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一个纪录片看的我精神恍惚。
电梯中，忘记按层数；
超市里，落下了付过钱的东西。
地铁上，差点没坐过站；
这个纪录片每看一集，我都需要强忍泪水，而后沉默许久。
《我的抗战》
这套纪录片取材于崔永元自筹资金，自领“口述历史”团队历时8年采访中的很小一部分。
一共2季，每季30集左右，每集35分钟。
8年时间，崔永元团队采访了3500个抗日战争的亲历者，收集口述历史影像300万分钟。
被采访者大多是当年的普通一兵，其中90%的人可能既是一生中第一次接受采访，也是最后一次。
整个过程一共花了一亿两千万，没有花国家一分钱。
《我的抗战》里的老兵的每次倾诉，都带有血与泪的味道，而我每次的倾听，也总会有心酸的味道。
抗战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词汇，而对于老兵而言，那是他们用生命记录的一部历史。
所以，这部纪录片本身的重量与意义，超过崔永元本人，更远超一部纪录片。
可悲的是，这套节目当时却没有一家电视台愿意接手，只能在网上进行播放。
原因很简单，没有收视率。
至今，8年过去了，《我的抗战I、II》在豆瓣上分别高达9.4/9.5分。
遗憾的是，看过的人数（1878/291）正如电视台所预测的那样，冷清异常。
在做《口述历史》前，崔永元和柴静有过一段对话。
柴静：他（崔永元）一句寒暄没有，谈的是都直见性命的事。这些话题我不陌生——让人失望的现实，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玦少坚守的人……
这些话，很多人在摄像机的红灯面前说，很多人在文章里说，很多人在喝酒后说。
他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坐在一个并不熟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
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石头一样，死沉地压着他，逼着他。
而看了这部节目后，这块石头也压在了我的心里。
这部纪录片，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看到。
片中的老兵分属很多不同的部队，国军/共军/农夫学生士绅组成的抗日义勇军。
他们都是抗日战争中，洒下鲜血去保卫国土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
正如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所述：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
这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场战役，狭长的淞沪战场上云集了70万中国军队，几乎调动了当时中国所有兵力的三分之一。
但战斗70多天，上海还是没能守住。
1937年10月26日，中国守军开始撤退，攻占上海城区后的日军把上海挂满了太阳旗。
五二四团团长的谢晋元接到任务：死守上海最后的闸北阵地吸引日军，掩护友军撤退。
四行仓库高大坚固，紧临租界，易守难攻，被选为留守部队最后的阵地。
日军出动了大炮战车，不分昼夜地进行波浪式的攻击，一场生死搏斗开始了。
孤军抗敌的士兵们打得很艰苦，通水设备被炸毁，仓库里有粮食，但不能生火。
饿了就吃生米，渴了就用枪筒子装一点水来喝。
团里的重机枪手王文川说，那时候没办法，但也不觉得饿。
谢晋元知道，深陷到几万敌人的重重包围圈中的部队已经不可能突围。
他走到一面墙壁前，用一根木炭写下了自己的遗书：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我们存在一天，决与倭寇拼命到底。
28日夜，刚满18岁的中国少女杨惠敏，穿越过横飞乱舞的枪弹，给孤军送来了一面青天白日旗。
没有旗杆，没有音乐，没有壮观的场面，只有十几位军人肃立敬礼。
在数万日本陆海空军围困中，上海唯一的一面属于中国的旗帜升起来了。
众将士坚守四行仓库四天四夜，击退日军6次进攻，被当时的报纸媒体称做是“八百壮士”。
王文川
但因战斗距离租界太近，极有可能伤到租界的利益，10月30日统帅部命令孤军停止战斗，退入租界。
1937年10月31日，谢晋元组织部队含泪撤出了坚守四天四夜的阵地，退入公共租界。
至此，上海守军全部撤走。
然而租界却屈服于日军压力，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将他们扣留在一块空地上，以铁丝网围困，英勇抗敌的壮士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
身陷孤军营的士兵没有因此消沉，依旧在团长谢晋元的带领下每日操练。
被监禁时间无限延长，战场上又连连失利，有时军饷都供不上，孤军中的苦闷情绪越来越重。
团长谢晋元开始失眠，虽然很多人不理解，但是谢晋元依然艰苦地坚持着。
