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戰爭並不像歐洲歷史上的許多戰爭那樣持續時間上百年，但是它的影響卻覆蓋了諸多國家及許多方面。接下來看看此戰的意義都有哪些。
歐洲歷史的轉折點
1494-1559年的意大利戰爭是歐洲歷史的一個轉折點。這場戰爭的重大意義，不僅在於它直接導致了意大利城邦國家體系的覆滅，而且在於它揭開了近代歐洲第一輪霸權戰爭的序幕，標誌著此後法國與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和奧地利之間長達300年之久的爭鬥的開始。圍繞著意大利戰爭所發生的政治和外交表明，法國和西班牙爭奪意大利、進而問鼎歐洲霸權的努力，使歐洲其他主要國家相繼捲入這場歐洲範圍的爭奪，在客觀上促成歐洲政治經濟中心由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一個以西歐為中心的歐洲國家體系初步形成，為1648年最終確立的威斯特伐利亞國家體系奠定了必要的基礎。
歐洲主權地位加強
查理五世的歐洲霸權計劃失敗，正在興起的近代歐洲民族國家如法國、英國等國的主權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查理五世的七零八落的帝國所面臨的是法國這樣的領土和政治基本統一的民族國家與中央集權國家，這些國家的社會各組成部分已圍繞經濟 、政治和民族利益而基本團結起來，初步形成了民族意識，反對外來威脅，並在此過程中進一步增強了作為主權國家的凝聚力。與此同時，德意志新教諸侯反對皇帝的鬥爭已帶有明顯的民族主義感情，這種民族感情與法、英等國的正在興起的民族主義互相影響，促使歐洲國家獨立和主權地位的逐漸增強，推動歐洲國家間關係進一步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而不再是走向統一或帝國的方向，西歐大國間開始形成一種政治均勢。法國等歐洲國家和新教諸侯意識到，歐洲大陸不能是一個只有一個大國居於主宰地位的政治結構，雖然佛朗西斯一世及其同時代的君主並沒有在理論上闡述均勢的原則，在但卻在反對查理五世的戰爭中大力推行並實踐著這種政策，這對後世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歐洲國家在意大利戰爭期間和戰後所展開的外交折衝表明，歐洲國家已日益從本國立場出發考慮對外關係，均勢以及在其基礎上的結盟外交成為實現對外政策目標的一大重要手段。
城邦外交代表制度
戰爭推廣了意大利城邦國家體系的那種常設外交代表制度，從而開始將歐洲各國納入一種多邊國際政治結構。隨著意大利戰爭的展開，歐洲各國間逐漸採納意大利城邦國家體系的常設外交代表制度，意大利城邦與歐洲國家之間、歐洲主要國家之間通過常駐外交代表進行經常性聯繫的做法普遍化了。到戰爭的第二年，威尼斯向歐洲大國全都派遣了大使，佛羅倫薩在法國和西班牙有它的常駐代表，連一向惟我獨尊的教皇國也先後向奧地利、西班牙、法國和威尼斯派遣了大使。就歐洲主要國家而言，1495年《威尼斯條約》後，西班牙率先擴大外交機構，相繼向威尼斯、米蘭、英國、奧地利派遣了常駐大使；奧地利先後在羅馬、威尼斯、米蘭、馬德里、倫敦有了常駐代表；法國向教皇國、威尼斯和米蘭派遣了大使，它對其他國家興趣不大，如英王亨利八世(Henry Ⅷ ，1509-1547)曾在1514年建議英法互換大使，但直到1518年法王佛朗西斯一世才予同意 ，因為此時的法國需要藉助英國來抗衡西班牙和奧地利；英國從1505年起先後向奧地利、佛羅倫薩、米蘭、尼德蘭、法國和教皇國派遣了常駐大使。歐洲各國互派常駐外交代表，加強了彼此間的交流與聯繫，加深了相互瞭解，促成了許多談判， 縮短了一些戰爭的過程，促使其相互關係開始成為一種多邊的國際政治聯繫。
歐洲佔據主導地位
