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大眼導讀
這種來自人性深處的瑣碎之惡，很容易讓人處於一種“無意識犯罪”的狀態，而它所滋生出的種種罪惡行徑，也就成了影視劇創作過程中的重要素材。
現實中的悲劇是不可逆轉的。甘肅19歲女孩李某奕跳樓自殺事件仍在發酵。女孩在8樓準備跳下期間，樓下圍觀者不僅不為其深處險境而揪心、犯難，反而是為其不快點跳下而不耐煩，甚至有人高喊“跳啊，快跳啊”。在李某奕真的縱身跳下後，又有圍觀者吹口哨起鬨，紛紛表示“跳得好”。毫不誇張的說，這個花季少女的隕落或多或少與這些旁觀者的冷漠表現不無關係。
而後續報道也揭露出更為令人震驚的事實，跳樓少女因受到班主任的騷擾後被診斷為創傷後應激障礙，已多次嘗試自殺。李某奕稱自己在第二天就找了心理輔導室的老師，可輔導室的段老師竟然自作主張安排吳某厚向她道歉。吳某厚道歉並感謝李某奕“回到班裡上課，給他一條生路”。此後李某奕在校外被診斷為抑鬱症。而輔導室老師對猥褻者行為的縱容與同情，也間接導致了這起悲劇的發生。
此情此景，很容易讓人聯想起近日在北美地區熱映的《信箋故事》。
性侵尤其是針對少年兒童展開的性侵行為，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又一社會問題。遺憾的是，探討這一問題的電影作品，為了製造戲劇衝突以刺激觀眾，通常都只突顯犯罪過程中骯髒不堪的一面，卻並未深入挖掘事件背後更深層次的成因。隨著電影《信箋故事》的上線，導演將一個黑暗的故事放置到來回穿梭的時空中，以一種旁觀者的角度娓娓道來，反而為觀眾贏得了更多的思索空間。
當“性侵少女的罪行”被粉飾成最美的愛情，電影裡那個幫助性侵者完成施暴的旁觀型女友，其助紂為虐的行為背後折射出的冷漠無情，成為觀眾心中難以拔除的一顆刺。這種對於罪惡毫無感知的旁觀心態和行為，更是讓人膽戰心寒。
來自孩子們的瑣碎之惡，潛藏著虛無主義的種子
相比於麻木的成人世界，價值觀還未成形的少年、少女更易犯錯。雖然我們對青春成長採取更包容的態度，但自我遭受的傷害一旦內化成施惡的源頭，往往更讓人有措手不及的錯愕感。
比如孩子間的恃強凌弱，就被德國影片《浪潮》表現得淋漓盡致。“軟腳蝦”男孩被各種大孩子欺負後，身上漸漸也積累起了一股戾氣，最終投身到極權主義實驗中；而在經典影片《醜八怪》中，孩子們的無心惡行也以極其震撼的方式展現在銀幕上，你會發現成人力圖掩飾的東西，都會被這些尚顯稚嫩的孩子們毫無遮掩地暴露出來。
《更好的世界》中裡的安東，當自己兒子被別的孩子欺負時，他會不由分說地回打那個孩子一拳，再回過頭來狠揍自己的兒子，稱其“是一個惹事精”。他在孩子身上釋放的戾氣，在未來的日子裡將會以某種方式傳遞到孩子的價值觀中，甚至反作用於他人。
在這種極具攻擊性的行為背後，潛藏了虛無主義的種子。當自己沒有感受到生命被尊重，孩子們很可能也不知道要如何尊重他人。當他覺得自己一文不值時，也同樣會這樣定義他人。於是，在這種意識形態下成長起來的孩子，很容易將自我生命活成一根刺，刺痛周遭才能感知自己，甚至用近乎“戰爭”的方式與他人相處。從這個角度來看，上述影片或多或少都有著某種參照物的作用，提醒人們不要掉進“瑣碎”之惡的陷阱中。
無心之惡釀成的暴行，每時每刻都可能發生在日常生活中
