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越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中原地區動盪不安，遠在南部邊陲的嶺南地區卻相對穩定，有助於六朝時期廣州港對外貿易的發展。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廣州郊區發現多座晉代磚室墓，出土的墓磚上銘刻有“永嘉世，天下荒，餘廣州，皆平康”“永嘉世，天下荒，餘廣州，平且康”“永嘉世，九州空，餘吳土，盛且豐”。
一、航海技術的進步
三國至魏晉南北朝期間，國際的航運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公元一世紀，羅馬水手希帕努斯在印度洋上發現信風，從此歐洲商人打通了印度洋的航路，使印度洋上的交通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改變了過去大秦或埃及要依靠阿拉伯人才能與印度往來的局面。外國商船往返於中國、南洋群島和印度之間。
當時航行在南海的除中國船外，尚有波斯舶、天竺舶和扶南舶。國際上，無論是造船技術或航海技術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船舶抵禦風浪的能力大大加強。因此，船舶可以選擇較為快捷的線路直航廣州，廣州港的國際貿易也獲得了很大的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蘇門答臘到廣州的航程只需50天。
二、廣州港外貿再次繁榮
隨著東南沿海的經濟開發，廣州又成為當時的市舶要衝。西晉泰康二年（公元281年）大秦王遣使至中國，到達京城洛陽，是循海道由廣州登陸的。《藝文類聚》卷八五《布部》晉殷巨《奇布賦及序》對此有記載：“惟泰康二年，安南將軍廣州牧騰侯作鎮南方……大秦國奉獻琛，來經於州，眾寶既麗，火布尤奇。”這裡記載的“來經於州”，即廣州。雖然西晉滅亡後國家分裂，但長江以南比較安定，而廣州港也在這一時期再次崛起，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對外貿易中心。
據《宋書·夷蠻傳》記載，廣州當時“舟舶繼路，商使交屬。”《南齊書·東南夷傳》也說：“四方珍怪，莫此為先；藏山隱水，環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韌積王府。”同書《州郡志》又稱，交、廣一帶“外接南夷，寶貨所出，山海珍怪，莫與為比。”因此，凡當州刺史的，無不暴富。俗話有“廣州刺史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錢”的說法。
《晉書·吳隱之傳》又云：“廣州包山帶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據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引阿拉伯入古行記的記載，“中國的商舶，從公元三世紀中葉，開始向西，從廣州到達檳榔嶼，四世紀到錫蘭，五世紀到亞丁，終於在波斯及美索不達米亞獨佔商權。”馬斯歐迪的《黃金原和寶石礦》一書（成書於公元947年）也有記載，謂五世紀上半葉，在幼發拉底河的古巴比倫西南希拉，常有人看見印度船和中國船在此停泊。當時的外國船“每歲數至”，並且有十餘艘之多。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廣州港的外貿活動再次繁榮。
三、西晉時期，廣州港重要的渡口
據史料所記，魏晉南北朝時期廣州港的主要渡口有兩個：坡山渡口和西來初地渡口。
坡山渡口：又稱“坡山古渡”，即今惠福西路的坡山。坡山突出江邊成為一小岬口，成為一個天然港口。乾隆《南海縣誌》雲：“（坡山）向在江干，相傳晉時為渡口，故稱坡山古渡頭。”山腳下仍有洪水侵蝕成的甌穴地形（即仙人腳印），證明惠福路以南的地面，是晉代以後才沖積而成的。
西來初地渡口：位於今秀麗二路北側，是西關南部較早見於歷史記載的碼頭區。南朝梁時，印度僧人達摩便是由此登陸，可見此地是古代遠洋航線停泊之地。
總之，三國兩晉南北朝期間，國際航運業處於發展時期，外國商船往返於中國和南洋群島的逐漸增多，當時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東晉信教人法顯往天竺取經，去時循陸道，回國時已能乘坐遠洋大舶了。大秦使者乘海舶前來中國，且是在廣州登陸的。在這期間，中國也加強了對南洋方面的航海活動，如朱應、康泰出使扶南。當時，從海路前來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有十餘國，如真臘、婆利，盤盤、丹丹等，廣州港再次繁榮起來，成為當時全國的外貿中心。
閱讀更多 南粵古驛道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