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域歧視的話題裡，“蘇北”一詞長盛不衰，讓當地居民至今仍然揹負著不屬於自己的精神負擔。刻板印象的力量是強大的，“剛波寧”的調侃已經瀰漫到了全國各地，乃至與江蘇無關的內地。
剛波寧在哪裡
其實作為東部沿海地區，蘇北的經濟實力在全國來講都算強的。即使民風有落後的地方，比如鬧新娘，也只能說是全國性的通病，並不是一城一地的特殊之處。然而“蘇北人”這個名聲還在互聯網時代被意外地炒熱了。
今天的文章就來聊一聊“蘇北”的不良刻板印象是如何形成的。
江北與蘇北
文化上，江蘇可以分為中原文化、江淮文化、和吳文化三塊。行政上，江蘇才分為蘇北、蘇中、蘇南。這二者有所聯繫，但並不完全重合。
南京和南通由於高度混合的文化
是兩個特別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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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值得一提，也是圍繞“蘇北”這個概念爭議最大的地區，是江淮文化/地區。這個文化圈西起安徽，東至江蘇，沿淮海一路向東流，向北是徹徹底底的北方，向南是徹徹底底的南方，自己則是一片南北混合的文化區域。
由於黃河和淮河的不穩定
“蘇北”在一個很大的範圍內大幅擺動
（可橫屏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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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總體來看，江淮仍然屬於南方。只是這個地區在江蘇的特殊之處在於，其更北的徐州、宿遷、連雲港，已經到了真正的北方。
徐州的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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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一個徐州人，僅僅出於文化，更容易跟山東人打成一片，而且徐州也有暖氣。由此，處於中間地帶的江淮人由於來自北方的影響，和吳地居民的生活習慣差異被無形拉大，也形成了雙方的對立。
雖然這一混合區域有相對獨特的文化
但形成一個聯繫緊密的經濟區尚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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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際上，正是因為江淮中間地帶的存在，人們其實很難定義真正的“蘇北”是什麼，也就有了很多認為自己被無端鄙視的抱怨聲音。
如果我們認真定義所謂的“蘇北”這個概念，會發現劃分蘇北的方式其實有三種：以南北劃分、以長江劃分、以文化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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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雖然在外地人看來這種說法合情合理，很多江蘇人卻並不認可這種說法，揚州人自己更是不同意。
第二種是看長江，江北即是蘇北，江南才是蘇南。在蘇南至上海的民間，江北人和蘇北人基本是劃等號的。但“江北”一詞過於歧視，逐漸地在正式場合被淘汰，“蘇北”的定義就又模糊了起來。而且，如果以長江來劃分，那南通市這個緯度與常州的城市對自己的蘇北身份又要表示不滿了。
除了長江南北，長江東西也是有不同的
第三種是看“含吳量”，這才是江蘇人最接受的方式。就算人在江北，只要講的一口吳儂軟語，也會被認為是江南人。這種地理位置與文化之間的撕裂，在南通市最有體現。
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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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語區內部也是頗為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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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歷史上常州人曾經向南通移民，所以在南通的東南角形成了一片吳語區。講啟海話（吳語）、通東話（吳語）是南通人就稱呼講如東話（江淮官話）、如海話（江淮官話）的南通人為“剛波寧“。而兩地的最短距離，不過二十幾公里，只是一個北上廣白領平時上班通勤的距離。
然而，國內的省界、甚至市界劃分基本上都是犬牙交錯的，內部文化分裂並不足以完全解釋“蘇北”一詞的過度流行。
南通還真是個混合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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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是蘇北的原罪嗎？
在談論起為什麼總有人看不起蘇北的時候，最確鑿的“證據”，就是蘇北蘇南的貧富差距。
如果對比江蘇省內的GDP、人均GDP、基礎設施等硬指標，蘇北是遠遠不及蘇南的。但問題在於，不僅蘇北，中國的絕大部分地區，都難以跟蘇南一較高下。
蘇北經濟雖然比不上蘇南
但還是比廣大中西部發達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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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錫常的人均GDP在都在2萬美元左右，差不多是連雲港、徐州等市的二到三倍，下游的上海也是太湖平原的成員。整個地區富裕得如此密集、文化又極為統一，對外產生同仇敵愾的感覺，似乎也是理所應當。
然而這還是不足以成為“蘇北”一詞格外出跳的理由。談及省內的貧富差距，另一個富裕省份——廣東，其內部貧富差距就要比江蘇大的多。
廣東核心城市的省內首位度