意大利戰爭所展現的政治和外交表明，歐洲政治經濟中心正日漸由地中海向大西洋沿岸轉移著，歐洲國家逐漸在近代國際政治經濟關係中佔據主導地位。隨著戰爭的持續、蔓延和展開，歐洲其他主要國家英國、瑞士、德意志諸侯國、土耳其等相繼捲入，交戰場所從意大利半島向著歐洲大陸擴展並轉移，逐漸捲入了大西洋沿岸的英吉利海峽與萊茵河流域、中歐地區的多瑙河流域以及地中海東部和北非沿岸等廣大地區，意大利戰爭成為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歐洲大戰。大西洋沿岸各國愈益成為歐洲外交舞臺的主角，決定意大利戰爭進程及其後的歐洲政治平衡的，不再是地中海地區的意大利城邦國家和土耳其以及中歐地區的神聖羅馬帝國和德意志諸侯國，而主要是大西洋沿岸的西班牙、法國和英國。這說明，到戰爭結束之時，西歐已成為近代國際關係的中心舞臺。另一方面，隨著航海技術的出現和新航路的開闢，意大利的商業地位開始削弱，西歐各國在商業和貿易領域的優勢地位逐步確立，各國間的經濟聯繫日益緊密，經濟史家所說的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體系正在形成，歐洲的商業貿易中心也在向北大西洋沿岸的尼德蘭地區和英國轉移著。因此，意大利戰爭還在客觀上促成了歐洲經濟中心從地中海向大西洋的轉移，從而為建立以西歐為中心的歐洲國家體系準備了一個多邊經濟交往框架。
發展法國民族經濟
法國為支持曠日持久的對外戰爭，必須發展民族經濟。王國政府尤其重視鑄炮業、造船業和印刷業，金屬的生產受到刺激，採礦業日見興隆。為了運輸礦石和各類原料，政府開鑿和加深運河，築路架橋，保障商路通暢，限制地方關卡，促進度量衡的統一，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得到了改善。里昂的銀行家准許國王從他們的金庫中提取現款，以應付戰爭需要。弗朗西斯一世在倡導、鼓勵工商業活動的同時，改革國家的財政稅收。1523年王室領地的收入和稅收集中到御庫，1542年設置稅務局。政府得以豢養一支兵員眾多並因薪餉優厚而忠於國王的職業軍隊，還可支付1.2萬名官吏的俸祿；法國形成了歐洲各國中最龐大的和有效的行政機構，鉗制、削弱了地方貴族的特權。戰爭的需要有利於君主加強對御前會議和巴黎高等法院、的控制。自弗朗西斯一世起，國王的詔書以“此乃朕意”結尾，表明君主已凌駕於上述諮詢、司法機構之上。凡此種種都促進了法蘭西的民族統一和君主制度下的中央集權。發端於路易十一時代的法國專制君主制成功地經受了意大利戰爭的考驗。
改變意大利政治地圖
1559年的卡託一康佈雷齊和約，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意大利的政治地圖。此時意大利眾多的邦國大體上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西班牙統治的邦國和地區；第二種是獨立的邦國，第三種是名義上獨立實際上依附於西班牙的邦國。諸邦國的政治制度五花八門，各不相同，威尼斯、熱那亞、盧加保存了城市共和制；教皇國是神權統治；其它多數邦國都實行君主專制。不論實行什麼政體，各邦國的軍政大權都操在國君手中，等級代表機構近乎沒有。在經濟上，各邦國政府都實行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對輸入貨物課以高額關稅，鼓勵地方產品出口，給企業主一些貸款和特權，同外邦簽訂有利的商約，吸引外邦的專門家移住本國。但是，在整個封建割據體制的束縛下，這些政策收效甚微。加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戰爭，使意大利又遭到一次巨大的破壞，外國軍隊蹂躪了美麗的國土，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難以估計。戰爭結束後，城鄉滿目瘡痍，工農商各業處於蕭條狀態，14、15世紀的經濟繁榮為16世紀的衰落所代替。
改進火器廣泛使用
意大利戰爭期間，經過改進的火器(火槍和輪式炮架青銅火炮)首次得到了廣泛使用，炮兵首次參加野戰和堡壘、設防城鎮的攻防戰鬥。對要塞經常採用圍而不攻的戰術。野戰軍隊用於為受敵圍困的據點解圍。攻擊要塞時，首先構築圍攻線，而圍攻線必須設在要塞防禦工事炮火射程之外，爾後構築土木工事組成的阻援線。只有在這之後，才逐步展開攻擊。意大利戰爭證明，僱傭軍是不可靠的，其戰鬥力多半取決於交戰國的政治和經濟狀況，取決於僱傭軍的民族特點和是否及時發放薪餉。意大利的歷次戰爭還證明，政治形勢決定戰略局勢，而軍事行動卻不能對戰爭結局發生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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