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分稅制改革”到“中國式城市化”
1978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政府選擇了一條漸進式的改革道路，而沒有選擇西方經濟學者所提倡“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休克式療法”。歷史證明，中國的選擇是正確的，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已經實現了連續40年的中高速增長。我們在稱讚中國改革開放策略的同時，也不應該忽略中國政府的另外一個英明舉措，這就是稅收包乾制改革，正是這一舉措徹底激活了地方的活力。
所謂“包乾制”，就是地方政府只需交夠國家需要你上繳的稅收額度，剩餘歸地方政府調配。事實上，該舉措是參照前期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而進行的。但是，隨著改革進程的不斷推進，這種“一刀切”的改革做法客觀上造成一定困境：國家拿不出足夠的財力、物力支持落後地區的發展，容易造成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形成“馬太效應”：富足的地方交給國家稅收之後仍有很多盈餘，而貧窮地區交足國家的之後就所剩無幾。為此，1994年國家進行了分稅制改革，部分稅收由國家來收取，而有的稅收交由地方收取，這就在地方形成了國稅局與地稅局。
分稅制改革之後，國家就有了對地方經濟進行調配的能力。分稅制把營業稅作為地方稅種，而建築稅屬於營業稅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給了地方足夠的動力支持房地產的發展。因為，“房地產稅”不僅是營業稅的重要組成部分，房地產的發展同時可以刺激建築行業對土地的需求，土地資源在這種需求刺激之後會不斷升值。接著，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土地作擔保融資，進而建設大量開發區，助推開發區周圍土地升值。周邊土地升值之後就可以藉助地方融資平臺再次通過抵押土地融到更多的資金，建設更多的開發區。就這樣週而復始，各個城市就出現了大量的開發區。當然，這也造成了前幾年的“地方債”激增，同時也有了“土地財政”的說法。不過，地方政府這種做法也客觀上加速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
“創新經濟”時代來臨
大家知道，20世紀末21世紀初西方發達國家營造的是創新型經濟，創新型經濟的特徵是高端服務業，高端服務業是不需要原材料加工的，這就客觀造成產業流水線的外包。而這種產業外包正契合了中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政策。前期中國營造了大量的工業廠房，這些廠房的規模效應一下子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隨著時間的發展，中國又成為聯接發達國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樞紐。也就是說，西方發達國家外包的東西，必須經由中國這個總包市場，分包給東南亞各個國家，這些東南亞國家包含菲律賓、泰國等。中國與這些東南亞國家已經形成一個整體，這些東南亞國家又無法取代中國成為世界發展的代工廠，因為他提供不了如此大規模的經濟體量與如此完備的廠房基礎設施。放眼全球，也只有中國有這樣一個能力承擔如此大體量的外包訂單，同時能夠應付這些外包訂單的不斷更新。也就是說，由於中國長期發展的極度專業化，使得中國能夠隨時調整生產線來滿足西方國家的需求。
中國未來改革前景
從前文得知，中國式城市化走的是一條城市化先於工業化的道路。並且，這條道路契合於世界經濟潮流中的創新經濟特徵，奠定了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但是，中國式城市化道路使地方政府為了追求功績最大化的同時，追求GDP最大化，客觀造成地方債務激增，容易形成中國式債務危機，這些需要驚醒。
同時，隨著創新經濟往縱深處發展，以及世界經濟回暖同樣需要一定時間，中國經濟發展動力不足問題不斷顯現，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特徵容易使國內經濟波動大，後期經濟發展還是要從內需上多做文章，拉動國內消費市場的發展同樣是保持中國經濟增速的一大引擎。在保持中國的世界“供應鏈網絡”中心的前提之下，發展高科技產業，營造新的經濟增長點也是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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