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許多輿論一直在質疑三峽大壩對於中華鱘等生物的危害，以此質疑三峽工程。但由於葛洲壩更早（1981年）就截斷長江，又不斷有媒體將“中華鱘之殤”的矛頭指向了葛洲壩。
比如，一家媒體就稱：“過去幾十年，中華鱘普遍受到水利工程、航運、汙染、過度捕撈等影響，但最致命的還是1981年投入使用的葛洲壩。”
可是對於這個結論，隨後該報道給出的證據是什麼呢？報道引用中國工程院2013年的綜合評估報告顯示，這座“長江第一壩”截流前，每年洄游到長江上游金沙江一帶產卵的中華鱘超過3500尾，1985年下降至2000尾，2005年已不足500尾。2010年，中華鱘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列入“極度瀕危”(CR)級別。
但是這個數據如何支持葛洲壩的影響，在“水利工程、航運、汙染、過度捕撈等影響”中是最致命的呢？
長江中只有中華鱘需要從大海洄游到葛洲壩上繁殖，但是白鱘、白鰭豚、江豚等也都陷入瀕危或滅絕。而且，珠江、閩江等也曾分佈有中華鱘，後來都消失了，這說明葛洲壩“最致命”未必成立。
其實，在高強度的人類活動影響下，世界上多數鱘魚都處於瀕危或極度瀕危狀態。也有觀點認為，全球氣候變暖影響了野生鱘魚自然產卵。
魚類專家曹文宣院士就指出：“對珍稀魚類、特有魚類而言，當前來自水利設施的影響，還不是最主要的、直接的。對它們最致命的，是漁業捕撈的失控。”對過度捕撈、圍湖造田、工農業汙染、航運、挖沙等各種因素視而不見，把水利工程之一的葛洲壩打成頭號元兇，是缺乏依據的。
應該承認，水利建設中對生態環境影響考慮不充分，使寶貴的水生生物特別是洄游的魚類資源遭受嚴重損失的事情，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生。但是葛洲壩建設之前，確實是考慮了挽救中華鱘的。
當年，原國家農業委員會相繼組織了兩次專家論證會。中外專家提出了兩種挽救中華鱘的建議，一種是“工程救魚”，也就是建過魚設施，讓中華鱘能夠平安地到達產卵場所；另一種是“生物救魚”，也就是人工增殖放流的方法來保護中華鱘。
漁業主管部門主張“工程救魚”，科研院所的魚類專家主張“生物救魚”，隨後有關部門到美國、蘇聯考察鱘魚過壩問題，證實魚道對鱘魚並不成功，保護鱘魚的主流方向還是人工繁殖。最終，後一條建議被採納，並於1982年後，在葛洲壩開始建立中華鱘研究所。
但是，媒體又對人工繁殖含沙射影。該報道稱，“2007年，中華鱘研究所和長江所放流的數量累計達到700萬尾，但成活率而言一直未對外公開。”
報道還引用多位科研人員暗示稱，初期10年放流對野生中華鱘數量的補充微乎其微。“人工根本養不活，到江裡也很難存活，放下去就成了其他魚的餌料。”
事實上，放流中華鱘成活率數據，並不是因為成活率過低而不公開。要追蹤水中的中華鱘，需要使用標記技術，包括衛星、聲吶、DNA等標記技術，都是近年來才開始大規模使用的。從近年來的追蹤數據看，放流魚到長江口的成活率約為53.7%，足以有力補充中華鱘野生種群。通過增大放流的雄魚比例，還有望緩解野生中華鱘的性別比例失衡。
至於有科研人員說的到江裡難以存活，要考慮到人工繁殖中華鱘的技術有一個進步的過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放流的確實主要是仔魚和幼魚，但近年來放流的已經主要是一歲以上的亞成體鱘。如今中華鱘整個生殖週期均可人工實現，確保了中華鱘物種的永存，這些都是因葛洲壩工程而建立的中華鱘研究所的貢獻。
閱讀更多 慶陽反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