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滿一箱發黃的剪報本，共計26冊，關注的主題只有一個——二戰，從1940年一篇分析德國閃電戰的文章開始，直至最後一篇——1945年8月《美英科學家驚人成就 發明原子彈 為人類理想中最有威力武器，已首次用以襲擊廣島》，堪稱半部抗戰史。剪報的主人是誰，目的為何？
日前，因為一個偶然的發現，揭開了這套剪報的前世今生。
研究抗戰史的重要資料
這套抗戰剪報保存在瀋陽民間收藏家張廣勝之手已經有十多年之久了。張廣勝回憶說，自己一直做抗戰文物和史料的專題收集，十多年前聽一位收藏家朋友說從舊書攤上淘到了一套關於二戰的剪報，就花高價購買了下來。
這套剪報共計26冊，每一冊的封面上都寫著同樣的標題“姑妄聽之之潛廬日課 今日之紙上談兵之X”，這應該就是整套剪報的統稱了，X代表序號，從“一”直到“三十”，說明原來應該有30冊，遺漏了4冊。剪報內容以報道二戰動向、分析戰爭走勢的消息和評論為主，涵蓋中國以及亞洲、歐洲和非洲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以及宗教等各方面內容，剪報的日期為1940年至1945年。張廣勝認為，這段時間，正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從相持到反攻到最後勝利的時間，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戰爭初期到結束的時間。雖然剪報取材的報刊目前都有留存，但以專題的形式將這些內容集中在一起，就為我們今天研究二戰史、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和中國抗戰史，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具有重要的史料研究價值。
更值得一提的是，粘貼剪報所採用的不是我們通常所用的空白紙張，而是一些舊書。這些書都是當時的出版物，國學課本居多，還有一些詩文集，比如當時著名戲劇家歐陽予倩題寫書名的《紫藤軒詩選》、“都建華遺著”《桐城派文人傳略》以及《王臨川全集》《孔子家語》《雪鴻軒尺牘》《挽世新篇》等，這些圖書的作者和年代有待專業人士加以考證，是否珍貴尚未可知。但至少也是70多年前的舊書了，從年代上就有一定的文物價值。
國學大師錢基博
剪報的主人是著名國學大師
剪報的主人是誰？因為剪報上沒有署名，根據剪報留下的蛛絲馬跡，張廣勝和他的收藏家朋友有過種種猜測：剪報上的文字極少，只標註了文章的發表日期，連出處都沒有，但在部分文字右側，有一些紅筆畫的線和圓圈，應該是剪報者著重注意的地方。“既能讀到報紙，又關心時事，同時自己手中還有大量書籍可以用來做剪報本，可能是一位專業新聞工作者。更為大膽的猜測是，此人從事情報收集工作，沒準兒是一位我黨的地下工作者。”
也是巧合，日前，在整理藏品時，張廣勝在當年從收藏剪報的那位收藏家手中同時購得的幾封舊書信中發現了端倪。這幾封信的主人都是一位叫“方博”的人。其中一封信這樣寫道：
方博先生：抗日戰爭時剪帖（貼）日報，在湖南剪帖（貼）乙（一）部份（分），檢得二十六冊，大致尚全，即此奉貽……錢基博
由此，剪報的主人浮出水面。
錢基博，著名國學大師，字子泉，別號潛廬，生於1887年，1957年去世，古文學家、教育家。曾任上海聖約翰大學國文教授、清華大學國文教授、南京中央大學（1949年改名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現蘇州大學）校務主任、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及文學院院長等職。1937年後，歷任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現湖南師範大學）國文系主任。抗戰勝利後，1946年任武漢華中大學（今華中師範大學）教授。
可能對大多數人來說，錢基博這個名字還有些陌生，但提起他的兒子，那可是鼎鼎大名，就是國學大師、著名小說《圍城》的作者錢鍾書。
根據手頭的資料和錢基博的生平經歷，張廣勝判斷，這套剪報正是錢基博在抗戰時期收集的。1953年至1957年之間，他將剪報交與方博，目的應該是捐獻給學校或者博物館收藏之用，因為同一批資料中還有一個落款為“湖北省博物館籌備處”（1953年成立）的信封，收信人即為“錢子泉先生”；信封的背面文字不全，判斷應為接收到這批文物的回執。至於這批剪報何以流落民間，就不得而知了。
國學大師的愛國風骨
據《錢基博年譜》作者傅宏星統計，錢基博一生出版學術專著29部，著述總數應當在1500萬字上下，學術成就涉及經學、史學、文學、諸子學、文獻學等多個領域，被譽為“學貫四部，理通歐亞”“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真正全面精通經史的一代碩學通儒”。
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創建於1938年夏，初設地址在湖南省安化縣藍田鎮（今湖南婁底漣源市），後因抗日戰爭先後於1944年遷至漵浦縣（湖南懷化市漵浦縣）。據說，這所學校也是錢鍾書的小說《圍城》中“三閭大學”的原型。1938年，錢基博從被日軍佔領的上海流亡到了湖南，在這所學校擔任教職。
可以想見，抗日的烽火硝煙裡，國學大師寄居在湖南鄉下的斗室中，一邊艱苦治學，一邊收集報章細心剪貼，心懷民瘼、憂心國事的樣子。但讓人想不到的是，在此期間，錢基博還曾擔任南嶽抗日干部訓練班教員，以一介書生的身份投身抗戰。
事後，先生對自己的助手說：“當時我也知道，我一個教授打日本鬼子沒有作用，我之所以這樣做，就是要告訴學生，告訴世人，我們這樣的知識分子也是願意為國捐軀、為國獻身的。”
26冊剪報，從一個特別的角度，再次見證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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