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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的流传和版本

《竹书纪年》相传乃是战国时期魏国史官的作品，内容主要是夏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历史，体例采用的是编年体。

在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盗墓贼不准在盗墓的时候盗出竹简数十车，字体早于西晋时期，史称"汲冢书"或者"汲冢纪年"。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基本上不识古文，而其竹简的先后次序已经被盗墓所破坏，所以当时的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用当时的通用文字对竹简进行次序恢复和文字转写，形成了《古本竹书纪年》荀和本。但是在这一修订过程中，荀勗、和峤对于竹简内容的最早时期有所争议，荀勗认为竹简从夏代开始记载，而和峤认为从黄帝开始，最终荀勗的意见占了上风。到了晋惠帝时期，秘书丞卫恒、佐著作郎束皙对荀和本继续考正，形成了卫束本。

永嘉之乱，竹书纪年的原简亡佚，后来到了五代十国时期，荀和本、卫束本也亡佚了。

元明之际，突然出现了竹书纪年的刻本，因为采用的是元明之际的文字所以称为《今本竹书纪年》，后来被清代学者考证为伪书。

真伪与史料辨析

螺旋真理

《竹书纪年》是可追溯的最久远、最古老的一本（唯一一本）出土文献与“官方”史书。我得解释一下我这段话，以免误导：

1、最久远，并不代表是我国最早的历史，但是我国的书面文字史与书籍史确实爆发于春秋战国期间，所以《竹书纪年》也确实是最古老的书籍之一；

2、出土文献：凡是带有文字与叙事性的出土记载的资料，都几乎被考古与文化界视为最高级的历史证物，最具价值。《竹书纪年》就当得上这样的美誉！

3、《竹书纪年》是对中华民族起源与中华文明起源最有用的一本书，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太史公的《史记》里，只记载了西周“共和元年”，即周厉王时的“国人暴动”的第二年的时间，亦即公元前841年算起。而之前的历史《史记》中并未有系统性的时间记载。《竹书纪年》使用了上古的纪年方法“天干地支”法，因此有时间线条，这样就可以给专家利用历法推算及结合考古测年来进行断代。因此《竹书纪年》成为“夏商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重要参照蓝本之一。

4、官方史书，不言而喻，因为它是记载历史的，所以是一本史书（侧面印证春秋战国时各国都会有自己的史书，比如《战国楚简》）。但是，必须得强调一下，《竹书纪年》只是春秋时的晋国与魏国的官方史书，却并不是代表当时中央政权的周王室的史书。因此，你能想象，可能出于不够了解或带有自身国家立场、与文化思想导致的看法不同等原因，你可以说《竹书纪年》代表了那时候的晋、魏两国的官方史观——这没错。

但你不能把它当成是整个春秋战国时的周王室的史观。

当然了，世上不存在100%真实与100%准确的历史记载，就《竹书纪年》与我国现存的全历史文献（含出土与传世文献）来看，中国的历史记载都是无比详细丰富的，是人类史首屈一指的。

《竹书纪年》的真实性到底如何了？

前面说过，由于它是“出土文献”，因此它的真实性带有很大的“震慑力”，使今历史爱好者几乎对其疯狂膜拜，因此也产生了几乎不加辨析全盘接收的潮流。如下面这些：

1、舜囚禁尧，最后把尧杀死，夺取帝位；

2、舜大肆消灭尧的死党，将其称为四凶，其中包括禹的父亲；

3、禹据夏地抗舜，终击败舜，将其流放到苍梧，舜死在苍梧；

4、禹死，启即位，益密谋夺位，结果被启杀掉；

5、伊尹篡权夺位，后被商王太甲复位诛杀；

6、商王文丁杀周文王父季历；

7、共和元年。不是周公、召公联合执政，而是诸侯国共国伯和代周天子执政，而称“共和行政”。

8、周文王被纣王拘押，不是因为崇侯虎进了谗言，而是周文王与纣王发生军事冲突，败而受俘；

9、周武王乘纣王主力东征东夷，进而偷袭商都；

以上这9大点就是现在网上流传最广的《竹书纪年》版之《史记》，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它们来批评及批判太史公和他的鸿篇巨著《史记》，诸如“儒生伪造历史”、“美化历史”等观点也愈演愈烈，进而时常有全面否定《史记》之倾向。

