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越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中原地区动荡不安，远在南部边陲的岭南地区却相对稳定，有助于六朝时期广州港对外贸易的发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广州郊区发现多座晋代砖室墓，出土的墓砖上铭刻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
一、航海技术的进步
三国至魏晋南北朝期间，国际的航运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公元一世纪，罗马水手希帕努斯在印度洋上发现信风，从此欧洲商人打通了印度洋的航路，使印度洋上的交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变了过去大秦或埃及要依靠阿拉伯人才能与印度往来的局面。外国商船往返于中国、南洋群岛和印度之间。
当时航行在南海的除中国船外，尚有波斯舶、天竺舶和扶南舶。国际上，无论是造船技术或航海技术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船舶抵御风浪的能力大大加强。因此，船舶可以选择较为快捷的线路直航广州，广州港的国际贸易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苏门答腊到广州的航程只需50天。
二、广州港外贸再次繁荣
随着东南沿海的经济开发，广州又成为当时的市舶要冲。西晋泰康二年（公元281年）大秦王遣使至中国，到达京城洛阳，是循海道由广州登陆的。《艺文类聚》卷八五《布部》晋殷巨《奇布赋及序》对此有记载：“惟泰康二年，安南将军广州牧腾侯作镇南方……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这里记载的“来经于州”，即广州。虽然西晋灭亡后国家分裂，但长江以南比较安定，而广州港也在这一时期再次崛起，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
据《宋书·夷蛮传》记载，广州当时“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南齐书·东南夷传》也说：“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水，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韧积王府。”同书《州郡志》又称，交、广一带“外接南夷，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比。”因此，凡当州刺史的，无不暴富。俗话有“广州刺史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钱”的说法。
《晋书·吴隐之传》又云：“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据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引阿拉伯入古行记的记载，“中国的商舶，从公元三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槟榔屿，四世纪到锡兰，五世纪到亚丁，终于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马斯欧迪的《黄金原和宝石矿》一书（成书于公元947年）也有记载，谓五世纪上半叶，在幼发拉底河的古巴比伦西南希拉，常有人看见印度船和中国船在此停泊。当时的外国船“每岁数至”，并且有十余艘之多。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港的外贸活动再次繁荣。
三、西晋时期，广州港重要的渡口
据史料所记，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港的主要渡口有两个：坡山渡口和西来初地渡口。
坡山渡口：又称“坡山古渡”，即今惠福西路的坡山。坡山突出江边成为一小岬口，成为一个天然港口。乾隆《南海县志》云：“（坡山）向在江干，相传晋时为渡口，故称坡山古渡头。”山脚下仍有洪水侵蚀成的瓯穴地形（即仙人脚印），证明惠福路以南的地面，是晋代以后才冲积而成的。
西来初地渡口：位于今秀丽二路北侧，是西关南部较早见于历史记载的码头区。南朝梁时，印度僧人达摩便是由此登陆，可见此地是古代远洋航线停泊之地。
总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国际航运业处于发展时期，外国商船往返于中国和南洋群岛的逐渐增多，当时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东晋信教人法显往天竺取经，去时循陆道，回国时已能乘坐远洋大舶了。大秦使者乘海舶前来中国，且是在广州登陆的。在这期间，中国也加强了对南洋方面的航海活动，如朱应、康泰出使扶南。当时，从海路前来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十余国，如真腊、婆利，盘盘、丹丹等，广州港再次繁荣起来，成为当时全国的外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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