲问：“毛主席吃的是什么东西哦？”
乙答：“肯定是餐餐吃肉！”
丙质疑：“未必餐餐都有肉吃！”
老太婆们没有读过书，他们应该不知道晋惠帝那个“百姓无栗米充饥，何不食肉糜”的典故，只是吞咽着口水，做些有趣的判断。其间有麻雀在檐下嬉闹，它们因为和饥饿的人群争食，曾被作为天敌大规模捕杀，现在又强势地穿插进人们关于美食的谈话与想象。
老太婆们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我这里不是问题。因为我关心的不是毛主席吃什么，而是我自己吃什么。饥饿好像不仅仅是大跃进时期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都是艰难困窘，饥馑荐臻。我的父母常常感念一个姓肖的人，他在大队油厂当保卫，油厂周围种了很多南瓜，他看我们一家人饿得不行，就给了我们很多南瓜，帮我们度过了饥荒。我记得小时候吃的饭里，放了很多野菜，极难下咽。那种野菜可不是如今我们餐桌上那珍馐一般的美味，那时候没有任何调味品，最基本的油和盐也非常短缺。学校搞忆苦思甜，煮了野菜让我们吃，我倒是觉得那比我家里平时吃的要好，因为那里面有油有盐。有一次我去一个叫沈伦乾的同学家里玩，我和他两人吃饭，他炒了一个莴笋，我觉得非常美味，他解释说：“因为我放了很多油。”
我读初中的时候，学校离家七八里，午餐往往难以解决。到学校食堂吃饭，需要买菜票饭票，可是一般学生家庭买不起。一些同学就自己带，但是我家里有时候没有饭，有时候没有菜。于是有的时候只好干饿，有的时候就只带了一碗饭，到了中午，又冷又硬，将就着慢慢咀嚼，那时候真希望有一点盐啊！而学校食堂这时候会飘出菜肴的味道，大多时候是煮冬瓜，因为里面放了桂皮，香得我直流口水。多年以后我都很怀念这冬瓜的香味，成家后还特意做过多次，放进去很多香料，可就是没有初中食堂的香，虽然我没有吃过，只是闻过。
在我人生的早年，第一次品尝到美食，是我母亲带我到姑婆家里去。姑婆孤身一人，住在一个茅棚里，我们在她家吃饭，吃的是白米饭，没有放野菜，这已经足够奢侈；而更动人心魄的是，那个小桌子上居然有一小碗大蒜苗炒腊肉。这道菜我过去也不是没有尝过，那往往是家里来了极重要的客人才会上这道菜，那可是请客人吃的，我们每人只能吃一小片，这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家里的弟兄姐妹个个脸皮薄，没有谁胆敢把筷子伸进去两次。可是今天，姑婆一直给我往碗里夹肉——我的神啊，你怎么就肯如此眷顾我啊。
还有一次品尝美食，是我已经上了高中，那是1976年吧，学校组织我们到很远的江滩芦苇荡去收割芦苇，当地农人把这种劳动称为下柴山，我们则因其异常艰苦，叫做柴山战斗。用镰刀割芦苇，小手常常要起血泡；用扁担挑运，稚嫩的双肩往往红肿；一不留神，脚板就被刚割出的苇尖刺破，鲜血直流。晚上则睡在用芦苇支起帐篷里，因为辛苦，学生都睡得死沉，尿床的就特别多，里面腥臭无比。吃的东西更别提，在那样的荒滩野外，露天支起的大锅里，煮出的饭大多夹生，菜就更糟，水煮而已，排到后面的就没有了。我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再苦再累也得撑着。班上有个同学，叫朱崇明，他爸爸是镇供销社的，家境比我们就好一些。战斗结束那天，朱崇明嘱咐我和他一起走，原来他爸爸给他卤了很多千张（就是豆腐压成的豆皮），他想和我分享。漫漫长途，两个疲惫不堪的少年，因了这美味，变作了愉快的行旅。
七十年代后期，日子稍稍好过了一点，我父亲就想方设法制作菜肴。他把芝麻和着盐捣碎，用来下酒，把大蒜梗用盐腌制成下饭菜，用竹片自制了一种夹子，去邻村水稻田里捕捉鳝鱼。还有一种美味，就是我们的堂前屋后都有很多堰塘和沟渠，里面有很多乌龟甲鱼，有时候还爬到我们家里来，但是村人都不吃，说那是叫花子才吃的。等到改革开放，城里人以昂贵的价格收买它们，仿佛一夜之间，它们就统统不见了。村人再想吃，已经吃不起了。唉，如果时光倒流，俺肯定不再傻，肯定天天吃甲鱼乌龟。早年的饥饿，培养了我对美食的恋恋不舍，时至今日，只要美食当前，依然食指大动，且常常忘记停杯投箸，一如暴饮暴食的苏曼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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