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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11年，一位叫作沮渠蒙遜的匈奴勇士帶領他的族人攻克涼州，並定都於此，他統一了河西走廊，建立北涼，自稱為“河西王”。
此時，距離鳩摩羅什離開涼州已經過去了近十年，佛教已漸漸紮根在河西走廊的土壤。
當年，他曾在呂光的宮廷裡見過鳩摩羅什。
當時他就暗自發誓，若自己成為國君，一定要弘揚佛教，讓天下人因為信仰而凝聚。
成為一方霸主之後，沮渠蒙遜開始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大力扶植儒學和佛學，譯佛經，立學校，廣攬人才。
但遺憾的是，當他成為北涼河西王時，鳩摩羅什已身在長安。
恰好沮渠蒙遜聽說有個名叫曇無讖的天竺高僧來到了河西走廊，還隨身攜帶著一本寫在樺樹皮上的古老佛經《涅槃經》。
他立即將曇無讖迎請到涼州，尊為上賓，並請他翻譯這部神奇的佛經。
而就在此時，命運指引曇曜來到涼州修習佛法。
他學習和追隨的，就是當時的高僧曇無讖在涼州翻譯的《涅槃經》。
這部經卷是曇無讖在涼州翻譯的最重要的佛經，在這部著作中談到了禪修是學習佛法的最佳途徑。
而中國的道教與儒家同樣注重修行。
因此，佛教的禪修方法很快獲得了河西走廊士人學子們的認同並在北涼國流行起來。
但是，要想一心一意地禪修，就需要尋找一個幽雅僻靜的地方。於是，河西走廊的祁連山便成為石窟開鑿再理想不過的場所。
作為北涼的國君，沮渠蒙遜開始籌備建造一座規模雄偉的石窟。
曇無讖及曇曜等涼州僧人選定了天梯山，開始召集工匠們開鑿石窟，大規模建造佛像。
沮渠蒙遜還特意要求曇曜在窟中為他剛剛逝世的母親車氏雕鑿了一尊5米高的石像。
對於曇曜來說，這座石窟的修建，將成為他非凡事業的起點。
許多年以後，他將前往北魏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在那裡，他將和自己的工匠們打造一座蜚聲世界的巨大石窟。
那就是——雲岡石窟。
天梯山石窟不僅成為北涼的佛教聖地，眾人修行朝拜的中心，它還在一個歷史的瞬問無意中挽救了河西走廊的佛教徒，令這裡的寺廟僧人免遭滅頂之災。
公元429年，北涼皇宮內的沮渠蒙遜接到一個噩耗，出征鄰國的太子死於亂軍之中。
聽到這個消息的沮渠蒙遜大發雷霆，他把征戰失敗，太子橫死的結果歸罪於高僧曇無讖——因為出征前他讓曇無讖為太子做的占卜是好的結果。
沮渠蒙遜痛罵佛法無用，下令遣散僧人。
在佛教傳入的初期，僧侶在某些時候還會被混同於方士，而高僧也不得不兼具大法師的角色，時常要為國君占卜吉凶。
此時，曇死讖並不在意自己的生死，而是對佛教在北涼的命運充滿擔憂。
如果國君遷怒於佛教，那麼佛教在這個地區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地位將蕩然無存，僧侶們為弘揚佛法所付出的心血也將付諸東流。
當面對佛祖塑像祈禱的曇無讖偶然抬起頭時，看到佛像的面容。
他沉思片刻，派人前去稟告沮渠蒙遜說，在天梯山石窟有神秘的事情出現，請國君立即前來查看。
沮渠蒙遜聞訊火速趕來。
曇無讖告訴他：
因為皇上下達了毀滅佛教的命令，大佛淚流不止。
沮渠蒙遜仰望佛像，驚訝地發現自己為母親造的這尊佛像。面頰上竟然有深深的淚痕。
沮渠蒙遜幡然醒悟，收回了滅佛的命令。
或許，大佛的眼淚是雨水形成的痕跡。
或許，是僧人精心安排的計策。
