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臣一定是忠臣，忠臣不一定是良臣。
兩者最大的區別是，良臣做對國家、對君王、對自身都有益的事，而忠臣，只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
要做忠臣，其實特別容易，四個字【直言進諫】就可以。
不論他們的進諫是否有理，是否有利於國家，是否觸怒龍顏，後世都會因為他們直率而給予褒獎，甚至鼓勵“冒死進諫”。
當臣子擺出一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姿態，逼迫君王做一件他不願意做的事，那麼杯具就發生了。
比如伍子胥
他剛愎自用，雖然所諫有利於國家，但是手段過於單一而剛直，致使吳王漸漸對他產生反感，並將他賜死。
結果，吳王背上暴君的名聲，成為反面教材，伍子胥死後得到直言進諫的美名，而吳國最終被越國所滅。
而良臣，除了忠誠之外，還要有足夠的智慧、才能以及應變的手段。
要能判斷政治局勢，分析君主的心理和所思所想，選擇正確的方式解決問題。
比如魏徵自己，一生進諫無數，雖然引起唐皇的反感，但從未駁斥甚至治罪，看見方法之成功。他自己成為古代進諫的典範，李世民成為古代明君的典範，李唐之初呈現貞觀之治的盛世景象。
據《舊唐書·魏徵傳》記載，有一次，唐太宗與魏徵交談。魏徵對唐太宗說:"希望陛下使我成為良臣，不要使我成為忠臣。"
太宗感到奇怪，煞有介事地問："忠臣、良臣有什麼不同嗎?"
魏徵說："良臣，是說象后稷、契、皋陶那樣的人；忠臣，是說象龍逢、比干那樣的人。
良臣使自己獲得美好的名聲，使國君得到顯赫的稱號，子孫世代相傳，幸福與祿位無窮無盡。
忠臣則使自己遭受殺身之禍，使國君陷於深重的罪惡之中，國破家亡，空有一個忠臣的名聲。
以此而言，相差太遠了! "唐太宗很是贊成魏徵的話，獎勵了他五百匹綢緞。
魏徵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明確指出忠臣與良臣具體差別的人，但他確實看到了問題的本質，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兩者的差異。
在傳統的觀念中，忠臣和良臣常常是合二為一的，
忠良也常常成為忠臣的別稱，
究其原因，
這是由於長期以來受儒家所謂“君仁臣忠”思想的影響，
忠臣歷朝歷代都是備受推崇、大書特書的典範，都是留名青史、流芳百世的英雄。
因而，給人的感覺也都是形象飽滿、毫無瑕疵的。
受著這種觀點的影響，在人們的感覺中，忠臣往往也與能臣混為一談，忠而且能似乎成了忠臣的屬性。
事實上，這兩個卻是並不相同的概念:
從衡量標準上講，忠臣往往側重於道德水準，是從思想、觀念以及行動上符合“天理”要求的人，
而良臣往往偏重於能力，是在能力上能夠安邦治國並使國民大治的人;
從數量上講，忠臣遠遠多於良臣，忠臣無朝沒有，而良臣卻並不多見，這是由於成為忠臣要比成為良臣容易得多。
歷史上許多忠臣往往只是憑几句“直言”便可造就，但良臣之成材則非經一般磨礪萬難成功;
從結果上講，忠臣往往是悲劇性的，常常用生命的代價換得百世芳名;
良臣的結局則難有定論，往往用自身的努力謀得天下之利。
從類比上講，忠臣往往與奸臣對應，而良臣則常常對應於庸臣。
忠臣往往帶著鮮明的時代烙印，在董仲舒為漢武帝設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前，儒家那一套“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義、婦聽”的人之太義的思想，尚未成為官方主流思想時，忠臣的市場並不很大，界限也不很明顯，活躍在歷史上的忠臣也相應減少。
特別是先秦時代，伴隨著弱肉強食的政治特點，人才們也迎來了展示自身價值的黃金時期，追求良臣，尋求民富國強之策成為各國君主的首要任務，在這種情況下，管仲、商鞅、吳起、樂毅、范蠡、大批良臣也就應運而生了。尤其是憑藉著人才優勢稱霸諸候的秦國，雖然擁有著一大批文臣武將，但基本上是其它國家的空降兵，這些人只是藉助於強秦的平臺施展自己的人生報負，大抵與忠臣沾不上邊。
在這個時代，能稱得上忠臣的大概只有楚國的屈原了，
這位老先生忠心為國，卻無罪遭譴，他因此藉助於楚辭這種文體，寫了一大堆懷才不遇的文章後，乾脆對著汩羅江水，縱身一躍，從此，在中華歷史上多了一位忠臣，相應地也多了一位昏君——楚頃襄王。
屈原的自殺留給時人(後人)的是一種精神財富，並不能改變楚國被滅亡的命運，這大概也是魏徵願做良臣，不願做忠臣的原因吧。
