姻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已有數千年曆史。婚姻家庭這種看似極其私人化的事物，實際上是社會制度的產物，一直隨著歷史的變遷而不斷演化。五四運動以來，傳統的綱常名教和家族制度受到衝擊，民國的法律進一步廢除了傳統的宗祧繼承製度，否定了以父權為中心的宗法觀念，同時規定一夫一妻、男女經濟地位平等。民國時期，婚戀自由已普遍為當時的城市青年所接受。共產革命進一步把現代的家庭觀念傳播進入農村。改革開放後，個人權利和自由日益彰顯，這些變化必然導致家庭結構及功能、婚姻關係的演化。
一、家庭關係的變化
從鄉土中國到城鎮中國，傳統的幾代同堂的理想家庭結構正在被更為強調獨立性的家庭結構所取代。過去，成年子女與父母居住在同一個屋簷之下，成年子女謙恭孝順，孫男娣女承歡膝下，這是我國典型的傳統家庭結構。然而這種家庭結構正隨著子代和父代獨立性的不斷增強和父代權威的日漸式微而變得脆弱，取而代之的是對各自獨立生活的嚮往。隨著經濟能力的提高和消費慾望的增強，年輕人產生了同父輩分開居住的強烈動機。加之許多年輕人離開家鄉到大城市謀求事業發展，“父母在，不遠遊”的古訓不再被遵守。許多城鎮的老年人由於積累了較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財富，加上有養老金保障，也寧願與子輩們分開。根據六普數據，2010年我國一代戶和二代戶比重超過80%。
如今，人格對等的夫妻關係已取代等級尊卑的父子成為家庭關係的主軸。在人類學家景軍看來，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家庭形態的變遷主要體現為：“兒童的地位上升，農村青年婦女的獨立性和自覺程度上升，老年人的社會地位整體明顯下降。”由於計劃生育的影響，我國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父母已逐漸邁入老年人行列，4位老人、一對夫妻加一個小孩的“421”家庭越來越多。在“421”家庭結構中，少了兄弟姐妹的關係，獨生子女的“1”成為家庭的中心，尊老的傳統開始向愛幼轉變。晚輩的幸福成了長輩的內在追求，晚輩也無需無條件地順從和屈服於長輩。同樣也是由於計劃生育的影響，獨生女兒也要獨立承擔贍養義務，“養兒防老”“母以子貴”的觀念正在動搖。總之，傳統以父權為中心的家庭制度正在向現代的以男女平等為基礎、以養育下一代為核心的家庭關係轉變。
與這個趨勢相呼應，出現了許多“空巢老人”，即子女離家後的老年人。有數據顯示，2000至2010年十年間，中國城鎮空巢老人比例由42%上升到54%，農村由37.9%上升到45.6%。2013年中國空巢老人人口超過1億。隨著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父母陸續進入老年，2030年預計中國空巢老人人數將增加到兩億多，佔到老人總數的九成。空巢已經取代傳統的與子女同住的家庭居住模式，成為中國老年人最主要的居住方式。近年來，因缺失關愛或得不到子女的贍養，空巢老人屢屢成為欺詐案件的受害者，也有老人乾脆把子女告上法庭。空巢老人去世多日後才被發現的人間悲劇也常見不鮮。
鑑於尊老傳統的弱化，2013年7月1日正式實施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18條規定：“家庭成員應當關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視、冷落老年人。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家庭成員，應當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老年人。用人單位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保障贍養人探親休假的權利。”這一條款被譽為“常回家看看”條款，以期從法律層面敦促子女履行對老人的精神贍養義務。但“常回家看看”入法後，執行情況卻並不理想。一些不能經常回家的年輕人表示，囿於加班或者回家路途遙遠，每次節日都回家看望老人並不現實。即便有了法律規定，也起不到監督和落實的作用。
隨著時代的發展，中國還出現了許多丁克家庭。丁克（DINK，Double Income No Kid），意思是，雙份收入，沒有孩子。丁克家庭自1980年代開始流行於歐美等發達國家。根據零點調查公司2002年2月進行的一項社會調查，中國的大中城市已出現60萬個自願不育的“丁克家庭”。調查發現，“牽扯精力”（25.4%）、“影響工作”（16.7%）、“經濟能力有限”（18.6%）以及“影響兩人世界”（13.6%）等原因，使人們不願意生孩子。
由於社會流動的增加，中國的婚姻穩定性在下降。根據國家民政部統計數據，1985-2013年間，中國的粗離婚率從0.55‰上升到了2.57‰；離婚人數從45.79萬對，上升到了350萬對。2015年全國依法辦理離婚手續的共有384.1萬對，粗離婚率為2.8‰。國家民政部統計顯示：中國離婚率十強城市分別是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廈門、臺北、香港、大連、杭州和哈爾濱。其中，北上深廣四個一線城市位居前四。