無論是人為還是巧合，總之，高僧曇無讖和天梯山石窟的佛像一起，阻止了一場即將發生在河西走廊的大規模滅佛活動。
令佛教文化和藝術可以在這裡繼續生長，併為中土文化輸入源源不斷的靈感，更為後世的人們留下無可估量的文化遺產。
就在天梯山石窟造像的同時，祁連山沿線的一批佛教石窟也在五涼時期相繼開鑿。
它們是——敦煌莫高窟北涼三窟第268、272、275窟；
玉門昌馬石窟下窯第4窟；
張掖肅南文殊山石窟千佛、萬佛二洞；
肅南馬蹄寺石窟群；
金塔寺東、西二窟。
它們和天梯山石窟一起被統稱為河西早期石窟。
這些石窟是佛教進入中國的清晰線索和深刻烙印，它們承襲新疆龜茲、于闐等地造像傳統，帶著鮮明的西域和印度色彩，並最早開始融合漢地藝術，汲取新的元素，形成獨具特色的石窟樣式。
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宿白對此極為關注。
1986年，宿自在《考古學報》上正式發表了他的觀點——
《涼州石窟遺蹟和“涼州模式”》。
他把新疆以東、河西走廊上現存的早期佛教石窟造像藝術手法命名為“涼州模式”。
1994年，70多歲的宿白，親臨天梯山石窟實地考察，確認天梯山石窟創立了“涼州模式”。
他認為，涼州模式可分為兩個階段：
早期以天梯山殘存的遺蹟、酒泉等地出土的北涼石塔和炳靈寺第一期龕像為代表。
晚期則以肅南金塔寺、文殊山千佛洞和炳靈寺第二期龕像為典型。
接下來，這種河西特色的藝術風格又由曇曜和內遷的工匠們帶到了中原。
從平城的雲岡石窟，再到洛陽的龍門石窟，中原佛教石窟藝術的成就，無不閃耀著涼州石窟的熠熠光彩。
通過造像風格的細緻比對，專家們發現，南北朝時期佛教藝術在河西走廊興起後，並非按照最短路線傳播，而是由涼州至平城，再由平城至洛陽，接著再回到長安和隴東的有趣路線，而像天水的麥積山北朝石窟和隴東的北石窟寺同樣是這條佛教石窟藝術傳播路線上留給後人不朽的藝術傑作。
毫無疑問，河西走廊成為西域佛教藝術傳播到中國的第一站和駐泊地。
它們停留在這條寬大的通道上。
它們漸漸適應著當地的環境。
它們汲取著新的藝術元素，小心謹慎地嘗試著最早的造像形態，漸漸地，一種有著河西走廊風格的涼州特色石窟誕生了。
令人感慨的是，秉持儒家文化的人們，沒有排斥這個來自異域的宗教。相反，他們以兼收幷蓄的開闊心胸與氣度，在河西走廊培育了深厚溫和的文化土壤，令生活在這條通道上的人們對佛教的態度更加寬容。
張掖肅南的馬蹄寺石窟群，正是由大儒郭瑀率領弟子為讀書講學而開鑿，最終發展成為了佛教聖地。
在河西走廊相對寧靜的土地上，儒家文化與佛教如同兩條匯聚的河流，開始了它們最初的彼此探索、琢磨、交融與激盪。
通過河西走廊，佛教文化和石窟藝術繼續向東傳播，進而深刻影響了廣袤的東亞大地。
到了南北朝時期，佛教已經流行至整個中國南方，各代帝王都大建石窟、寺院。
此時，中國內地也湧現出不少影響深遠的高僧，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自東向西穿越河西走廊，回溯佛教的起源，將中原文化對佛教的融合與提煉反哺西方。
自三國時期的高僧朱士行第一次踏上西行求法之路後，這條走廊見證了無數高僧大德追尋信仰的身影：竺法護、法顯、宋雲、惠生、玄奘……
就這樣，西來東往的這兩種足跡，在公元四世紀末、五世紀初重疊在了河西走廊。
在今天河西走廊上的金昌市永昌縣，有一座始建於公元561年的寺院一聖容寺。
它原名瑞像寺，與其他供養佛像的寺院不同，在聖容寺正殿內供奉的是一塊石壁。石壁的輪廓形似一位正在行走的僧人。
