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挽狂瀾

十五世紀中葉的明王朝正處於鼎盛時期，土木堡之變猛然間將其拉入深淵。明軍死難將士多達數十萬，數十位朝廷大臣在混戰中遇難，後患更為沉痛的是英宗本人被俘，這在君主專制體制下造成了近乎滅國的危險。若非於謙力挽狂瀾，扶大廈於將傾，靖康之難引發宋室南遷的悲劇必將戲劇性地重演。

其時，由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鈺居守的京城，由於勁甲精騎皆已陷沒，半個朝廷被消滅殆盡，留守者多是老殘病弱，群臣得到消息後，“聚哭於朝，聲徹中外”，人心震恐，手足無措。在議論戰守時，侍講徐珵言星象有變，當南遷。時任兵部侍郎的于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請速招勤王兵，誓以死守。”辭甚切，議遂定，中外始有固志。于謙真寇平仲一類人物，餘聽其言，想見其為人。

緊接著的一場朝廷混亂將於謙砥柱中流的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使其無可爭議地成為領袖人物。當時郕王攝朝，群臣激憤不已，請族誅宦官王振，並將其黨羽馬順等立斃朝堂。朝班大亂，衛卒聲勢洶洶，一場滅頂之災近在眼前。郕王一時恐懼欲起身離開，

朝臣誅殺王振黨羽，多半是想出一出平日裡積壓的怨氣，但事後方知闖下彌天大禍，特別是郕王的態度必然決定了自己的命運。他的急欲離開的表現讓群臣突然有了巨大的惶恐，這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于謙首先打消了郕王自身受到的驚嚇，使其意識到朝廷處境的危險，必須降旨獎諭群臣，答應他們的請求，消除顧慮，安定人心。否則，就是這剩下的半個朝廷也將有不保之虞。頃刻之間以一言而定天下，此之謂也。待事件平息後，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說：“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次日，于謙即被任命為兵部尚書，總督軍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為己任。于謙的任命在郕王登基之前，可知此項任命，權不在景帝，而是寄託著整個明王朝的厚望。

扭轉乾坤

那時的朝廷是沒有宰相的，于謙實際上權在眾朝臣之上，成為明朝中央政府的首腦人物。于謙上任後，即投入到籌劃禦敵的緊張軍務中，而他雄韜偉略的領袖才幹、雷厲風行的軍事才能也逐漸展示出來。任命當天，于謙請旨調取周邊各路軍馬，馳赴京師，充實京城戰鬥力量，三日後就建立起了指揮作戰機構。這無疑是給滿朝文武打了一支鎮靜劑，也使沉浸在悲痛絕望中的整個王朝重新樹立起信心和希望。

　　景帝詔命于謙提督各營軍馬，都指揮以下不用命者，可先斬後奏。于謙下達戰前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何其壯哉！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將軍有句名言：“我不是命令你們去進攻，我命令你們去死！”當軍人的血性被點燃的那一刻，其所爆發出來的威力是不可戰勝的。

歷史也將感激景帝在整個與瓦剌作戰過程中對於謙的信任與支持，否則就算于謙有扭轉乾坤之力又能如何？獨不見李綱即便是在取得了東京保衛戰的勝利之後，也對北宋的滅亡無可奈何嗎？但明朝終究不是宋朝，氣象大為不同。趙宋皇室因其與生俱來的先天缺陷，對武將或具有軍事才幹的大臣有著近乎本能的疑懼，加之靖康之難時已立國一個半世紀，出現了種種衰退氣象；

雖然後來英宗復辟、“奪門之變”造成某種程度上的反覆，但也只是明朝皇室及中央政府內部的爭權奪利，而景帝、于謙等君臣上下的應對策略是成功的，毋庸置疑。于謙沒有成為第二個岳飛，徐珵也沒有能夠像秦檜那樣呼風喚雨，英宗也最終沒有落得個如徽欽二帝那般客死異鄉的悲慘下場，萬千中土百姓免遭異族屠戮，沒有成為“忍死望恢復”（陸游《關山月》）的遺民。尤其是，終南宋一朝，都未能走出靖康之難產生的陰影，而明朝卻有效解決了土木堡之變引發的嚴重政治危機。孟森於《明史講義》中說：“明廷一意用於謙，廟算先定，較之南宋，惟主和而徽欽卒不能返，此則明宗社之幸，若於謙則誠社稷之臣矣。”可謂蓋棺定論。

社稷為重

于謙始終堅持以強硬而不失靈活的姿態應對瓦剌的要挾，使一度被視為“奇貨可居”的英宗完全喪失了和議談判的籌碼作用，瓦剌被迫嚮明朝求和，土木堡之變以來的被動局面得以徹底扭轉。但在是否迎回英宗的問題上，景帝內心是猶豫的，與于謙也是有矛盾的，帝王之私心使然。而於謙一心為國家考慮，力主迎回，這是帝王與大臣身份地位乃至利益考量上的差異造成的。在於謙看來，民與社稷為重，君為輕，保住宗廟社稷及黎民百姓才是頭等大事，一切謀劃都要以此為準，都要為達此目的而做出不懈努力。從這個角度考慮，迎回英宗要比置之異族更為妥切。而景帝心中憂慮的是：皇位只有一個，太上皇回來，置朕於何地？