其实，姑且先不论《史记》与《竹书纪年》真假程度孰多孰少，且说太史公司马迁生时并未看过《竹书纪年》，因为《竹书纪年》是出自西晋咸宁五年（前279年），被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而出土现世的。因此，太史公根本没有可能引用《竹书纪年》来撰写《史记》。

二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实上秦火不焚卜筮书，如《山海经》《易传》，连《归藏》与《连易》这样古老的巫书都保留，但是却把原六国（含周王室）的史书都烧光了，从李斯那句：“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里的“史官”与“博士”可推知，这两类被坑的儒生，确实都是掌管天下藏书者。

基于以上，不管如何，司马迁著《史记》时不太可能看得到太多先秦史籍。

再举一个例子，如迄今为止，唯一一本被认为最有可能来自周王室史官编纂的史书《尚书》，在汉武帝年间由鲁恭王拆除孔子故宅时从墙壁中戳出（因此又称“孔壁书”），当时被发现后竟然被丢进了宫藏束之高阁，并未运用于太学，也未推广普及，到西汉末年的刘歆父子重新编纂后，才开始普世。

这说明什么了？

说明西汉初年时，人们对西周的历史是不太关心的，而且其史学体系很可能是自成一派的，因此不需要联系先秦史籍都可以建立。

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记》的奠定者，由他的经历与太史公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不难发现，《史记》得以完成最主要是太史公父子两人用尽一生与双脚走完了大半个西汉帝国，其中大量参照金石刻勒与古器铭文和走访亲历者后代及收集民间遗籍是父子俩最重要的手段。

综上所述，《史记》不可能参照过藏于地下的《竹书纪年》，因此，片面把《竹书纪年》的观点奉为圭臬及用其鄙夷太史公和《史记》是既不客观又属无理取闹。

太史公参考的金石刻勒与古器铭文一样是出土文献。正如《说文解字》的许慎没有看过殷墟底下的甲骨文一样，但是他的诂训却惊人的准确。也所以，《史记》经过几千年来的无数治史者与后世出土文物对比考证，是经得起考验的。

说到考验，《竹书纪年》有一点必须强调清楚，今天我们看到的《竹书纪年》其实已经不是西晋出土时的那一份原本，因为在唐“之安史之乱”后，正本与考本均告佚失。到了明朝时方由嘉靖年间天一阁主人范钦重著了一本，此书即为我们今天所说的《今本竹书纪年》，而被专家们定义为出土文献及运用在各种权威场合的《古本竹书纪年》则是由清末民初的两位国学大师朱右曾与王国维呕心沥血地从各种传世文献中挖掘出来的西晋正本之遗留辑录的片章段句汇编而成的。

因此，《古本竹书纪年》本身也已经不是第一手资料——当然，没有参照是不可能“伪”得出来的，因为那就变成了凭空想象了。所以，朱、王二位的编纂汇编是大体可靠的。但即便如此，由于它已经不完整，是拾掇的，故也不能100%保证与正本一模一样。

好吧，说了那么多，终于是时候举例说明了，看看《竹书纪年》的真实度到底有多真实，以上述引用的第5、与第9为例，即“伊尹杀商王”与“周武王趁纣王伐东夷而袭殷”。

★伊尹夺权？后被商王杀？

如果《竹书纪年》所记属实，则伊尹在商王室的眼里一定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是名符其实的乱臣贼子，但是事实呢？

甲骨文VS《竹书纪年》：出土PK出土！

“酉彡”为商代祭祀礼仪，而“牢”则是指牛，用了4头牛，这是当时非常“壕”的规格。

伊尹甚至与商先王一个地位，如：

上甲（微），是殷商第9代君主，可见伊尹的地位是何其尊贵！

而那个一个宝盖头“宀”+一个“方”字再+一个“正”字底是“配享”的意思，就是说祭祀的人们认为伊尹已经享受到了祭品，“上甲岁，伊X（打不出）”的就是说“我们祭祀了上甲先王，同时，伊尹也享受到了”——充分说明殷人的牵挂之情！

