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上，农民暴动起义随处可见，商人发起的暴动维权行动，那可是凤毛麟角 ，我们来看看明朝三起比较典型的商人暴动，看看这些地位低下的商人们为何会如此大胆？究竟是谁在为他们撑腰壮胆？
先看第一起，发生在万历年间的临清商变。
明神宗万历皇帝嗜好敛财、“好货成癖”，不放过任何机会聚敛钱财。1597年，明朝皇宫发生重大火宅，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坤宁宫、乾清宫等“三殿两宫”遭到毁灭性破坏，其中两宫被烧为灰烬。
皇宫被烧，那还了得，必须马上修缮啊，啥都可以耽搁，但绝不能耽搁了皇帝享受！可修缮这么多建筑，那可是国家重点工程，需要大笔经费，而对这笔经费，年初可没有预算，谁会想到皇宫会发生火灾呢？加上之前万历打了几次大仗，早就让国库了连年亏空，国库里确实没有多余的钱，到哪去弄这笔钱呢？
没钱，就得找到生钱的办法！
在此之前，有人报告阜平、房山等地有矿，请派官开采，因内阁大臣申时行、王锡爵以“不与民争利”等理由反对，未能实施。两宫火灾后，有人再次提出开矿建议，正为钱发愁的万历立马同意。
于是，神宗先后派太监到北直隶地区的真定、保定、昌黎、迁安以及山东、湖广、辽东、江西、浙江、陕西等地开矿，开矿太监遍布各省。
不仅如此，1598年，神宗又向各省派税监，对从事矿山、纺织、城市商贩等大小老板额外征收赋税。于是万历皇帝既自己开矿赚钱，还要征收矿主、纺织等商人们的钱，既当运动员，还当裁判员。
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到三十三年（1605），各路矿使、税监共进银三百万两，并不时奉献金珠、貂皮、名马等。万历皇帝在民间的“抢钱”行动，不仅激起了商人们的不满，也激起了朝野官僚的激烈反对。
1599年4月24日，山东临清城，4000多名商人和市民因不满税务局长马堂的压榨盘剥，包围了他的官邸，双方发生强烈冲突，最后两方死亡共计30多人，马堂侥幸逃脱。
此次暴动的发起者是临清商人王朝佐，事后他向衙门自首，最后被公开处死，“临刑神色不变”，围观者数千人，无不为之叹息。临清知府李世登亲自前往抚恤王朝佐的母亲和妻子，当地市民立祠堂纪念他，这说明万历的矿税政策，不但遭到商人反对，地方官员也半公开站在皇帝政策的对立面。
对于万历皇帝私自加重商人的征税，吏部尚书李戴揭露：“税监聚敛财富，以十分计算，为皇帝所用的不过一分，落入主持开矿和征收赋税的太监的二分，他们的随从就地瓜分三分，当地土豪恶棍中饱私囊，占去了四分。”
凤阳巡抚李三才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敛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直把派遣税监、矿使比作暴秦。
10年间，万历不仅向全国派了很多太监去收矿税，还在苏州等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收入纺织、餐饮等其他税收，相当于在国家赋税基础上，又加征收另一种税。竭泽而渔的商业政策和令人发指的暴行，迫使民间爆发了多次商人维权事件，有史可查的就有临清商变、江西商变、辽东商变、苏州商变、云南商变和福建商变。
第二起：苏州商变。
1601年月6日，苏州发生规模很大的商人群体性事件，原因是万历派太监孙隆前往苏州，突然宣布苏州凡织机一架子加征税银三钱，纺织户每匹税银三分，政策一出，纺织企业老板们纷纷反对。
6月6日，“带头大哥”葛成领着几千大小老板，当时四周围观百姓上万人，葛成提出“罢税”要求，被税务局拒绝，随后冲突发生。
据《五人墓碑记》记载，当队伍行进到灭渡桥时，正碰上孙隆下面的税使黄建节指挥手下在向商贩收税，众人一齐乱打，顿时将黄建节乱棍打死，接着，又打死另一名税官徐怡春。然后，队伍又奔到协助收税的地方官汤莘、丁元复家，纵火烧其屋。葛成严明纪律，严格禁止机工夺人财物，有乘火打劫的机工也被人乱棍殴死。
《税官谣》对这场运动的描述是：“千人奋挺起，万人夹道看，斩尔木、揭尔竿，随我来，杀税官。”苏州城内的打税热潮可以说是如火如荼，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去。
第二天、第三天，罢税维权运动仍在继续。据《苏州织造局志》记载，六月七号，众人又奔向税官潘行禄、周仰云、顾松、郭岩、顾泽、张宜、孙顾等人的家中，将其殴打致死，在将这些外围据点清除以后，众人开始转向孙隆盘踞的苏州税厂。
孙隆找到苏州知府朱燮元，让他调派兵马镇压，朱燮元说
：“国家的兵是用来御敌的，我不能调派兵马去镇压民众，而且众怒难犯，此时调兵无异于抱薪救火。”眼看机工拿着棍棒向自己税厂走来，孙隆赶紧翻墙潜出城去，躲到了杭州，从此再也没有来苏州。
到了第五天，道府出面平定商变，葛成前往自首，说：“我是带头大哥，杀我一人就可，不要牵连别人，如果政府株连平民，一定会引来更大的暴乱”。 最后，官府判葛成死刑，但一直不敢杀他，关押了13年，最后把他给放了。葛成一直到1630年去世，这已是崇祯三年。
对于万历皇帝加税政策，不仅商人抵制，一些地方官吏对差派的太监，也采取了“不合作”态度甚至强硬的措施。
太监潘相去上饶县查勘矿洞，并事先通知县长李鸿，希望有所照应。李鸿却禁止百姓供给食物，违令者论死。潘相在山上奔走终日，饥渴难忍，疲惫而归。像李鸿这样的官员在当时十分难得。官员公然对抗矿使税监是要准备吃苦的，只要被指控阻挠开矿，轻则降职罢官，重则下狱治罪。