這尊天然形成的石像被稱為“涼州瑞像”，它的由來，與河西走廊上一直流傳著的一個神奇傳說有關。
公元435年，一個叫劉薩訶的北魏僧人向著落日的方向獨自行走。他來到河西走廊的涼州番和縣，也就是今天甘肅境內永昌縣城西二十里的水磨關一帶。
劉薩訶在這裡停住腳步，沉默了很久，說：“此地即將出現天然的佛像。”
接著，他又說：“佛像的變化會預示著天下的興衰。”
在他說過這兩句話的86年後，水磨關絕崖石壁上竟然真的顯現出一尊石頭佛像。
人們驚訝萬分，稱其為“涼州瑞像”。
通常，佛教徒會把祥瑞圓滿的諸佛菩薩的造像稱為瑞像，而這尊天然形成的佛像可謂是自然造化的神蹟。
從此，劉薩訶被尊為神佛，人們為他和石佛瑞像修建了一座寺院，以示紀念。
據說，公元572年的一天晚上，石佛瑞像的佛首突然自行落地。
兩年之後，北周武帝宇文邕就下令焚寺滅法，天下寺院皆遭焚燬，無數僧眾受嚴厲打擊，瑞像寺也沒有逃過此劫。
劉薩訶的預言似乎一一應驗了。
佛教進入中國後，一直積極與知識階層的雅文化和統治階級的權力文化進行融合，但佛教在民間的傳播和發展狀況一直處於朦朧的迷霧之中。
也許，劉薩訶這個特殊的高僧剛好彌補了這個空缺。
他的預言和傳奇的故事被普通的老百姓接受，在不斷的傳頌中變得越來越豐富和神奇，涼州瑞像也一直得到信眾的供奉。
今天，在河西走廊的石窟中，仍保存有不少以涼州瑞像為題材的作品。
這是五代末期開鑿的敦煌莫高窟第72窟。
在該窟西壁帳門外北側的北上角，畫有一個穿著袈裟的比丘，在深山石窟中打坐。
旁邊的題榜表明，這就是“聖者劉薩訶和尚”，在這個洞窟主室的整個南壁，更是用情節繁多、畫面宏大的經變畫形式表現了劉薩訶的故事。
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上，分佈著大量佛教石窟遺蹟，它們代表了佛教在不同時期經由這裡傳播所留下的印跡。
敦煌的莫高窟和瓜州的榆林窟，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寶庫。
張掖肅南文殊山千佛洞內的北涼壁畫運用西域凹凸邊暈染法將四壁繪滿千佛，萬佛洞內的西夏壁畫用宏大的氣勢描繪了佛國世界的神奇景象。
張掖的大佛寺始建於西夏時期，寺內供奉著亞洲最大的室內木胎泥塑臥佛。
肅南的金塔寺東西二窟保存有十六國北涼以來的彩塑260餘身，懸空於壁間的立體飛天，將圓雕和浮雕完美結合，時間上比敦煌飛天還早了300年。
因為這些石窟的存在，河西走廊也被人們稱為“石窟走廊”。
儘管頂禮膜拜的時代早已遠去，但不朽的岩石卻賦予了佛像們一種接近永恆的氣質，讓千年後偶然到來的遊山者依然能感受到超然物外的沉靜與智慧。
公元609年，距離天梯山石窟的開鑿已經過去了將近200年。
隋朝終於結束了中國數百年分裂動盪的局面，實現了中國的再次統一
就在這一年，隋煬帝楊廣動身西巡。
他來到河西走廊，親赴涼州番和縣，拜謁了瑞像寺的石佛瑞像，並下旨擴建寺院。
這一次西巡歷時9個月。隨行的部隊、官員10萬餘人。
作為中國歷史上唯一親臨河西走廊的中原帝王，站在涼州的城樓上向西望去，楊廣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這條通道的重大意義。
而河西走廊，也因為他的此次西巡，迎來了新的歷史機遇。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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