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他派人以陆军总司令的高官向谢晋元诱降，谢晋元把委任状撕得粉碎，他说：
我父母都是中国人，生下我这个儿子也是中国人，中国人绝不当外国人的走狗。
1941年4月24日早上，谢晋元和以往一样率领官兵早操，但这一天突然有四个士兵迟到了。
谢晋元团长看他们来了，问为什么迟到，他们在那儿站着不动，谢晋元前去搜身。
然而这四个士兵竟然是叛徒，他们突然拔出匕首行刺。
毫无防备的谢晋元团长身中数刀，流血不止，下午6时悲壮长逝。
谈到谢晋元团长，王文川几近泣不成声，近70年后，这种悲伤丝毫没有减弱。
王文川说：“我们谢晋元团长待我们就跟自己的亲儿女一样。”
谢晋元曾经送给王文川一把口琴，王文川一直把口琴留到现在，但很少吹，因为每次吹都会想起团长。
这一次，他颤颤巍巍地吹响了这把口琴，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吹了。
往事蹉跎，琴声呜咽。
2007年，王文川再次回到上海，在老团长谢晋元雕像前失声痛哭。
在这60年里，他隐去了自己的身份，在北京当了一名普通工人，甚至连子女也一直不知道父亲的身份。
儿子一直不理解父亲性格为何如此孤僻；在其他人眼里，王文川也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退休工人。
直到哭倒在老团长雕像前这一刻，压抑多年的心情才终于释放，孩子们才终于理解了父亲。
2009年冬天，92岁的王文川去世，他死前的愿望是再去四行仓库看看。
同年，摄制组找到了另外一位八百壮士郭兴发老人，只是老人已经不能说话了，摄制组离开后4天，郭兴发安然离世。
至此已知“八百壮士”共212人，仅余一人。
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渐渐凋零。
淞沪战役与八百孤军，是整个抗日战争的开端。
接下来的抗战，还有着长达八年的旅程。
而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沙飞，便是这场战争的一位记录者。
他那个白求恩相赠的照相机下，有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故事。
百团大战里，八路军对日军的交通设施通讯设施不断进攻。
一次对日军车站的伏击时，一对日军夫妇满身着火从房间里爬出，呼喊着自己的孩子。
战士冲进火海中的房屋中，看到了躲在墙角的两个小女孩。
把她们解救出来后，战士把女孩交给了上级。
很快，另一战斗开始，我军伏击日军时被巧合路过的日军发现。
战士们赶紧撤离，却被被桃河封路，只好手拉着手过河。
追击而至的日军拿着机枪进行扫射，河水被鲜血染红，原本3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下10几人。
这些战争中士兵之间的杀戮，没有摧毁沙飞的心智，他依旧在战场各处拍摄记录着。
在军区前线指挥部，他拍了许多日本小女孩被送回日军部队前，与聂荣臻将军的合影。
而这些合影，在几十年后被发现，人民日报发文寻找，女孩来到中国再次见到了聂荣臻将军。
摧毁沙飞精神的事情，在日军的大扫荡期间。
军区锄奸部余部长的爱人被扒光衣服杀害。
他们俩个月大的孩子，被扔进锅里活活煮死。
毫无疑问，发动战争的日本政府是邪恶的。
他们用战争与口号异化自己的人民，用枪炮与刺刀屠戮我们的百姓。
在我心里，这是最邪恶的那种邪恶。
而那些在战争中犯下暴行的日本士兵，同样邪恶。
他们不曾停下来想想，自己正在做什么。
那是赤裸裸的，完全丧失人性的暴行。
而这种兽性的屠戮与残害，对我们守卫家园的战士，同样带来了人性的深渊。
目睹日军扫荡暴行的沙飞，精神开始出现问题。
1949年12月，即将病愈出院的沙飞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本医生。
1950年3月14日，沙飞在石家庄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
1986年，北京军区军事法庭撤销了沙飞的极刑之罪。
也有人在残酷的战火里，依旧保持着爱和善的能力。
关于小爱，也关于大爱；关于小善，也关于大善。
1938年，云南大学学生徐守源常常跟同学们去看话剧，张定华当时饰演一个女仆，没几句台词。
可台下有个小伙子看得目不转睛 。
初次见面让徐守源怅然若失，在他的印象里，定华总穿着半高跟、旗袍、涂着口红 ，像个大小姐。
并且他还误会她已经有了男朋友，于是便一直默默的关注着心上人。
1938年9月起，日本飞机多次轰炸昆明。
小伙子惦记着姑娘的安危，冒着危险去找她，发现她住的地方已经被炸成了废墟。
所幸姑娘当时出去了，后来他见到了姑娘的同学，才解开了误会，定华没有男朋友。
他开始追求定华，从此他们定期见面，每星期五都要去看她 。
1941年3月的一个星期五，传达室大妈告诉他，张小姐不见了。
没有了张定华的昆明硕大而空旷，徐守源像做了一场梦。
不久，守源收到了她的来信，信上说去了哪里，不能告诉你，以后再见吧。
后来他遇见了姑娘的一个同学，才知道她去了香港。
于是他马上写了信，告诉姑娘一个星期后赶到香港去见她。
一个星期后他飞赴香港，两人相见。
此时香港也不安稳，姑娘在经得同住的曹二哥二嫂同意后，两人一起避难。
