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ël Faye
加埃爾·法伊
加埃爾·法伊是一位法國嘻哈說唱歌手，這是他新專輯的封面。
沒錯，我們今天介紹給你的是一位說唱歌手。這位嘻哈歌手擁有金融碩士文憑，曾在倫敦的基金公司工作，擁有大好“錢途”的他為了專心從事音樂而辭職。
看看這個腰封，就知道什麼叫在法國“拿獎拿到手軟”了~~~
1982年，加埃爾·法伊生於布隆迪，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盧旺達人，1995年因盧旺達內戰移居法國。在作品《小小國》中，“小小國”指的是非洲中部的布隆迪（也是他的故鄉），故事就發生在這個面積不到兩個北京大的國家。形容詞“小小”，一方面指的是布隆迪面積小，另一方面指出了故事主體部分是以十歲男孩加布裡耶的視角講述的。作家幼年時期的人生經歷和小說主人公加比是重合的。他在採訪中指出這不完全是自己的故事：“加布裡耶和我有著同樣的血統和身份，但我更關心的是重現那個年代的氣味、顏色和音樂。”
1992年，加比（加布裡耶的暱稱）和家人住在布隆迪首都布瓊布拉一個舒適的移民街區。他的爸爸是法國人，在布隆迪從事建築行業；媽媽是盧旺達的圖西人，因為1963年的大屠殺被迫離開祖國；還有妹妹阿娜。在這條平靜的死衚衕裡，還住著加比的幾個小夥伴，他們結成一支小分隊，每天愉快地玩耍。
-關於非洲-
不同於我們刻板印象裡的“貧窮”“災難”“飢餓”等字眼，在作者的筆下，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非洲生活滿溢迷人的熱帶氣息。飄蕩著檸檬草香氣的街道、色彩繽紛的九重葛籬笆、喧鬧的小酒館、綠松石般的湖水……寥寥幾筆的描寫帶我們踏上顏色和氣味的旅程，當然，也少不了非洲大陸熱情的音樂和舞蹈。
閃電時不時地劃破夜空，人們靦腆地再次邁開舞步。醉漢們用叉子和小勺把啤酒瓶敲得叮噹作響，替多納蒂安的吉他伴奏，蟋蟀們聽聞停下了自己的吟唱。接著小號也加入了合奏，口哨聲和歡樂的喊聲隨即響起。客人們重新用舒緩的舞步跳起舞。嚇壞的小狗夾著尾巴躲進桌子底下，幾秒種後空中傳來一聲巨響——聲音、光亮、狂風、爆裂的聲音混成一團。鼓聲咚咚響起，音樂的節奏加快了。沒有人能抗拒這不斷加速的音樂的召喚，我們的身體好像被並無惡意的精靈給控制了。
-關於童年-
儘管生活在遙遠的布隆迪，成長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加比的童年和我們大多數人卻有著相似的模樣。和小夥伴們躺在廢棄的大眾麵包車裡聊天，在這塊秘密的“基地”裡做種種白日夢；一起去偷鄰居家的芒果，被男僕放出的獵犬追得慌不擇路；給遠方的陌生筆友寫信，煞有其事地介紹自己，琢磨應該寄去哪張照片……
然而，加比幸福的童年生活危機四伏，搖搖欲墜。先是爸爸媽媽對未來的規劃截然不同：爸爸希望留在布隆迪享受白人的特權，而從盧旺達逃難至此的媽媽已經預感到非洲緊張的局勢，夢想著去巴黎生活。他們之間爆發了一次又一次的爭吵，直到媽媽摔門而去。加比憂慮地看著父母分居，內戰一觸即發，然後是盧旺達的慘劇。
-關於戰爭-
家庭關係破裂的大背景是這片中非土地上動盪不安的政治局勢。作者以加比的視角，幾乎完整地觀察並記錄了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的過程。從小說開篇就縈繞其間的緊張氛圍，經過盧旺達內戰、布隆迪總統選舉等事件的發酵，以兩國總統乘坐的飛機被擊落為導火索，最終爆發。
這場胡圖族人對圖西族人的種族滅絕大屠殺，從1994年4月7日持續到6月中旬。在百餘天裡，共有大約一百萬人被害，其中大部分是圖西人，還有兩百萬人流離失所。
影片《盧旺達飯店》劇照
作者刻意用兒童視角淡化了戰爭的殘酷，更多地落筆於加比在種種複雜的新情況中生出的疑惑和憂慮。他不想選邊站，不願意面對真實的世界，但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被逼出了避風港。美好的童年一去不返，加比不得不迅速地成長起來。
“
我寫這部小說是為了重現一個被遺忘的世界，講述我們愉快的時光……我寫這部小說是為了向世界呼喊我們存在過，我們過著簡單的生活，有自己的規矩和煩惱，我們只想留住自己的幸福，卻流散到世界各地，變成一群流亡者、難民、移民、遷移者。
——加埃爾·法伊
《小小國》
[法]加埃爾·法伊/著，張怡/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年6月版
“
加埃爾·法伊的語言如此準確、溫柔而莊重，描繪出在那個千瘡百孔的國家度過的童年。我們走出他的第一部小說，就像離開一個震撼人心的擁抱。
——《觀點》（Le Point）
加比不是一個非洲孩子，而是一個被瘋狂的命運所裹挾的世界兒童。這是我們所有人的憂慮。
——《解放報》（Libération）
加埃爾·法伊從自己的童年經歷中汲取了非常多靈感，這本書在我看來猶如一塊天然的金子。
