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上世紀80年代，醫藥代表帶著光環進入中國，眾多醫生脫下白大褂加入這支隊伍，成為中國第一批醫藥代表，但現在，醫藥代表與此前光景相差甚遠，很多醫療機構甚至貼出了“醫藥代表禁止入內”的字樣。
據醫蟹調查數據顯示，60%的藥代有轉型想法，44%的藥代正在為轉型做準備。僅一年時間，40歲以上的醫藥代表佔比銳減，從2016年的9.6%降低到了2017年的不到5%。
尷尬的日常
同為醫藥代表的林宗月則用“草木皆兵”形容自己的日常。“有一次，我去拜訪醫生，給醫生回覆一下關於我們公司藥品使用上的某個細節，談得比較融洽，醫生親自把我送出門，沒想到這位醫生遭到舉報，也直接影響了我後續的拜訪。”
同月，北京市衛計委和北京市中醫管理局聯合發佈了《關於推進和規範衛生計生系統行風建設管理的通知》。
從業人員減少
引進醫藥代表主要是當時的醫生對新藥瞭解很少，需要公司派專業人員指導醫生使用。最初的醫藥代表在推廣模式上，主要靠專業媒體廣告、繼續醫學學習、循證醫學組織、KOL集群建設、科研課題開展、學術會議營銷以及適應症拓展等。
後續隨著跨國藥企陸續進入中國，本土藥企爆發式增長，大量仿製藥上市，而且藥品定價制度不完善、法律法規不健全，在2000年左右，越來越多的醫藥代表採用了“帶金銷售”模式，這被認為是推高藥價的推手，後成為重點打擊對象。
與此同時，在兩票制、仿製藥一致性評價、按病種付費等政策影響下，醫藥代表普遍心理壓力較大，收入也隨之減少。
據醫蟹數據，2017年醫藥代表平均月收入7682元，相比2016年底的9115元，每月平均收入減少1500元，年薪減少20000元。此外，月薪在5000元到8000元的醫藥代表，2017年相比2016年增加了8%，而月薪在11000元到15000元的醫藥代表則從2016年的21%降到了現在的10.4%。
另據醫蟹數據，醫藥代表的主力軍為25-33歲的青年人群，整體偏年輕化，40歲以上的醫藥代表佔比銳減，從2016年的9.6%降到了2017年的不到5%；60%的代表有轉型想法，且有44%的醫藥代表正在為轉型做準備，也有部分醫藥代表還處於迷茫期，表示走一步看一步。
不僅中國醫藥(17.870, -0.03, -0.17%)代表在減少，日本也出現了類似現象。
有業內專業媒體參考自日本MIX醫藥榜、日刊藥業統計顯示，日本醫藥代表人數連續4年減少，從外企來看，輝瑞、默沙東、諾華、禮來、拜耳、GSK、勃林格、賽諾菲在2013年3月時，在日本MR總人數為15530人，到了今年3月，統計結果為12968人，減少了2562人（減少16.5%）。
行業洗牌
上述帶金銷售是指藥品生產企業給予零售終端店員的銷售提成，也指企業根據醫生開具該藥品的處方數量給予其相應提成回報。
自2013年葛蘭素史克（GSK）在中國涉嫌經濟賄賂以來，“帶金銷售”作為行業“毒瘤”已成顯性態勢，諸多製藥企業、醫療衛生系統人員紛紛落馬。國家對帶金銷售也加大了整治力度。
2016年7月，原國家衛計委、發改委等9部委聯合下發《2016年糾正醫藥購銷和醫療服務中不正之風專項治理工作要點》，其中“嚴厲打擊”出現四次之多。
2017年10月，中辦國辦印發《關於深化審評審批制度改革鼓勵藥品醫療器械創新的意見》指出，禁止醫藥代表承擔藥品銷售任務，禁止向醫藥代表或相關企業人員提供醫生個人開具的藥品處方數量。
在這一系列合規要求下，醫藥代表行為也在朝著學術化等發展，在史立臣看來這也是職能的迴歸。
歷時五年、七易其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2015年版）》，正式把“醫藥代表”納入新職業，並定義為“代表藥品生產企業，從事藥品信息傳遞、溝通、反饋的專業人員”。在廢除“以藥補醫”的大趨勢下，對醫藥代表的“新定義”也更加符合政策導向。
（文中醫藥代表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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