还有：

“大乙”，即商汤（成汤），众所周知，汤乃殷商的缔造者，伊尹之重要不言而喻！而且其中的“贞其羌卯”就是指用活人（古羌族）来祭祀商汤与伊尹，这就是天子皇帝才能享受的待遇！

除了同享庙号以外，商人还把伊尹当成了神，如求雨：

大板甲骨祈求！

这一段甲骨文里的“示于祖丁”（商朝第16任君主）、“执伊”、“于祖丁”，此处的语境，祖丁与伊尹是并列地位的。

毫无疑问，伊尹不可能如《竹书纪年》记载的那样，因篡权夺位而被杀，显然，《史记》要更加靠谱真实。

★周武王“捡漏”？？？

这个是近几年最恶毒的一则虚无历史案例，由于翻案风的盛行，商纣王近十几年几乎被彻底洗白，那么随之带来的必然是其死对头周武王被“洗黑”。

平心而论，纣王确实不失为一有为君主，因为他的诸多举措都是为了巩固商王室统治而做的，而且他还大力改革，打击控制朝政的宗教势力，似乎有使商制脱离“政教合一”走向文明政治的倾向。但是，不可否认，连年征战、穷兵黩武且好杀予夺是商人的本性，殷商是一个残暴的政权，终究要被历史淘汰推翻。

而所谓“周武王趁殷纣王讨伐东夷时偷袭”则全然是一虚构捏造的历史“发明”！

甲骨文PK《竹书纪年》！

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大规模的讨伐东夷早在纣王的老爸帝乙时期就已经完成了！（同时，见于商王帝乙时期的“攸侯喜”，即现在很流行被解读为印第安人嘴里的“hosi”，因此而称印第安人是殷商人的后代，是“攸侯喜”带过去的，这根本就是一个张冠李戴好么？纯粹笑话！）

到了纣王时期，大规模伐东夷不见于甲骨文，只有一件青铜器有相关记载：《小臣尊》

里面有铭文4行27字：“丁巳，王省夔京，王锡小臣夔贝，隹王来征人方。隹王十祀又五，日。”

仅从这段文字无法推测年份，但是该青铜器经测年鉴定为商朝末年，那么，结合甲骨文无载，我们当然可以判断，这不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事实上，《史记》与先秦史籍都明明写着周武王第一次伐纣时，虽然率领了“八百诸侯”，却只到达了盟津（今河南孟津）就撤了回去。

一个月后周武王才终于壮起了胆子在“鲜原”再次会师，并于“牧野之战”中一举大败殷军以代商。

纣王的军队从头到尾都好端端在那，没任何证据能证明那时候殷军和东夷在东方大打出手。

以上两例表明，《竹书纪年》虽为出土文献，但是并不一定就会比传世文献真实。

因此，我们切不可盲目迷信考古而不顾史学，反之亦然。

必须具体内容具体分析，辩证性考辨。

無風即風

巜竹书纪年》所讲述的内容应该是属实的。巜竹书》中有许多记事与传统的史书记载不一致。如厉王被逐后，出现了所谓共和时期，巜史记•周夲纪》以为周公，召公两位共同执政，巜竹书》的记载却是共伯和干王位，说是共伯和的诸侯代替周厉王，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并非周，召二公共同执政。此外，巜竹书》对夏，商纪年也比其他史书详细。没有巜竹书》，夏，商纪统这一空白无法填补。巜竹书》是战国时期魏国史官的编年史书。而《史记》是汉武帝时，太史令司马迁的编录。司马迁的正直伟大，历史已有定论。但中间经过秦朝的统一，秦朝的灭亡及焚书坑儒。战乱的流失，有些东西已经不全，巜竹书》的出土，刚好填补了空白。所以个人的认为，巜竹书》讲述的内容是属实的，当然由于夲人的学识较浅，接触的资料很少，看东西较片面，此观点仅做讨论的话题而已。真正的历史还待史学家们考查论证。谢谢。

沈老头13

《竹书纪年》主要记载夏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历史，其中关于晋国和魏国的历史可信度比较高。

