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洋媚外,貪大、求怪,中國城市設計該回家了

“以洋為美、以洋為尊”,盲目“貪大、媚洋、求怪”,丟失傳統文化的中國城市設計該回家了。

文︱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首席專家劉士林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簡稱“兩辦文化18條”),提出“挖掘整理傳統建築文化,鼓勵建築設計繼承創新,推進城市修補、生態修復工作,延續城市文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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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入歧途:“以洋為美、以洋為尊”


10多年前,一位曾任紐約市規劃局長的美籍華人就感慨說中國沒有找到“城市的靈魂”。其實不是沒有找到,而是當時普遍沉湎於對西方城市設計的盲目崇拜和馳騖追逐,“反認他鄉是故鄉”,根本就沒有想到要去找。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近代以來,以鴉片戰爭時期西方“堅船利炮”為代表的物質文明和軍事系統為先導,以20世紀初期西方“德先生”、“賽先生”為代表的政治與社會制度為中堅,再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西方“現代主義理論”、“後現代文化”為代表的理論與文化思潮為殿軍,一種“以西方之標準為標準,以西方之是非為是非”的全盤西化思潮在華夏大地上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不僅深度解構和扭曲了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內容與形式,同時也嚴重破壞和汙染了中國當代新文化建設的土壤和生態。

展眼時下,這一被兩辦文化18條稱為“貶低、漠視優秀傳統文化”的逆流,不僅廣泛存在於我們的課本、出版、理論研究、藝術創作、影視節目、音頻產品等文化教育和文化市場領域,也集中體現在“以洋為美、以洋為尊”的城市規劃、設計、建築及發展戰略中。

這類設計和建築儘管已遍佈中國的大小城市,但作為西方城市管理、生產生活方式與審美趣味的載體和表達,在很大程度上並不適合中國城市發展和普通市民生活的需要,這是很多“大手筆”的城市設計一再以鬧劇收場以及一些城市地標建成不久即被夷為平地的主要原因。

而一個時期以來令人擔憂的是,這些“中看不中用”的東西在體量上越來越大並漸呈積重難返之勢,已成為我國城市空間治理必須直面和儘快解決的突出矛盾和重大挑戰。只有充分認識到這一問題和態勢的嚴重性和複雜性,才能真正領會傳統文化迴歸城市設計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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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異化:“貪大、媚洋、求怪”


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時,習近平總書記曾提出“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築”。所謂“奇奇怪怪的建築”,就是背棄中國文化傳統價值和當代中國城市發展的實際情況,完全按照西方審美和價值標準對中國城市進行設計和生產的結果。它的主要特點是“貪大、媚洋、求怪”。

“貪大”是不顧我國城市發展的階段水平和人民群眾的現實需要,凡事都向紐約、巴黎、倫敦等國際大都市看齊、對標甚至是相互攀比。“媚洋”是把西方建築樣式和風格等作為中國城市設計的最高美學理想,而對我國城市已有的空間文脈和人文積澱等毫無會心並一味排斥。“求怪”是以西方現代和後現代的設計理念和建築風格為圭臬,併為了吸引眼球和商業炒作而掀起的一股娛樂化甚至是惡俗化時尚。

這是一種典型的空間生產“異化”現象,即我們越是積極努力地設計和建設,結果並不是越來越具有中國城市應有的形態、功能、精神和氣質,相反卻是中國城市越來越像西方城市這個尷尬局面。在這種嚴重異化的城市設計思潮引導下,很多城市都把本應傳承著城市歷史文脈、再現著城市時代精神的地標性建築,直接等同於僱一個“洋設計師”和建一個“洋建築物”,以為由此就完成了城市的現代化或融入了全球化潮流。但在本質上,這跟一個一心追逐LV包的小女孩在智力與審美水平上並無本質的差別。

對西方城市設計理念、方法、標準和模式的盲目崇拜,既是各種吸引眼球的“雷人設計”近年來頻繁出現,也是各種羅馬城、意大利城、曼哈頓城等城市空間、社區和建築四處氾濫的主要原因。由此直接造成的嚴重後果有二:

一是在“文化”上,“貪大、媚洋、求怪”本質上是一種城市景觀、生產生活方式、社會和文化生態上的“去中國化”現象,不僅直接破壞了中國城市歷史形成和積澱的空間佈局、建築樣式、文化特色和審美風格,同時也暗中抽去了隱含其內的中華文化的理念、精神、生活方式和價值體系。而當下一些中國現代化大都市的居民之所以沒什麼“幸福感”和“獲得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很難和這些“洋城市”建立起正向的意識-心理-價值認同。

二是在“功能”上,“貪大、媚洋、求怪”的建築設計大都是西方設計師的“跑馬場”或西方先鋒設計觀念的“實驗室”,它們很少考慮中國城市發展和普通老百姓的實際需求,是我國城建領域中“供給側”和“需求側”出現嚴重傾斜和不均衡的始作俑者之一。以一些城市充滿異域風格的大型公共建築為例,它們耗資巨大,“看上去也很美”,但承載的服務功能極其有限,“提供的不需要和需要的不提供”在很多城市早已司空見慣。

就此而言,“兩辦傳統文化18條”明確了我國城市設計的戰略方向和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對於一直亂象橫生的中國城市設計可以說具有正本清源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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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途知返:以優秀傳統文化為指引


在某種意義上說,包括城市設計在內的“去中國化”問題,一直是國家和社會有識之士在高度關注和努力解決的。從總體上看,2011年10月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在此背景下,我國傳統的文化、學術、思想、價值的地位不斷提升,相關活動日益增多,社會影響不斷拓展。如近期大到全國性的央視傳統詩詞大賽,小到閔行區直接深入到社區的“修齊講堂”等。

就城市設計而言,2016年2月22日中央出臺《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適用、經濟、綠色、美觀”的“建築八字方針”並把“貪大、媚洋、求怪”列為城市空間治理的重點對象。由此可知,無論是優秀傳統文化復興的大背景,還是針對城市發展的各項鋪墊政策,實際上都為傳統文化接引“迷路的城市設計”回家創造了良好氛圍和條件。

把優秀傳統文化納入當代城市設計,並不是一件簡單和一蹴而就的事情。其中既有舊的“恩怨”和“老賬”,也會面臨新的情況和問題。在城市設計領域切實落實“兩辦文化18條”,目前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先形成共識:

一是要牢牢把握住一個基本原則。把傳統文化納入城市設計,既不是對西方設計文化不加任何區分地全盤否定,也不是對本民族傳統不加鑑別地全盤肯定,必須杜絕在歷史上一再上演的“以一種傾向壓倒另一種傾向”。

二是要深入開展理論研究和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明確“學習西方”和“媚洋”的界限、“求怪”和“創新求變”的區別以及如何促進中西優秀設計建築文化之間的學習、借鑑和交流等,不能“閉起門來”“自說自話”地弘揚傳統文化。

三是要做好具體政策和實施方案的跟進。目前的“18條”只是一個宏觀性的指導意見,主要作用是明確城市設計的戰略方向和文化目標。而要把它真正貫穿、落實於中國的大街小巷,還需要各地和各方結合本地本部門的實際出臺“操作細則”,探索行之有效的“發展模式”,使國家這一重大城市文化戰略落地生根並結出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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