明顯要比江蘇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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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東，深圳市2.5萬美元的人均GDP是梅州的幾乎6倍，粵東粵西粵北等地都是連綿的山區，交通不便經濟落後，和珠三角的實力差距不亞於蘇南蘇北之差。而且廣東省境內廣府、客家、潮汕文化差異極為巨大，互相之間連講話都聽不懂，差異比中原、江淮、吳三大文化只多不少。
語言和文化差異也是相當之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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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從未聽說過“深圳人看不起粵東粵西人”的傳說，在廣州也較少有這樣的排外口徑。
要找到蘇北成為蘇南乃至全國人民口中的落後地區的理由，還需要從更久遠的歷史角度尋找答案。
江北難民
之所以偏偏看不起“蘇北”，要蘇南人和上海人說，還不是因為蘇北來人太多了。
由於種種原因在家鄉難以繼續生存者，往往會背井離鄉流向經濟發達的地區討生活。由於外流人員素質低、文化不適應等原因，他們很容易就與本地居民產生矛盾。
上世紀河南人大量走出家鄉，留下了偷井蓋傳說；如今東北人外流嚴重，曝光東北人種種不文明事蹟的視頻也開始大量出現，都是這個原理。
偏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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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北人慘遭歧視的原因也不例外。他們在蘇南和上海早年間的形象，多是以難民身份出現。
1855年黃河改道之後，依賴運河與黃河的江蘇北部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在1911年、1921年、1931年都發生了大洪水，蘇北生靈塗炭，只好南渡找機會。
從蘇北改道至魯西北
是黃河最近一次大規模改道
其後又有反覆，沿岸受災甚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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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患之後，又是戰亂。到了40年代，抗日戰爭結束就是內戰。來自長江以北的難民再度大量湧入蘇南和上海。
難民一群一群地渡江而來，沒有資本、語言不通，卻要養活一家老小，只能從事黃包車伕、搬運工、理髮師、搓澡工等非技術性工作，在江南優雅的士紳看來自然就是“低端”。
1946年常州的黃包車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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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到了和平年代，蘇北人還是喜歡往蘇南跑，距離近是一個極大的優勢。富可敵國的江南就在省內，跨過江就是，清明還能回老家掃墓，換誰也抵擋不住這份誘惑。
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記錄，時至2000年，江蘇省內流動人口的數量仍然是省際人口流動數量的三倍。當時在江蘇南部，本地人每接觸四個外地人，就有三個是蘇北人。
除了強勁的蘇南
徐州、南京也有各自的區域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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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湧入的外來人口，還是貧窮的外來人口，勢必會發生矛盾。其實外來人口能夠補充當地的勞動力，對經濟的長遠發展是好事，至少房價會漲，對於坐擁本地房產的居民而言，穩賺不賠。
上海人眼裡蘇北人推高房價的最佳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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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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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外地人突然湧入的時候，沒有人會考慮這些。倒是交通擁擠、住房緊張、資源短缺、甚至治安惡化等問題，幾乎隨著外地人下船的一瞬間一起出現。
在漫長裡歷史時期裡，湧向江南的外地人又大多是江北、蘇北人，久而久之，蘇北人都窮、髒、素質差這一印象，就被固化了。南北之間互相的不滿也就應運而生。
人多帶來的不僅僅是擁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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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管是北京、香港還是上海、蘇南，歧視外地人的大多是社會的最最普通的人，是無法立即從外地人身上獲得好處的大多數。甚至可以出現這樣一種奇景：一個內地人前一秒為香港人歧視大陸游客憤慨不已，下一秒又忠心地希望家門口的外地人滾出去，身陷互相鄙視的食物鏈中不能自拔。
上海的72家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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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地域之間的對立情緒一旦形成，就很難抹去。即使現在蘇北已經不再盛產難民，“剛波寧”也仍然揹負著歷史帶來的惡名。
人們期待著伴隨著人口移動的空前增長，這些無奈的偏見能逐漸被淡化，無論南北都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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