與城市的婚戀狀況相比，農村的狀況更加不樂觀。農村大量失婚青年的存在，客觀上激發了買婚、騙婚、買賣婦女等犯罪行為。農村留守問題加重了婚姻家庭的不穩定。同時，由於一些年輕女性自願“傍大款”“做小三”，進一步加劇了婚戀資源的不平衡，形成社會隱患。
二、《婚姻法》的演變
1.《婚姻法》與離婚自由
傳統中國是一個倫理社會，最基本的倫理關係就是婚姻關係。改變婚姻關係是共產革命的一項重要內容，體現為一夫一妻制的確立。共產黨重視現代婚姻制度的構建，新中國成立後，於1950年便通過了《婚姻法》。
在改革開放前，更加強調集體精神，這映射到婚姻家庭領域體現為對“高穩定”的家庭狀態的執著，離婚往往成為社會禁忌，婚外情更是被視為資產階級情懷。
改革開放後，一定程度被壓抑的私人感情得到舒展的機會，愛情成為影視文學作品、音樂戲曲的主要話題。
1980年，頒佈了新的《婚姻法》。這是新中國的第二部婚姻法，它的一個突出變化是將離婚自由的權利以法律形式明確肯定下來。新的《婚姻法》第25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准予離婚。”“感情破裂”是法定的離婚理由。而1950年的第一部《婚姻法》沒有關於判決離婚的法定理由的規定。
新《婚姻法》頒佈後，離婚率出現了一定的上升。根據《上海民政志》記載，1980年，上海人離婚的數量是883對，到1981年，增加到1304對。1984年，發生了轟動一時的“王永貞當庭自殺事件”。7月18日上午8時，河南省民政廳女幹部王永貞和自己的丈夫、省委宣傳部幹部王本立應傳來到鄭州市金水區人民法院進行離婚訴訟，當審判員侯樹恩宣佈准予離婚，並告知准許在法定時效內上訴至鄭州市中級法院的判決時，王永貞不服法院判決，當庭從隨身攜帶的小提包裡拿出敵敵畏服毒自殺。經搶救無效，王永貞於當夜11時20分死亡。該案使新《婚姻法》“離婚自由”的規定受到質疑。
當時的婚姻關係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在“文革”期間，許多領導幹部、知識分子受到打擊，在艱難的環境下，許多人放棄了對愛情理想的追求，選擇了更有利於自己生存的結婚對象。撥亂反正後，隨著生活環境的變化，夫妻間在文化水平、生活方式、人生態度等方面的差距開始顯露。這些問題在許多影視文學作品中都有反映。可以說，新《婚姻法》一定程度上有利於那些“翻身解放”的男性。但如果從一個更長遠的角度看，離婚自由更有利於女性。感情不和的婚姻對於夫妻雙方都是一種折磨，對於女性而言更是對青春的浪費。在發達國家，面對出軌的丈夫，女性往往在離婚方面握有主導權，女性可以從離婚中獲得很多補償。而在中國的婚姻關係中，女性對男性的依附性還過強，法律對於女性權益的保護不夠，對於婚姻關係中的過錯方的懲罰不足，這使得許多女性寧願忍受不幸的婚姻，也不願選擇離婚。在之後的《婚姻法》修訂和司法解釋中都沒有從制度上解決這個問題。
2.《婚姻法》與相互忠實
2001年4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修改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這次修改都是針對人們關心的熱點問題。
首先，未規定婚內強姦。當時認為，強姦是一個刑法問題，應該屬於刑法的調整範疇，而婚姻法屬於私主體之間的民事關係，不應規定婚內強姦的有關條款。
其次，這次修法最主要的是規定了“夫妻之間相互忠實”的義務。
三是，針對改革開放後日益增多的“包二奶”現象，這次修法規定“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在新增的法律責任一章裡也有相應的規定，即如果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無過錯一方可以要求對方賠償損失。
這次《婚姻法》修訂可以說引起了廣泛的社會討論。婚姻很大程度上是私人之間的事情，但是家庭是社會的基礎，國家不得不對人們的婚姻關係進行一定的規制。國家權力的界限在哪裡？個人婚戀自由與道德之間的衝突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或許永遠都沒有固定的答案。
3.結婚不需要單位證明
2003年10月1日起，《婚姻登記條例》實施，取代了已實施近9年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從“管理”二字的消失可以看出國家對於婚姻的態度的變化。
在改革開放前，婚姻具有更強的政治意味。在共產革命時期，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一項重要內容，這項制度的變革不僅解放了農村婦女，而且實現了社會底層的翻身——所有成年男性多隻能有一個合法的妻子。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強調“階級成分”，國家制度更多地介入到個人生活中，婚姻制度也不例外。改革開放後，更強調個人自由，人民的個人生活空間擴大，社會環境更加寬容。《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的廢除就體現了這種趨向。
