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被无数文人墨客写滥了的题目。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我的乡愁，也迥异于曾读到过的所有乡愁。每每读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余光中的“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等诗句时，思乡之情也会被触动。有时，禁不住循着父辈的足迹溯游，却发现家族史的信息很是寥寥，隐隐的失落感弥漫心头。
乡愁
小时候听父亲讲古，说祖上是山西洪洞县人。明朝洪武年间大移民时，弟兄四个被迫分离，一支留在老家山西，另两支去了河北、山东，而我们老大这一支，则去了陕西神木县一个叫高庄的村子。年少时好遐想，觉得神木的名字很美，难道是一个遍地神奇树木的地方吗？后来，遇到一些走村串户的乞丐，很多来自府谷与神木县，因年少幼稚，遂觉得自尊心有一点点受伤，小学时代需要填籍贯时，会悄悄填上山西，同时会有一种恶作剧般的小得意。近年浏览了一些大槐树下移民的文章，读到他们被反绑着双手结队离开故土的章节，心里竟有一丝隐隐的痛。在一道粗暴的行政命令下，离开了生生不息的故土，那是怎样的一种一步三回头的不舍？弟兄四个就这样天各一方成了永无相见之日的路人；也很惊异祖先，这么惊心动魄的分离，竟然没有只言片语的文字记录，只有口口相传的零散信息，徒然引发后人的怅惘。是战乱、频繁的迁徙、抑或祖先是目不识丁的草民？洪洞大槐树、神木高庄，只能在梦里仰望了。
在爷爷的曾祖父辈上，又从神木迁到鄂尔多斯东胜县，一个叫“罕台庙”的地方，据堂哥讲，罕台庙埋着从爷爷的父亲上溯至崔家的四代人，推算起来大致应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是被走西口的大潮裹挟至那里的吧？多年前和同学在一起吃饭，一位嗓音条件不错的同学即兴唱了一段《走西口》，曲调有别于现今流行的各种版本，前奏是大段的“哎嗨、哎嗨……”，唱得回肠荡气，听得我们感伤不已，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看来走西口人的后裔，冥冥中，和祖先还是有某种感应的。但是这个隔着一条黄河，不到两小时路程的罕台庙，对我们来说依然陌生。这可能和祖父的早逝有关，他不到六十岁离世，至今已有六十个年头了。那时人们受交通、经济条件的诸多制约，所有路程都分外遥远；而今有了条件远游时，随着父辈的离世，似乎又是山一重、水一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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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祖父赶着毛驴车，领着一家人越过黄河、越过阴山，迁到了离固阳县城十多公里，一个叫羊场卜子的小村。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个小村依旧贫穷，人们居住在多年洪水冲击形成的沟崖上，挖个窑洞便是家，虽然有玻璃窗户，但对面几丈高的土崖挡住了阳光，屋里整天暗无天日。听父亲说，他对这次的迁徙的居留地很不满意，提议再度迁徙，但祖父母及大伯非但不采纳还责怪他“事儿多”，那时的父亲只有十六七岁，自然人微言轻，无可奈何。不久，村里来了土改工作队，他们很喜欢识字的父亲，土改结束撤离时就把他带走了。父亲工作的第一站，是一个叫四子王旗的地方，那里土地肥沃，百姓生活相对富足，多年后父亲每每提及都啧啧称赞：好地方呀！土改结束后，父亲被分配到石拐矿区畜牧科工作，当上了堂而皇之的干部。成家后，逐渐有了我们姐妹三个。
那时父亲因为年轻能干，很快被组织列为区长（街道办主任）候选人，但派人到村里外调时出了差子。父亲参加工作前，村里有一个老头是一贯道的点传师，某次一贯道要在爬榆树村聚会，老头恰巧生病了，就托年少的父亲去替他开会。因为当时一贯道还未被定性为反动会道，只是许多会道门的一种；又因为离家去玩儿的机会少，父亲出于好玩儿的心里，就兴冲冲地去开过一次会。结果外调时村里有人故意说了这件事，父亲提干的事泡汤了，这件事也成了他以后一个抹不掉的污点，没有资格进入先锋队组织，也就没有了仕途发展的任何空间。父亲一度心灰意冷，又加上六零年出现的大饥荒，他回乡的念头愈来愈坚定，就不断地递交辞呈，希冀离开这个让他觉得窝囊的地方，但一直未获批准。到了一九六二年，饥荒的形势渐渐好转，父亲已经放弃了回乡的想法时，组织却突然批准了他的退职申请。无奈之下，父亲领着全家，选择了固阳县白菜沟村落了户。那一年我六岁，大妹五岁，小妹仅一岁。弟弟还未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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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菜沟并不是一个盛产白菜的地方。据村里老人讲，过去沟里住过一个名字发音近似白菜的蒙古人，白菜沟据此得名。至于这位老人是什么时候在村子里住过，恐怕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的逐渐凋零，也就永远不会找到答案了。村人从陕西、武川、准格尔旗等地移民而来，大多是世世代代目不识丁的庄稼人，文化落后、民风淳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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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是孩子，快乐是主旋律。夏天跟着小伙伴采山丹花，挖醋溜溜，沙奶奶，辣麻麻，跟着成群结队的村里人上山打樱桃。秋天摘面果果……，把山里的滋味尝了个遍。
父亲也凭着自己的聪颖顽强、自学不辍，几年后成了远近闻名的乡村医生，那时叫赤脚医生。因了当时广泛推行的合作医疗，村里人看病不用掏钱，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得到了遏制。到六十年代末，撂孩子的事就几近绝迹了。不讲卫生的陋习也有了很大的改观。随着那个激进年代的结束，恢复高考后，我们一家姐弟四人通过高考，相继离开了那个当年极力逃离而现在又无比怀恋的小村，先后落脚在城市，有了稳定的谋生之所，也有了自己的家。父母一天天老了，留在那个无任何亲人的小村有诸多不便，在时隔二十六年后的一九八八年，再度搬迁，来到了我们生活的城市，置了宽敞明亮的房子，过着衣食无忧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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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逝、光阴荏苒。写这篇文字的时候父母也离开了我们。人老了爱怀旧。虽不是生于斯却是长于斯的白菜沟，留下了我们成长的脚印，有着数不清的鲜活记忆。那口离家门口不远的老井，姐弟四人知识的启蒙小学校，满是鲜花和果树的柴门小院，那群鸽子，那片枸杞树，母亲辛勤劳作的菜地，来找父亲看病的乡亲们……无一不勾起我们无尽的怀想。
一部不断迁徙的家族史固然让人唏嘘，令后人们有不知从哪里来的困惑，这里面有无法抗拒的时代印迹，但我想，更多的是与命运抗争的精神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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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应聘到神木县一家大型煤化工企业，这是第一次踏上祖先曾经的家园。每天从居住地到现场，沿途苍绿的山色（人工植树），光可鉴人的柏油路，路两边的绿化带，不过二十多分钟的路程，路边竟然座落着两家大型煤化工企业，显然因了煤的开采，此神木已非彼神木了。当时很想去高庄祭拜祖先，拜望族人。但我始终没鼓起勇气，不知该怎么向族人介绍我自己，贸然地走近感觉很是唐突，思量再三放弃了。工程结束后，我怏怏返回包头。看来我是个没出息的后代，只能再找个合适的时机去圆梦了。
作 者
崔玉荷，女，包头电力系统退休职工。爱好文学多年，有零散作品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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