——法國亞馬遜讀者
節選
《小小國》
無聊的下午終於結束了，時間邁著碎步轉瞬而逝。就在這間歇，在這即將消逝的時刻，我在車庫門口找到吉諾，頭頂上一片芬芳的雞蛋花正在盛開。我們兩人在守夜人的席子上躺下，從沙沙作響的小收音機裡收聽前線傳來的消息。吉諾調了調天線，雜音變小了。他開始聚精會神地為我翻譯每個聽到的句子。
幾天前，盧旺達再次爆發戰爭。帕西菲克收拾好行李，把吉他扔在了一邊。盧旺達愛國陣線已經出兵，解放我們的時刻近在眼前，吉諾大聲宣佈道。他咒罵乾坐著不行動的行為，在他看來我們都是懦夫，必須得參加戰鬥。有傳言說，一些像我們一樣的混血兒已經動身。吉諾甚至肯定地說，還有人參加了童子軍，他們都是些十二三歲的娃娃兵。
吉諾，我的這位小夥伴，他害怕從自己家花園裡撿到的狼蛛，平時遠遠聽見打雷聲，就趴到地上躲起來。可同樣是這個吉諾，他卻願意背起比他還高的蘇式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帶領一支游擊隊，衝進維龍加群山的濃霧裡。他用一根樹枝把皮膚颳得鮮血淋漓，在小臂上刺下FPR的字樣。傷口結成難看的疤痕，露出三個腫脹的字母。吉諾和我一樣，只有一半的盧旺達血統，但我卻暗地裡嫉妒他能說一口流利的盧旺達語，嫉妒他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是誰。爸爸不喜歡十二歲的孩子參與大人們的談話。但對吉諾來說，政治沒什麼神秘的。他爸爸是大學教授，總是詢問他對當前局勢的看法，還建議他讀讀《青年非洲》上的這篇文章或者是《晚報》上的那篇文章。總而言之，吉諾總是能聽懂大人們在說什麼。這對他來說，可不是什麼好事。
《盧旺達飯店》劇照
在我認識的小夥伴裡，只有吉諾每天早餐時邊喝無糖黑咖啡，邊收聽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的新聞，換作是我，只有看維達羅俱樂部的比賽時才這麼有興趣。我們兩人待在一起的時候，吉諾非得向我解釋他說的“身份”究竟是什麼。在他看來，我必須擁有一種生存方式、一種感知方式、一種思考方式。這些話媽媽和帕西菲克也說過。吉諾還不斷對我說，待在布隆迪，我們只能做難民，必須得回家去，回到盧旺達去。
回家去？可我的家就在這裡呀。說我是盧旺達的孩子，這話是沒錯，但現在構成我現實生活的是布隆迪，是法國學校，是基納尼拉街區，是死衚衕。其他的一切並不存在。隨著阿爾封斯的死還有帕西菲克的離開，我有時覺得這些事件和我也是有關聯的。但我很害怕。我害怕爸爸看到我說這些話時的反應，害怕生活秩序被打亂，害怕戰爭，在我的頭腦裡，戰爭只會帶來不幸和悲傷。
那天晚上，我們聽著收音機裡的廣播，夜幕降臨的時候，聊天的話題出人意料地轉到這上面。我們窩在吉諾家裡。客廳的四壁組成了一個真正的動物肖像畫廊。吉諾的爸爸是個攝影迷，每逢週末，就全副武裝，帽子——短袖襯衣——頭巾——涼鞋——短襪，一件不落，跟著攝影旅行隊，一同前往魯武武自然公園。回來後，他堵住浴室門窗的縫隙，在裡面沖印照片。整棟房子因此散發出一股和牙醫診所一樣的臭味，沖印照片的化學試劑氣味和吉諾爸爸大噴大灑的香水味混雜在一起。吉諾的爸爸簡直是個幽靈般的存在，從沒有人見過他，但我們很容易知道他是否在家，就憑這股浸入肌膚的廁所消毒水味還有他整天敲打的打字機聲，他在這部機器上敲出了這輩子的課程講義還有政治學著作。吉諾的爸爸喜歡把一切弄得井井有條、整整齊齊。每當他做完一件事，比如拉開窗簾或是給植物澆水，就會說：“好了，幹完啦！”一天結束的時候，他一邊在腦袋裡給做完的事情一一打上鉤，一邊嘟嘟囔囔地說：“一件事又做完啦！”他按固定的方向梳理小臂上的汗毛。頭頂的頭髮禿了，就從腦袋的兩側梳過頭髮，遮住禿頂。打領帶的日子從右梳到左，戴領結的日子從左梳到右。吉諾的爸爸小心翼翼地修剪這頂頭髮罩子，還在邊緣處留出一條修剪乾淨的小縫兒，就像一道沒有偽裝的戰壕。街上的人都管他叫“柯達”，倒不是因為他喜歡拍照，而是他油膩膩的頭髮裡總是藏著幾噸頭皮屑。
一回到家，吉諾就收起作怪的模樣，不敢再想著開玩笑、吐痰、打嗝，或是用屁股壓著我的腦袋放屁。他跟屁蟲似的一路跟著我，檢查我有沒有好好給廁所沖水，有沒有弄溼馬桶圈，有沒有把客廳裡的小擺件放回原位。吉諾爸爸的怪癖轉移到吉諾身上，讓他家顯得冷冷清清，一副不歡迎人上門的樣子。
那天夜裡，天氣炎熱，但彷彿能感到一陣涼風吹進了房間，吉諾也注意到了。幾分鐘後，我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發現不論是誰，在這破房子裡都待得不舒服。我們二話不說，關掉暗淡的日光燈，把夜蛾留給大壁虎享用，然後拋下吉諾爸爸的奧利維蒂打字機煩人的嗒嗒聲，重回夜晚寧靜的懷抱。
人民文學出版社（ID:rwcn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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