万历三十年（1602）二月，神宗患病，一度曾想罢去矿使税监。他把首辅沈一贯召入后殿，谈及要把派出的内监全部传回：“矿税因大工权宜，今宜传谕，及各处织造，陶器具停。”沈一贯忙回内阁拟旨，庆幸几年来的苦谏有了效果。谁知第二天神宗身体康复，又派宦官二十多人到内阁追索前旨。于是，商人和皇帝的对抗又不断升级！
第三起：云南商变。
1606年，云南官民不堪税监杨荣的压迫，把他抓住处死，万历闻讯后怒气冲天，竟绝食数天，直到皇太后劝解，阁臣拜见安慰，才消气进食。
其实，在皇权专制社会，皇权和商人是天生的冤家。皇帝有权，追求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目标是“权力的至高无上”；商人有钱，追求的是“私用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目标是“自由、平等、法治”以及和权力共天下，最好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为何？因为商人一般都拥有或多或少的财产，需要自身财产的安全是他们的第一需要，最担心的是权力政策的朝令夕改，但皇权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为一体，“三权合一”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权力的随时任性，于是，皇权和商人之间矛盾本质上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古代皇帝推行“重农抑商” 政策的必然性，也决定了商人对皇权的抵制和仇恨的必然性。
“无商不富”是经济规律。国家要富强，统治者要战胜强敌，又离不开商人，于是，皇权不得不容忍商人群体的客观存在，但又想永远奴役商人，让商人随时听命于皇权。
于是，当商人力量弱小、皇权强大时，商人们只能在夹缝里生存，而要想长期安全生存，那就得绝对听命或主动为皇帝分忧（比如寡妇清的捐款行动、胡雪岩等官商），但我国古代商人阶层也经历了从小到大的过程，当商人力量足够强大后，就可能和皇权发生对抗性冲突。
比如，文景之治后，政府的“无为”政策，推动了商人阶层的形成，经济因此获得了强劲复苏，汉武帝时，为了保障战争需要，刘彻向商人即有钱人征税，那时，各自为战的商人阶层力量，相比于强大的皇权还尚嫌弱小，保护自己的办法只能是消极抵制——隐瞒财产，豪强汉武帝于是开展“举报有奖”活动，运用皇权的力量，处死了一大批隐瞒财产的商人。
到了宋朝，同样是战争需要，要向商人征税，但宋朝皇帝就处理得比较好，皇帝和商人们先坐下来商量，不仅是税收，凡是涉及商人的法律，都要事先听取商人们的意见，互相协商着就把事就给办了。这宋朝对商人阶层制定政策，真还有点资本主义民主的味道。
到了明朝万历，他可能对汉武帝那一套比较推崇，对宋史却并不熟悉，为了搞钱修缮皇宫，居然绕开政府内阁，直接派大量太监到各地收税，这不明摆着收两次税（政府财政部门肯定一直也在收税），这就是皇权的任性和嚣张啊，但万历可能没想到，他身处的环境和一千多年的汉武帝不一样了。当时，不仅商人阶层的力量、资源和汉武帝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当时各界对商人的舆论氛围也大不一样了，已经认识到商人的价值，于是，出现商人和下层官员联合暴力对抗也就顺理成章了。实际上，明朝后期的商人暴动，是我国古代商人阶层联合起来的力量不断壮大、而皇权基础不稳固的表现。
但是，中国古代商人阶层从甘愿当小奴婢发展到和皇帝对抗但没有突破走向资本主义（明末），原因有三：
一是外敌入侵，依靠武力建立的大清权力突然高涨；
二是商人阶层力量还不足够强大；
三是缺乏思想引领。中国儒教已渗透百姓骨髓，缺乏象孟德斯鸠、伏尔泰、洛克等思想家的启蒙，并提出系统的纲领目标。
于是，明末尽管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但商人阶层最终没有发展到能和皇帝平起平坐，实现将皇权特别是赋税权关在笼子里的目标，民主共和也就成了水中花、镜中月。
而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英、法商人阶层的力量不仅足够强大，更得益于文艺复兴运动倡导的民主共和理念，以此赢得了广大市民的普遍支持，于是，英、法商人阶级成功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并推翻了专制皇权，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将皇权关进了制度的笼子。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建立，资本家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自然形成对科技的再一次强烈欲望，推动了蒸汽机、火车等先进生产力的狂飙突进，推动了资本主义力量的强大，当中国还陶醉于康乾盛世时（将西方科技说成奇巧淫技，不值一提），西方国家的实力却悄悄超越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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