近些年来，我国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史”研究，颇有成果。

关于《竹书纪年》的真伪，一直从唐宋争到今天，也无法盖棺定论。

一是因为《竹书纪年》把已定的历史年代又往前推了一千多年。二来也因为其中很多的历史记载与儒家所描绘的有所冲突，比如对于伊尹放甲：

在《竹书纪年》中：“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暨及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但是儒家却说是因为太甲无道，伊尹将太甲幽禁，后来太甲改过自新，伊尹又归还了皇位。

还有就是关于尧舜之间的让位，竹书纪年中记载舜放尧于平阳，但是在别的史书中记载却是尧自愿让位与舜。

言有章

这简的内容更符合人们的推论，如果尧和舜时代天子的权力还这么大，仍然是太平盛世，国泰民安。那么到禹这突然就家天下了，这其实并不太说的过去，当然我们一直说这是以禹的巨大威望为前提的。可是，有一点我们必须得说，尧舜选择下一代天子时，都是有人提出了他们的子嗣做为候选人的。

这就使我们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误解，认为当时还是部落联盟时代，明确的说，不是。

从各个遗址发掘内容来看，当时的文化，葬礼和祭礼与社会分工和发达程度都表明，至少从黄帝所处的时代起，就不再是单纯的部落联盟，而是保有部落联盟特征的国家刍形的存在。

而由黄帝一直到尧舜时期，是国家制度不断的丰满完善的时期，也是家族，血统观念形成的时期。所以，史料中尧舜禹都与黄帝存在血缘关系，我们讲，这一点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但这种观念产生的很早，是黄帝所创立的国家晚期的一种血统和家族观念上的攀附。这种行为产生的很早，所以后世人们也能当真事记载。

凡易姓而王 ，封梁父者七十有二。这是史记中管仲所言，但我们想，易姓而王有几人？我们知道的，也不过数人，司马迁也总结出十二家。不过要按司马公的统计，那又把开头提前很长时间。可再怎么算也才十二个，显然七十二再是虚数也是与十二有区别的，那么这几十个易姓天子是肿么来的？

那就是前一统时期，黄帝吞并了炎帝，又驱逐了蚩尤势力。以旷世的武功建立了中国范围内第一个统一时期，那么黄帝也是铸了鼎的，也就是说规矩产生了，很可能黄帝对于归附的方国和有功之臣也进行了策封。也规定了他们的统治范围和进贡的种类。在这个时期，黄帝还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那就是命人将各方国原有的文字进行了整合再加工，形成了统一的文字，然后推行到了各方国。

黄帝应该是留下了一个禅让的制度，仙逝了。留下了一个啥局面呢，禅让的标准不再是贤能而是拳头硬不硬。一个前战国时代。天子宁有种乎，唯兵强马壮者为之耳？这一时期的古城遗址大多是有完整的城防工事的。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方国间战争的惨烈程度。

这种方国间的兼并，使得实力强劲的国主取得天子之位，从黄帝至尧有数十位之多。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舜会流放尧，而禹也同样对待了舜。而禹则认为家天下，可以终结这种兵强马壮者为之的局面。从而开启了家天下的时代，但这个想法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的，实力强劲的国主还是认为可以名正言顺的抢到天子之位，才是正途。所以，才有了太康失国。

扯了这么多，纯是猜想，根据也不大经的起推敲。所以当段子看就可以了。

至于竹书纪年，虽然有出土年代和出土地点的纪录，但一不属于现代考古记录，无法确定真伪，其次原件早已散失，可信度就更大打折扣，最后我认为是只能用于参考和佐证，无法成为准确的历史记录。

就这些。

展忘

竹书纪年里记载了一些完全颠覆以往认知的东西，比如舜流放尧，禹流放舜，至于是否属实，只有亲自穿越回去才知道，不过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是属实的，因为这才更符合权利争斗的特性。毕竟早在尧舜禹之前，所有的权利都是靠打出来的，黄帝大战蚩尤，大战炎帝，打得天昏地暗才当了天下共主，尧舜禹之后的朝代更替也都是战争堆积出来的，没道理就单单是尧舜禹期间才和平禅让。

