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經貿緊張關係再度升級。
北京時間6月19日凌晨，特朗普要求美國政府制定擬加徵關稅的2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清單，還威脅稱如果中國繼續反擊的話，美國將對額外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追加關稅。
“訛詐”——今天上午，中國商務部用這個詞為特朗普此舉定了性。短短四天時間裡，特朗普政府兩度宣佈要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無論美國最後會不會將最新的關稅威脅付諸行動，其出爾反爾、變本加厲的行為已經致全球經濟復甦前景蒙上陰影。
“特朗普政府以單邊威脅為基礎的做法已經被證明自欺欺人、弄巧成拙，而且已在危害經濟增長。”在6月11日於華盛頓舉行的《2018·CF40-PIIE聯合報告》（簡稱《聯合報告》）英文版發佈會上，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所長Adam Posen說。
Adam Posen在《聯合報告》英文版發佈會上演講
《2018·CF40-PIIE聯合報告》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和PIIE兩機構專家合作撰寫，主題為“中美經濟關係：從衝突到解決”。這份報告清晰地傳達出中美兩國經濟學家對於美國發動貿易戰的不贊成態度，Adam Posen在上述發佈會上明確強調，欺凌、威脅都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也不會為世界經濟服務，更不會解決中美之間真正潛在的爭端問題。
日本學者則在6月9日由CF40與野村綜研（NRI）共同舉辦的第八屆“中日金融圓桌內部研討會”上建議，中國應把貿易摩擦問題放在東盟10+3中進行討論，“亞洲作為整體是可以應對美國的。”
日本學者特別強調，在與美國的貿易談判中，中國要保持戰略定力，不能輕易讓步，尤其不要接受數量限制目標。
第八屆中日金融圓桌內部研討會
貿易戰升級或影響
中國經濟增速0.8個百分點
《聯合報告》指出，無論美國為同中國的貿易爭端尋找何種理由，單邊主義的關稅威脅都將是錯誤的選擇。從純經濟學角度看，這種做法不僅將損害下游廠商的利益，還將破壞全球供應鏈，乃至損害美國消費者的利益，代價將遠遠超過收益（或中國最初的損失）。從談判的角度看，這種方式可能引致中美之間以牙還牙、不可控的報復性反應。
CF40高級研究員哈繼銘在《聯合報告》中就中美貿易衝突可能對兩國造成的影響進行了估算。按照現在的貿易戰升級情形來看，假設中美相互制裁導致中國對美國順差降低1000億美元，估計影響中國GDP增速大約0.8個百分點。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貿易衝突升級使得中國難以獲得外商直接投資（FDI）或難以進口高科技產品，這將對中國經濟產生較大影響。
而考慮到金融市場的因素，美國也並不能在貿易戰中佔到什麼便宜。哈繼銘認為，不斷升級的貿易衝突會對美國通脹形勢和金融穩定帶來影響。“從宏觀經濟層面來說，如果貿易戰升級，中國的報復政策會影響美國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進一步上升可能會促使美聯儲加息的速度比許多市場參與者預期的要快。這可能對美國經濟，尤其是美國股市沒有幫助，並且會傷害經濟增長，也會傷害金融穩定。”
哈繼銘在《聯合報告》英文版發佈會上演講
今年以來，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保護政策傷害的不僅只有中國，也包括加拿大、歐盟等國家地區，而後者一直以來都是美國重要的貿易伙伴乃至盟友。《聯合報告》指出，從外交角度看，美國現在的做法將在很多方面傷及發達經濟體（全部是美國的盟友）以及旁觀的新興市場。更嚴重的是，這種單邊主義行為將系統性破壞國際經濟規範與規則，尤其當這種做法是通過對另外一個主權國家的強硬態度表達出來時，後果將更嚴重。
在第八屆“中日金融圓桌內部研討會”上，有日本學者稱，儘管日本是美國的重要盟友，但由於美國退出TPP協議和將日本納入鋼鋁關稅對象範圍等事件，日本正在同美國“離心離德”：“美國現在的貿易政策太不穩定，日本已經開始考慮‘美國+1’。”
而在日前召開的七國集團（G7）峰會上，各國政府之間一波令人猝不及防的”鬥圖”也已經表明G7內部形勢劍拔弩張，美國的關稅政策已經激怒其盟友，G7也變成了“G6+1”。
七國集團（G7）峰會
中國應利用多邊框架應對中美貿易摩擦
就日本與美國貿易衝突時期的經驗而言，與美國的雙邊磋商很難得出成果。日本學者回憶當年日美貿易談判時說，美國不會將討論僅限於經濟領域，而常會祭出其國家安全問題乃至恫嚇日本。日本最終通過引入歐洲國家，在多邊框架下達到了談判平衡。
