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来自人性深处的琐碎之恶,影视剧到底如何拿捏?

这种来自人性深处的琐碎之恶,影视剧到底如何拿捏?

传媒大眼导读

这种来自人性深处的琐碎之恶,很容易让人处于一种“无意识犯罪”的状态,而它所滋生出的种种罪恶行径,也就成了影视剧创作过程中的重要素材。

现实中的悲剧是不可逆转的。甘肃19岁女孩李某奕跳楼自杀事件仍在发酵。女孩在8楼准备跳下期间,楼下围观者不仅不为其深处险境而揪心、犯难,反而是为其不快点跳下而不耐烦,甚至有人高喊“跳啊,快跳啊”。在李某奕真的纵身跳下后,又有围观者吹口哨起哄,纷纷表示“跳得好”。毫不夸张的说,这个花季少女的陨落或多或少与这些旁观者的冷漠表现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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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续报道也揭露出更为令人震惊的事实,跳楼少女因受到班主任的骚扰后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已多次尝试自杀。李某奕称自己在第二天就找了心理辅导室的老师,可辅导室的段老师竟然自作主张安排吴某厚向她道歉。吴某厚道歉并感谢李某奕“回到班里上课,给他一条生路”。此后李某奕在校外被诊断为抑郁症。而辅导室老师对猥亵者行为的纵容与同情,也间接导致了这起悲剧的发生。

此情此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近日在北美地区热映的《信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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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尤其是针对少年儿童展开的性侵行为,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又一社会问题。遗憾的是,探讨这一问题的电影作品,为了制造戏剧冲突以刺激观众,通常都只突显犯罪过程中肮脏不堪的一面,却并未深入挖掘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成因。随着电影《信笺故事》的上线,导演将一个黑暗的故事放置到来回穿梭的时空中,以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娓娓道来,反而为观众赢得了更多的思索空间。

当“性侵少女的罪行”被粉饰成最美的爱情,电影里那个帮助性侵者完成施暴的旁观型女友,其助纣为虐的行为背后折射出的冷漠无情,成为观众心中难以拔除的一颗刺。这种对于罪恶毫无感知的旁观心态和行为,更是让人胆战心寒。

来自孩子们的琐碎之恶,潜藏着虚无主义的种子

相比于麻木的成人世界,价值观还未成形的少年、少女更易犯错。虽然我们对青春成长采取更包容的态度,但自我遭受的伤害一旦内化成施恶的源头,往往更让人有措手不及的错愕感。

比如孩子间的恃强凌弱,就被德国影片《浪潮》表现得淋漓尽致。“软脚虾”男孩被各种大孩子欺负后,身上渐渐也积累起了一股戾气,最终投身到极权主义实验中;而在经典影片《丑八怪》中,孩子们的无心恶行也以极其震撼的方式展现在银幕上,你会发现成人力图掩饰的东西,都会被这些尚显稚嫩的孩子们毫无遮掩地暴露出来。

《更好的世界》中里的安东,当自己儿子被别的孩子欺负时,他会不由分说地回打那个孩子一拳,再回过头来狠揍自己的儿子,称其“是一个惹事精”。他在孩子身上释放的戾气,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以某种方式传递到孩子的价值观中,甚至反作用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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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极具攻击性的行为背后,潜藏了虚无主义的种子。当自己没有感受到生命被尊重,孩子们很可能也不知道要如何尊重他人。当他觉得自己一文不值时,也同样会这样定义他人。于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容易将自我生命活成一根刺,刺痛周遭才能感知自己,甚至用近乎“战争”的方式与他人相处。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影片或多或少都有着某种参照物的作用,提醒人们不要掉进“琐碎”之恶的陷阱中。

无心之恶酿成的暴行,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中

生活中的“琐碎之恶”,常常以一种毫无感知的、琐碎的方式,潜藏在生活的某个阴暗角落中。而这些原本无心的罪恶,在影视剧中的表现往往更趋戏剧化。

《更好的世界》是2011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故事讲述了两个人如何因为一次普通的吵架最终酿成人命案的全过程。主人公是一位外科医生,当地一个人与他打赌想看看孕妇肚子里究竟是男孩还是女孩,主人公便随意切开了躺在病床上的孕妇的肚皮。而人们对其进行谴责的方式,也仅限于勒令他将女性开膛的肚皮尽快缝合上。作恶者对自我罪行毫无任何感知,他用来表达自我特立独行、不容被侵犯的方式,就是去侵犯别人。

这种来自人性深处的琐碎之恶,影视剧到底如何拿捏?

人们习惯借助科幻作品来表现对失控感的恐惧。美剧《西部世界2》更是在特定的乌托邦语境下,展现出人性恶念极度膨胀后的结果。当所有机器人都被裹挟在一套固定的生命程序中,人类究竟应该肆无忌惮地施恶还是对彼此予以尊重?成为该剧的切入点。

第二季中的机器人在面对人类暴行时催生的触底反抗,终于唤醒了这些似人非人的独特群体对自由选择权的追求。还有韩国导演李沧东在戛纳电影节上引起广泛关注的新作《燃烧》,也选择了近乎同样的主题立意,只不过后者更趋向于哲学思考而已。

展现人文精神还是人性的奇观?是影视剧需要拿捏的尺度

日韩电影在处理恶行主题时,更愿意加入“因果轮回”以及“恶恶循环”的表现手法,来展现一个个几近变态的故事。韩国电影《蜜阳》中,母亲带着女儿来到小镇上,可女儿却不幸被杀。杀害孩子的凶手经过神父的开导,竟然原谅了自己的罪行,这让本已打算宽恕罪犯的母亲瞬间价值观崩塌,她无法忍受一个杀人犯的自我救赎,随即展开复仇,以勾引神父的方式去证明“救赎”行为的荒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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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日本电影《告白》中,两名少年杀死了女教师的幼女爱美,残忍的手段透露出的是少年们的轻率无知。其中一个少年因被母亲遗弃,为了向母亲证明自己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对爱美产生了杀心。但真正杀死爱美的,却是另一个胆小懦弱的少年。他在父母的过渡溺爱下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为证明自己才实施了杀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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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转折之处在于,犯了错的少年与成人一样为他人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后果,却得不到惩戒。于是老师制定了一套精密的“复仇计划”。最终两个孩子一个用自己做的炸药炸死了母亲,另一个干脆发了疯。

这种来自人性深处的琐碎之恶,影视剧到底如何拿捏?

说到底,这种琐碎之恶常常带有一种临时起意的偶然性,颇具即兴意味,甚至干脆没有什么理由,或是一切都可以成为其理由。由于这种随意性,所以此类恶行经常是随时可能爆发的,令他人毫无任何防范可言。这而种行为既危害了他人,同时也会让自己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于是,痛失爱女的女教师以及那个脆弱的小镇母亲的行为,虽然可以理解,但却并非一种正确的选择。这也让影片缺少了一种价值观方面的透视感。与童年被伤害的少年一样,两位女性都需要通过伤害他人来感知自我生命的存在,通过折磨他人才能获得心理平衡。但日韩影片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往往显然过于猎奇。

与其在影片中制造人性的奇观,不如像《信笺故事》那样,通过对价值观的关照以及自我反思,来表达更具普世价值的是非观。这样充满人文精神的内心关怀,显得更易被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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