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廣播公司26日刊發文章稱，儘管特恩布爾採取了一種更親美的政策，但美駐澳大使一空就是兩年，這是美國對其最忠誠盟友的一種最卑劣方式。
自美國前駐澳大利亞大使貝里（John Berry）2016年9月離職以來，美國一直沒有任命新大使，為此澳大利亞一直耿耿於懷。 澳大利亞前副總理費希爾半年前曾指責美國近一年半的時間都沒有任命一位駐堪培拉的大使，這是對澳大利亞的“外交侮辱”。
特朗普今年2月曾決定提名前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為新任駐澳大利亞大使。特恩布爾在推特上發佈與哈里斯的合影，並寫道歡迎這個“偉大”的提名，“哈利，期待在堪培拉與你相見!”
澳媒也為即將迎來如此重量級的美國大使歡呼。不少澳媒提到，哈里斯的反華立場是他被提名為駐澳大使的主要原因，他的任命表示特朗普向地區發出了“強烈信號”。
儘管特朗普摔了澳大利亞總理的電話，儘管特朗普因為澳大利亞打“小報告”而對澳還以顏色，但特恩布爾政府非要跳著腳衝中國罵街，以此往美國人身上貼。這說明，特朗普對這個國際政治和全球事物中的邊緣角色一直不正眼看。特恩布爾再怎麼巴結特朗普，也是熱臉碰到冷屁股，只是自取其辱。
譯文如下：
特朗普暫停了美國駐澳大利亞大使的職務，但許多人並不介意等待
美國駐澳大利亞常駐大使空缺，已經近兩年了。這是前所未有的中斷。
人們很容易注意到，這是美國對待其最忠誠盟友的一種最卑劣的方式。這種情緒也許反映在西爾維研究所的一份研究結果中，澳大利亞人對美國的信任程度是最低的。
最近的美國駐澳大利亞大使約翰•貝瑞於2016年9月離職。那是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因此選擇他的繼任者的過程出現了延遲，這是可以理解的。
一年過去了，直到今年2月9日，特朗普政府宣佈有意任命美國高級軍事指揮官哈里斯擔任此職。但在4月24日，在他即將出現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的幾天前，這項任命被取消了。哈里斯將被重新任命為美國駐韓國大使。
沒有替代人員被命名。 相反，2016年以來的代理大使職業外交官卡羅索，被要求繼續行使大使的職務。
特恩布爾政府對可能被視為怠慢的行為輕描淡寫，認為重新安排哈里斯上將的決定合理地反映了特朗普政府的戰略重點。
讓澳高官感到緊張的是，特朗普團隊願意選擇贊同自己立場的政客擔任重要外交職位，而不是外交官。
幾個被任命的外交官員在他們的職位上表現得沒有一點外交水準，這清楚地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對外交公約的不重視。其中包括特朗普為美國最重要的兩個——盟德國和英國——挑選大使。
在德國，美國大使理格倫內爾公開宣揚黨派政治立場，此舉引發眾怒 。作為特朗普的忠實信徒，格倫內爾曾多次發表言論，而這些言論被認為這是對德國國內政治的干涉。
同樣在倫敦，特朗普任命的大使約翰遜介入了關於英國退歐的激烈國內辯論。他敦促英國政府放棄“失敗主義態度”，從特朗普的勇氣中獲得靈感，繼續離開歐盟。
堪培拉的預期是，特朗普將於11月對澳大利亞進行首次總統訪問，同時參加將於11月17日和18日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官員們表示，在特朗普訪澳之前，將會有有一位新的美國駐澳大使。
澳大利亞官員表示，哈里斯上將最初被任命為美國駐澳大利亞大使是一個令人鼓舞的跡象，表明下一任美國大使將是“認真任命的”。
堪培拉的外交圈子裡也有這樣一種觀點，即特朗普政府已經注意到澳大利亞 與美國建立良好關係的努力。當其他西方國家選擇批評特朗普政府時，澳大利亞支持美國，尤其在以色列政府對巴勒斯坦人採取強硬措施方面。
在氣候變化和伊朗核協議等問題上，澳大利亞對美國有不同的看法，但澳大利亞用謹慎的外交語言表達了這些看法。
實際上，特恩布爾採取了一種更親美的政策。政府內部人士表示，特恩布爾在任期間，在澳大利亞主要安全機構的影響下，修正了自己的觀點，尤其是在涉及美國、中國和澳大利亞戰略利益的問題上。
在特朗普政府顛覆了美國與其他盟友關係之際， 任命顯然是“特朗普密友”或政治活動人士為美國駐澳大利亞大使將是一種無端的侮辱。
儘管澳大利亞人仍認為美國聯盟對澳大利亞的安全至關重要，但2018年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民調顯示，澳大利亞 公眾對美國的信任正在下降。特朗普因素尤其令人擔憂，不到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美國總統有信心。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在特朗普執政期間，澳大利亞應該與美國保持距離。
因此，民調數據顯示，特朗普當選總統對澳美關係不利。下一任美國駐澳大利亞大使人選是重要的。政治上愚蠢的選擇，不利於重建公眾對兩國關係的信心，也會對特恩布爾政府產生潛在的政治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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