4.婚姻家庭觀念的進一步開放
2002年11月1日起，《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正式實施。該條例一個突出的方面是規定：“達到法定婚齡決定終身不再結婚並無子女的婦女，可以採取合法的醫學輔助生育技術手段生育一個子女。”這是我國第一次允許非婚女性生育子女，體現了對女性婚姻自由和生育權的尊重。
從2005年9月開始，我國普通高等學校學生在校期間結婚不再需要獲得學校同意，只要符合國家相關法律規定即可登記。隨後，對於本科生“禁婚禁育”的規定也被廢除，本科生可以在校期間生育。
三、徵婚節目折射的婚戀觀
廣播媒體的徵婚節目在我國出現的較早，因為廣播媒體更適應了中國人含蓄內斂的性格特性。1988年，山西電視臺的《電視紅娘》，可以說是我國電視史上最早的婚戀交友節目。
1998年，湖南衛視推出的《玫瑰之約》真正將婚戀節目推向高潮，徵婚男女從幕後走到了臺前，以真面目示人。一時間，從省級衛視到地市級電視臺，徵婚節目在全國遍地開花。但好景不長，幾年後，電視婚戀交友節目基本銷聲匿跡。
2009年底，從山東衛視《愛情來敲門》開始，湖南衛視《我們約會吧》、浙江衛視《為愛向前衝》、安徽衛視《相親贏未來》等，引發了第三輪相親節目的狂潮，其中江蘇衛視的《非誠勿擾》最火。
江蘇衛視於2010年1月15日推出的新派婚戀交友節目《非誠勿擾》，在開播不久即引發了收視狂潮。由節目引發的關於婚戀價值觀的討論，從網絡、電視等各大媒體到現實生活中，熱議不斷。而節目中湧現出的幾個話題人物也是備受矚目，甚至有的還成為“名人”。
2010年6月9日，國家廣電總局發出《關於進一步規範婚戀交友電視節目的管理通知》、《關於加強情感故事類電視節目管理的通知》兩份文件；緊接著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也播出了《媒體要切記社會擔當》的短評。於是乎，各家媒體對其婚戀交友節目進行整改或乾脆撤掉。而江蘇衛視的《非誠勿擾》在整改後繼續播出，但其社會影響遠不如播出初期。電視婚戀交友節目在經過喧囂之後，引發了社會的思考。
電視婚戀交友節目的火熱與剩男剩女現象相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人民的物質財富急劇增加，而社會節奏也隨之加快，適婚的單身男女在社會快節奏的步伐中，無暇顧及個人婚戀問題，加之多元化價值觀的衝擊，被剩或主動要剩的男女逐漸增多。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12-1013年中國男女婚戀觀調研報告》顯示，中國非婚人口數量巨大，18歲以上非婚人口達到2.39億。而在經濟發達的廣東省，非婚人口性別數量差距高達165萬，成為差距最大的省份。根據最新《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18歲以上的未婚人口約有2.49億，佔全部人口的18.6%。珍愛網報告顯示，北京、深圳、上海、廣州、成都、重慶、西安、武漢、東莞、長沙成為全國單身人群最多的十個城市。
於是，出現了一種“單身亞文化”，指新經濟形勢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在更開放的經濟環境下，按照自己的願望，選擇單身這一更令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表現出暫時或永久性地選擇不談戀愛、不結婚，或不再為結婚而結婚。身陷“單身亞文化”問題的男女，並非都是“主動單身”，很多人是因為曾經脫單困難，面臨的壓力大，打擊了自己脫單的積極性而 “被動剩下”。但在“單身亞文化”的影響下，卻表現為對單身生活的享受，忽視了脫單失敗的無奈。2016年，一家婚戀網站曾對全國9000萬會員進行了抽樣調查。調查發現，超八成單身男女有“戀愛恐懼症”，在恐戀族群中，54%的人因糟糕戀愛經歷導致“恐戀”，36%的人受身邊人失敗婚戀例子的影響，10%的人因父母離異或對家庭親情寡淡。
然而，中國的傳統文化對於婚戀觀仍有影響，主要體現為父母對於子女的婚事犯愁。近幾年來，各大媒體都組織過相親大會，年邁的父母替子女相親的事例頻現各大媒體的頭條。而電視這一大眾媒體，為剩男剩女提供了一個便捷的交友平臺。據有關調查機構的受眾調查顯示，相親節目的相當一部分受眾是適婚男女的父母，他們想通過節目瞭解當下年輕人的擇偶標準，好為自己的子女做好相親的參考。
擇偶標準不僅受到個人意願和偏好的影響，還受到政治、經濟、社會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電視作為大眾文化傳播的載體，傳達著大眾文化的意志。在《非誠勿擾》節目中，各種價值觀得以全方位的表達，既有“寶馬女”、“拜金女”、“富二代”粉墨登場，也有追求真愛的平凡男女的交友成功。“寶馬女”的一句“寧肯在寶馬車裡哭”引發電視觀眾及網友的攻擊。人們不禁發問：是否還要相信愛情？
閱讀更多 法律那些事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