大事難事看擔當。在此危急時刻，于謙不顧新主猜忌，再次挺身而出，義無反顧地站在了政治舞臺的中央。據明史，瓦剌有意送返英宗，大臣王直、胡濙等上疏景帝迎回，景帝不悅，曰：“朕非食天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于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萬一彼懷詐，我有詞矣。”上乃顧謙改容曰：“從汝，從汝。”議遂決。

但于謙與景帝之間的嫌隙亦由此而生。“天位已定”四字，讓景帝吃了顆定心丸，終於使他長舒一口氣；但滿朝文武尤其是于謙也極力贊成迎回英宗，既讓他感到十分不滿，又無可奈何。對其他人尚可“不悅”，但對於謙則是“顧謙改容”，其中差異至少反映了景帝對於謙話語的重視，他本人表情的變化亦非常明顯，證明於謙所說是極有分量的。而“從汝，從汝”四字，又是多麼形象地刻畫出景帝的不耐煩情緒。寥寥數筆，明史的記載可謂傳神之至！

以身許國

歷史上，凡涉足君主廢立之事的大臣鮮有好下場的。一旦主導或參與廢立，就難免不測之禍，為自身性命及功名利祿考慮，往往走向兩個極端。要麼步步為營，精心設計，改朝換代；要麼結黨營私，沆瀣一氣，通過嚴密控制所立新君，建立自己的宗派勢力，最大限度地保住自己的權力。而於謙顯然沒有選擇其中任何一條道路，他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做一個權臣，甚至不曾留意培植自己的勢力。

在徹底打退瓦剌後，他沒有把景帝視為延續其政治生涯、擴充其個人權力的籌碼。他一直認為自己在當時不得已的情況下，擁立景帝是為了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考慮，而不是一己私利，自然也就不曾想過自己的政治生命在那一刻已經不可分離地與景帝糾纏在一起了。他甚至沒有能夠使自己成為景帝的心腹大臣，儘管客觀上他是景帝內心深處最倚重的人。但或許是他公忠體國、以身許國的情懷使早已有私心的景帝也時常自覺慚愧，甚至頗為畏懼的緣故，景帝對他也沒有完全的信任，以至於“奪門之變”發生之際，景帝還以為是于謙在搞鬼，令人不勝唏噓。

難道于謙做人做官就真的失敗了？絕不是！于謙一生憂國忘身，口不言功，清廉自守，所居僅能遮蔽風雨，家中除景帝賞賜外，別無長物，可謂百官典範。他的性格自然是過於耿直剛烈，但若非如此，也就不可能在危難時刻毅然挺身而出。他的缺陷自然是不太懂得圓滑變通，很多時候還被認為是壞了官場規矩，但我們絕不能用舊時官場的那套禮法來評判這樣一位有大功於民族的英雄。他的執著自然是注重名節，但與所謂的“明哲保身”“愛惜羽毛”絕然有別，“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他所看重的，是不論任何時候，決不枉道而行！

于謙的一生似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欲保全社稷，自己唯有一死。則其死便不是全然被動的，捨身取義、殺身成仁，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在於謙是心中早已作出的抉擇。“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求仁而得仁，死得其所，又何怨！處於當時萬難的境地，下定必死的決心，此類英豪，訴諸歷史，可謂千載一人！

在擊退外部侵略後，于謙沒有使自己成為內部政治鬥爭的引擎，而是以犧牲自己生命的代價，換取了明王朝政治生活的正常化，這也為其個人悲劇性的命運添上了最濃厚的一筆。悲劇似乎總是要把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于謙的受冤而死是真正英雄式的悲劇，因此他的命運才令人感慨至深。

精神遺產

我們至今仍念念不忘于謙，並不僅僅是因為他組織領導了京師保衛戰，挽救了朱明王朝，而是在於面對英宗被俘明王朝上下一片混亂的局面，他始終能夠處變不驚，沉著冷靜，採取了一系列正確有效的針對性舉措，使無數中土百姓免遭瓦剌鐵騎的蹂躪，並進而扭轉了歷史車輪前行的方向，表現出了一位優秀的政治家的從容、智謀與勇略。這是一個民族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後人永遠銘記。

讀史可以明智，可以知興替、鑑得失。抗戰勝利後，對於蔣介石力邀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中共高層是有些擔心的，認為這是“城下之盟”，是“鴻門宴”。當時的局勢確實嚴峻，毛澤東甚至作了最壞的打算：“萬一談不成，他把我扣起來，那他就徹底輸了。最壞的情況無非像明英宗土木堡之變，如果是那樣，大家就要像于謙那樣，針鋒相對，堅決鬥爭！鬥得越兇，仗打得越好，我就越安全。”這裡明確提到了于謙，而且號召大家學習明朝處置土木堡之變的經驗，體現了他對中國歷史的深刻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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