小学生陪读家长

从内容上回答过这个问题，现在从修历史的人角度谈谈。上古时期教育落后，能为国家修历史是非常高大上的，要求很高，还是家族代代相传，社会地位也高，老子是周王的柱下吏，有位置靠紧领导的，编写一段不知道要不要公示，但是基本上不会瞎写，他家几百年的牌子他自己不敢砸的。君王硬逼着怎么办？成语前仆后继，老大杀了老二上，老二杀了老三上，老三杀了还有老四呢，就是当时血淋淋的情况，当然老四没杀，要是老四也被杀了呢？没关系，第二个修历史的家族已经洗干净脖子等君王来砍了，就一条，不能瞎写。我们看到的历史可能是先贤有生命写下来的，不能认为是假的。战国后期，各国为了各自目的，历史书上夹带点是有的，再往后就越来越不要脸，到现在就没有脸了，愧对古人！

亢龙有悔144672462

是否真实现在还没有定论，只能说其与《史记》有所出入，而是否真实，还要看日后文献资料出土的印证。

《竹书纪年》与《史记》的不同，争议最大的，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时的魏国，当时魏国以法家治国，而法家与孔子、孟子所代表的儒家的历史观有着很大的差异。就《竹书纪年》所记载的颠覆性史料，在一些法家学说中也有记载。如关于尧舜篡位，《韩非子·说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关于共伯和摄政，《吕氏春秋》：“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关于二王并立，《左传》：“携王干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记录方式很不便利的古代，对于历史的记载有所出入是很正常的。而且诸子百家为了印证自己的学说，往往也会选取有利于自己的记载或说法来进行阐述，儒家以礼治国，所以《春秋》就对尧舜禅让大书特书，歌功颂德。而法家以法治国，《韩非子》记叙的就是赤裸裸的权力争斗。毕竟尧舜时代距离战国也有一两千年了，对战国时期的人来说，那也只是传说。毕竟权利斗争也是很复杂的，有桌面上的，也有桌面下的，有公开的，也有内部交易的，单纯以一个记载去还原历史原貌，难免会有失实。

顾颉刚先生对《竹书纪年》也有过论断：“这部书的依据有三：一是传说。西周以前的事，其实全部是传说，因为没有历史的文字材料。这个部分，价值不太大。二是春秋时代的部分，因为有了《春秋》这部书，所以价值也不算大。三是战国部分，由于是当时的纪年，所以价值之大，如同《春秋》一个样。这部书，仍可以纠正司马迁所著《史记》中关于战国史事的错误。”可见《竹书纪年》的真实性，是越近的越真实，越远的越不靠谱。在研究其记载是否靠谱的时候，得把这个客观现实考虑进去。

还有一个，《竹书纪年》这本书本身的真伪性。东晋时期的考证水平未见得就有很高，而且还散佚了很多。到宋朝的时候，这本书干脆消失亡佚了。不过到了明朝，又突然出现一个新的版本，有学者分析这个版本很明显是有人伪造的。到了清中期，学者们才将古籍中记载《竹书纪年》的条文一条条整理出来，辑录出一个《竹书纪年》版本，这个还稍微靠谱一点。

综合这些靠谱的不靠谱的流传故事，你还会觉得你所看到的《竹书纪年》的记载很真实吗？也许很现实是真的，真实性嘛，就不好说了。

作家桑妮

相对于其他史书，我觉得竹书纪年里的东西还是比较客观可信的，后续的部分编书往往存在政治目的，比如新唐书。某些政治人物道德败坏，插手史官纪事，甚至篡改史书，比如李世民。人性本恶在某些政治人物方面体现的更加淋漓尽致，所以，相对于某些史书的完美主义，我更相信相对更加客观合理的竹书纪年。但很遗憾的是失散了不少。

婆罗门修斯

先说结论:现在的《竹书纪年》内容有真有假。

《竹》是春秋时晋国史官和战国时魏国史官记录的一本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战国史的部分。因为是编年体，一年一月详细记录。这部分的史料价值堪比《春秋》。

为什么说《竹》半真半假？

原因一:《竹》虽然是史官写的。相对客观。但其中关于西周以前的事，基本都是传说。

關鍵字: 历史谜团 读书 竹书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