“中美貿易戰可能反而是亞洲的機遇。” 日本學者認為，中國應當從整個亞洲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因為中國是亞洲供應鏈的核心所在。如果中國和美國打貿易戰，中國可能會處於下風，但是亞洲作為一個整體是可以應對美國的。因此，中國應當把中美貿易摩擦的問題放在東盟10+3的框架當中進行討論。
日本學者也強調，中國聯合亞洲國家的前提是，應將“一帶一路”倡議和自由貿易原則對外界闡述清楚，以打消亞洲國家疑慮。
《聯合報告》建議，可以通過WTO及其他多邊機制解決的經濟爭端，應通過這些機制得到解決。而有些爭端無法通過WTO得到解決（如技術轉讓），因此必須制定相關的新的協議。
《聯合報告》指出，WTO的創立是為了處理與貿易明確相關的問題，其能力也體現在處理從關貿總協定（GATT）向WTO過渡時期中最突出的那些問題。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很多新的經濟因素以及與之相關的新的貿易因素變得重要起來。這些變化大多與技術相關，如知識產權、網絡與數據隱私以及與貿易相關的社會關切，因此需要制定新的協議來解決這些新問題。
當然，制定新協議並非易事，並且需要從雙邊或多邊談判開始。《聯合報告》建議，可以考慮對WTO框架加以調整，納入這些新議題，以適應形勢發展。然而一些錯誤的作法，例如把一些類似鋼鐵產能過剩的正常商業紛爭與國家安全相聯繫，不應被當作繞開WTO的藉口。
不要接受美國涉及數量限制的目標
Adam Posen認為，實際上，解決雙邊貿易逆差本就不是合理有效的貿易政策目標。“特朗普政府將減少對華貿易經常賬戶逆差作為一個貿易政策目標，這並沒有好的經濟理由。對於美國來說，現在最可靠且最佳的解決貿易逆差的方式是改變國內政策以提高國內淨儲蓄率。”
國際比較發現，儲蓄率與一國外貿平衡情況高度相關。儲蓄率低、消費需求強的國家通常外貿出現逆差。但在美國近年來家庭財富大幅增長的背景下，其儲蓄率可能繼續回落；同時，美國正在推行的減稅政策將拉動企業投資需求，考慮到有可能加快的基建投資，美國投資-儲蓄缺口的預期增大意味美國外貿失衡恐怕會繼續惡化。
因此，《聯合報告》認為，中國領導層不應指望通過貿易上的讓步來安撫特朗普政府，因為這種讓步將使追求縮減逆差的錯誤目標合理化，同時又無法改變貿易不平衡的局面（考慮到美國現行財政政策和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的可能性），甚至還將造成巨大的經濟扭曲。兩國之間達成的新協議應圍繞商業和政府行為，而非經濟結果,即不應尋求“管理貿易”的做法。
這恰恰也是日本學者反覆對CF40專家團強調的政策建議。在上世紀80年代的日美貿易談判中，日本就曾吃過美國設立的以“目標數值”為導向的單邊主義談判規則的大虧。比如在1986年的日美半導體協議中，美國迫使日本將外國商品在國內市場的份額“自主”設定為20％。受此影響，日本半導體行業的產業政策出現偏離。在存儲器領域，日本限制了存儲器產品的出口和投資，最終落後於韓國；而在需要高額研發投入的處理器領域，日本更是止於起步階段。
日方認為，中國要重視與美國的談判交涉，尤其不要接受涉及數量限制的目標，要在長期戰略和產業政策上保持定力。
近期文章精選：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立於2008年4月12日，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非官方、非營利性金融專業智庫平臺，專注於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與交流。
CF40旗下有四十人和新金融兩大實體型智庫系列，分別包括四十人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四十人金融研究院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北方新金融研究院、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此外，CF40與國家開發銀行、清華大學、絲路基金、中國開發性金融促進會共同發起成立了“絲路規劃研究中心”。
CF40每年召開雙週圓桌會議、金融四十人年會、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等百餘場閉門研討會，開展課題研究近30項，出版週報、月報、要報、《新金融評論》以及經濟、金融類專著共計100餘冊，受到決策層領導重視和經濟金融界人士高度評價。
閱讀更多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