生活中的“瑣碎之惡”，常常以一種毫無感知的、瑣碎的方式，潛藏在生活的某個陰暗角落中。而這些原本無心的罪惡，在影視劇中的表現往往更趨戲劇化。
《更好的世界》是2011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故事講述了兩個人如何因為一次普通的吵架最終釀成人命案的全過程。主人公是一位外科醫生，當地一個人與他打賭想看看孕婦肚子裡究竟是男孩還是女孩，主人公便隨意切開了躺在病床上的孕婦的肚皮。而人們對其進行譴責的方式，也僅限於勒令他將女性開膛的肚皮儘快縫合上。作惡者對自我罪行毫無任何感知，他用來表達自我特立獨行、不容被侵犯的方式，就是去侵犯別人。
人們習慣藉助科幻作品來表現對失控感的恐懼。美劇《西部世界2》更是在特定的烏托邦語境下，展現出人性惡念極度膨脹後的結果。當所有機器人都被裹挾在一套固定的生命程序中，人類究竟應該肆無忌憚地施惡還是對彼此予以尊重？成為該劇的切入點。
第二季中的機器人在面對人類暴行時催生的觸底反抗，終於喚醒了這些似人非人的獨特群體對自由選擇權的追求。還有韓國導演李滄東在戛納電影節上引起廣泛關注的新作《燃燒》，也選擇了近乎同樣的主題立意，只不過後者更趨向於哲學思考而已。
展現人文精神還是人性的奇觀？是影視劇需要拿捏的尺度
日韓電影在處理惡行主題時，更願意加入“因果輪迴”以及“惡惡循環”的表現手法，來展現一個個幾近變態的故事。韓國電影《蜜陽》中，母親帶著女兒來到小鎮上，可女兒卻不幸被殺。殺害孩子的兇手經過神父的開導，竟然原諒了自己的罪行，這讓本已打算寬恕罪犯的母親瞬間價值觀崩塌，她無法忍受一個殺人犯的自我救贖，隨即展開復仇，以勾引神父的方式去證明“救贖”行為的荒謬性。
同樣，日本電影《告白》中，兩名少年殺死了女教師的幼女愛美，殘忍的手段透露出的是少年們的輕率無知。其中一個少年因被母親遺棄，為了向母親證明自己可以做出驚天動地的事，對愛美產生了殺心。但真正殺死愛美的，卻是另一個膽小懦弱的少年。他在父母的過渡溺愛下產生了嚴重的挫敗感，為證明自己才實施了殺人的行為。
影片的轉折之處在於，犯了錯的少年與成人一樣為他人造成了不可彌補的後果，卻得不到懲戒。於是老師制定了一套精密的“復仇計劃”。最終兩個孩子一個用自己做的炸藥炸死了母親，另一個乾脆發了瘋。
說到底，這種瑣碎之惡常常帶有一種臨時起意的偶然性，頗具即興意味，甚至乾脆沒有什麼理由，或是一切都可以成為其理由。由於這種隨意性，所以此類惡行經常是隨時可能爆發的，令他人毫無任何防範可言。這而種行為既危害了他人，同時也會讓自己處於巨大的危險之中。
於是，痛失愛女的女教師以及那個脆弱的小鎮母親的行為，雖然可以理解，但卻並非一種正確的選擇。這也讓影片缺少了一種價值觀方面的透視感。與童年被傷害的少年一樣，兩位女性都需要通過傷害他人來感知自我生命的存在，通過折磨他人才能獲得心理平衡。但日韓影片在處理這類問題時往往顯然過於獵奇。
與其在影片中製造人性的奇觀，不如像《信箋故事》那樣，通過對價值觀的關照以及自我反思，來表達更具普世價值的是非觀。這樣充滿人文精神的內心關懷，顯得更易被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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