當歷史到了大漢王朝，由於大統一帝國的建立以及儒家思想的影響，忠臣們逐漸走上政治舞臺，這也是迎合帝王們的政治需要的。亂世需要良臣治理，治世需要忠臣維護，但畢竟水能載舟，亦可覆舟，能臣能夠幫助君主打下天下，也可以奪取君主天下。
所以，歷代皇帝上臺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考慮如何處置這些良臣，
漢高祖、明太祖的辦法是大開殺戒，
光武帝、宋太祖的方法是是厚贈金帛，
方法也許不一樣，目的卻大抵相同，都是讓功臣們遠離權力中心，不要危及他們的統治，也即是鳥盡弓藏的意思。
正因為長治久安的需要，開國帝王們從江山坐穩後，他們需要的就是忠心耿耿，思想無二的忠臣了。
當然，這樣講是一種理論上的趨勢，具體到實際中的皇帝本人，則又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因為忠臣們雖然忠心耿耿，但並不容易駕馭，他們拘泥於各種所謂的正統思想，在嚴格要求自己的同時，對皇帝也有著更高的期待與要求。
他們認為，皇帝一舉一動都應該符合聖人之道，不能恣意妄為，甚至連七情六慾也不能有，比這更為要命的是，許多忠臣往往自恃著正義的天平傾向自己，常常直言不諱，甚至為表忠心，侮辱皇帝也在所不惜。
譬如大明朝天啟二年，新科狀元文震孟指責天啟帝沒有真正承擔起經國大任，竟上疏說:“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於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這封奏摺上遞後，權閹魏忠賢故意留壓而沒有立即上奏。
卻乘天啟帝觀看木偶時，適時將疏中“傀儡登場”語告訴皇帝，說文震孟惡意將皇帝帝比作偶人，並要求皇帝殺之。皇帝當然點頭同意，但終經眾臣苦勸力爭，硬是將震孟給保了下來，只讓天啟皇帝憋了一肚子火，這也是忠臣們雖然為了皇帝的利益，不惜身家性命，而皇帝們卻對這些忠臣恨之入骨的原因了。
當然，忠臣與良臣雖然並不相同，但也並沒有必然的界限：忠臣也可能具有良臣的能力，良臣也可有忠臣的忠心，兩者一般不太好區別，但就做事的具體風格而言，忠臣重視的是事情的過程，往往寧折不彎，不計後果;良臣則務實一點，堅持原則性但往往又摻雜些靈活性。
西漢末年，王莽篡位，意欲徵辟賢隱，粉飾太平。
當時有兩位賢士，深受王莽器重，一個是漢哀帝時光祿大夫龔勝，一個是齊人薛方。
兩人都不願就徵，但朝庭都欲強而起之，無奈之下，龔勝採取的是絕食式的抗爭，餓至十四日才氣絕身亡，薛方採取的方式則相對輕鬆些，只對著來使拜謝道:“堯舜在上，且有巢由，今明主方著唐虞盛德，小臣願守箕潁高風，請善為我辭。”
使人回覆朝命，將事情經過告訴王莽，莽聽他稱頌自己，很覺愜意，倒也放他過去了。
兩者當時都被視為賢良，相較而言，龔勝付出的成本、代價更大些，這也是忠臣的成本與代價。
南宋岳飛也是位著名的忠臣，他在紹興年間被任為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時，當時湖北刑獄万俟卨以為這是一個巴結朝廷重臣向上爬的機會，悄悄向岳飛面陳擁兵自衛之計，讓岳飛不顧朝廷旨命、擴充兵力、積累財帛，結交權臣，聯絡黨羽，以圖大計。
岳飛聽了，勃然大怒，忍不住將他痛罵一頓，使得万俟卨挾怨而去。
後來，万俟卨為報私仇，竟然為虎作倀，幫著秦檜將岳飛迫害致死，這種結果，大而言之是忠奸不容，小而言之，卻也是由於岳飛為人忠直，容易得罪人的緣固。
武則天時丞相狄仁傑則相對圓融得多。
長壽元年(693年)正月，狄仁傑因被武承嗣、來俊臣等誣告謀反，被捕入獄。當時法律中有一項條款:“一問即承反者例得減死。”來俊臣逼迫狄仁傑承認“謀反”，狄仁傑也爽快得很，立刻承認:“反是實!”來俊臣得到滿意的口供，將其收監，不復嚴備。狄仁傑回到獄中，暗暗地在被單上寫明冤情，並通過家人上告武則天，終得辯白冤情，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李氏大唐的江山。
岳飛身死，而使北伐成為畫餅，狄仁傑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大唐的社稷，這其實也是忠臣和良臣的另外一個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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