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数学文化中的数学思维

西方数学文化中的数学思维

在人类远古文明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中,以及在现存原始部落的考察中,都可以发现原始数学思维的神秘性与数量性的双重特征,但是古希腊的数学却是在特定的历史发展中,在继承和吸收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数学过程中,由特定的城邦形式,海洋贸易形式等与农耕民族相异的诸多原因,形成了数学的神秘性和数量性整体合一的发展。这种数学发展最重要的代表是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的数学神秘宗教式或称之为“原始哲学”的数学价值观。这种数学价值观在经历“无理数”的冲击之后,形成了柏拉图的数学理性的哲学观。

柏拉图试图用几何的“五种正多面体”构造世界(柏拉图认为构成世界并不是土,气,火,土,而是几何图形,土是立方体,火是四面体,气是八面体,水是二十面体,宇宙似乎是十二面体),并认为数学是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理念”,世界是由数学构造的成为柏拉图唯心主义哲学的一种理性精神。这种唯心主义哲学的数学观,由亚里士多德改变为,“数学是事物的一种属性,而不是事物的本质”的一种理性观念。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古希腊数学形成了一种哲学理性的价值观念。这种哲学理性的数学价值观使数学追求脱离具体事物的理性发展,追求自身方法的构造,追求思维方式的选择,追求解释世间万物的数学自身体系的构造。可以看出,古希腊数学价值观与中国古代数学价值观的差异造成中西古代数学自身追求的重大差异。

作为数学思维的方式,作为哲学理性的数学思维,古希腊文化把数学的思维方式变成哲学思维的主要形式并逐渐形成一种民族文化基本的思维方式。

由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与古希腊数学的融合,古希腊的演绎式数学逻辑思维成为基督教经院哲学的思维方式。笛卡尔的那种相信灵魂之外的事物都符合数学规律的方法论的哲学理念,牛顿与莱布尼茨创立微积分及牛顿关于万有引力物理体系的建立,使机械论自然观在数学逻辑思维的模式(尤其是因果关系的形式演绎逻辑思维)下,得到空前发展。

纵观西方的文化史,可以看到每一门学科的构造,都是按照数学的思维,数学的理论体系创造出来的。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的因果关系。”爱因斯坦还认为演绎法与归纳法对西方科学的发展具有“基础”作用。

古希腊,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17-18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能使我们看到西方数学的思维,数学理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许多学者都在历史,文化,科学的研究中指出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一种逻辑体系。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指出:中国科学发展受阻碍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学者未能制定出一套完整的逻辑体系”。

对比中西数学思维,我们可以发现,古代数学及其思维方式的发展,对整个民族文明的进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西数学思维的发展形式,中西数学思维在中西文化中的作用更能为我们今天研究数学思维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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