没想到几天后他们避难所也不再安全，于是小伙子带着姑娘继续逃亡。
守源拉着定华的手，穿过炮火横飞，死尸遍地的街道。
在那个瞬间，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在那个瞬间，定华决定嫁给守源。
1942年两人终于回到昆明，同年9月，他们举行了婚礼。
张定华和徐守源从此相伴至今，而有些人则没有那么幸运。
失去琼轩很多年了，可是在李基中老人在那些漫长的梦里，他总是被带回年少的时光。
那时他才十一、二岁，他唯一的朋友是那个叫虞琼轩的小姑娘。
那时他们总在山坡上玩耍，山坡上盛开着大片大片的野百合，他们采野果、做游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几年后再见面，他们都已经是中学生了，琼轩一副长沙的打扮，刘海发、眼睛大大的、脸颊红红的。
上学路上摇晃的公车、少女温热的发梢、少年惴惴的心……
他禁不住想要跟她亲近，却又想保持一个正直的君子形象。
参军前夕，他决定不再闪躲准备表白，可却因琼轩的毕业会考，没见着。
少年在战场写了很多日记，战壕里难挨的时光里，他满脑子都是琼轩。
他把寄给了姐姐，姐姐故意放在桌上让琼轩看到了。
不久，他收到了姑娘的来信，信上是一首诗。
天涯相隔两迢迢 ，欲寄愁心塞燕遥 ，
忽见鸳鸯情得得 ，教侬心乱更魂销。
原来日夜思念的人，也正思念着自己，巨大的幸福感将青年击中。
时隔多年，李基中老人想起这些，脸上还是会泛起笑容。
但浪漫的爱在战火涂炭中，又怎能栖身呢？
不久后，当时是国民党连长的李基中决定秘密投奔八路军。
他一方面感到自己前路茫茫，生死难卜；另一方面又决定全心投奔抗日。
于是便忍痛斩断情思，将姑娘的信和照片回寄给了她。
不久后，姑娘的回信到了。
后来的他零星得知琼轩的点滴下落——嫁了人，并不幸福，最后投河自尽。
寥寥数言，不尽沧桑。
老人说：许多年了，在每一个长梦里，琼轩总是十一、二岁的模样——天真烂漫，没有悲伤，身后是大片灿烂的花海，微笑的样子一如当年。
而前面定华与徐守源的故事，也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1949年他们被调往北京工作，有一天定华忽然说出了隐藏多年的秘密。
两人订婚的见证人曹二哥与曹二嫂是假结婚，为了专心做好工作，曹二嫂做了绝育手术。
他们没有亲人，没有儿女，把一生奉献给了党的情报工作。
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爱情与遗憾。
曹二哥曹二嫂两人如今已过世，在定华与曹二哥夫妇仅存的照片里，他们微笑的样子同样始终如一。
纪录片里老兵们战争年代的情感故事还有很多，而无人知晓的更多。
但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无论多么屈辱悲伤，只要还有爱与信仰，人们便可以那样地微笑。
而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柴静《看见》）。
所以在我看来，《我的抗战》指向的不是民族仇恨，更不是苦难创伤的围观。
个人与民族的伟大，不在于征服了什么，而在于承受了什么。
这些老兵们是用血与泪捍卫着自己的爱人与民族，昭示着和平的来之不易与美好。
我抬头，向窗外望去：
街上熙熙攘攘，大妈为了省几毛钱和小摊贩在争辩；
难得的假期里，年轻人回到故乡望着最熟悉的人，嘴里是最熟悉的味道；
身旁耸立的楼宇中，没有归家的孩子与父母相互说着：放心，我一切都好。
夜市吵吵闹闹，人们兴奋地讨论着昨晚的俄罗斯世界杯；
夏夜的风轻轻吹拂，远处的情侣手牵着手在散步；
我们不必担心突然一个炮弹过来把这些炸毁；不必担心哪天突然一群人跑来将他们屠杀。
即使这个世界依旧有着那么多的糟心之处，我们终究还是生活在更多的爱与和平里。
这个世界，终究还是可爱的。
想到这些，我心中的石头轻了些许，恍惚的面容上也有了微笑。
这些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珍惜，也有足够的理由去捍卫。
而与珍惜和平同样重要的是，铭记。
“每年都有上百位抗战亲历者去世，我们在做的其实是抢救性的采访。”崔永元在做纪录片《我的抗战》 时，反复强调过这句话。
是的，崔永元团队采访了3500位老兵，而这些老兵大都是90多岁的高龄。
我们今天，在这里，还能花上些时间听听他们的故事。
而那些早已在战斗或者岁月中离去的呢？
曾亲历缅北战争野人山撤退的著名诗人穆旦有这样一首诗：
祭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无论是杜甫的四万义军同日死；还是麦克阿瑟的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
两者所带来的悲痛，都不及被遗忘在静静的山坡上，被遗忘在欣欣的树木里。
虽然是陈词滥调，但我还是想说：
忘记过去等于背叛，我们的脚踩的是混合着无数先烈鲜血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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