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管局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这个涉及100万亿资产管理市场的新规并将过渡期延展到2020年底。为何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政府铁了心的去整治资本市场，而不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呢？其实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一、从国际、国内“三难选择”谈起
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的经济铁律，就是“三难选择”。所谓三难选择，就是指在一个开放市场中，政府对于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汇率稳定、资本的自由流动，三个方面只能取其二，不可能三者全部兼顾。也就是说，你选择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与汇率稳定，就必须放弃资本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本管制制度。
我们可以拿中美两国为例，美国为了方便在世界各地“撸羊毛”，肯定会选择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同时美国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而中国则不同，中国是一个经济对外依赖程度比较大的国家，最不喜欢汇率的波动浮动过大，因为只要汇率波动幅度大，对于本国的进出口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中国选择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与固定汇率制度，同时放弃了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就是实行资本管制政策。站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看，也是如此。以二战后的世界为例，为了促进世界贸易与分工，必须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同时要加强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以此二者为根基，必须放弃资本的自由流动，所以在二战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行资本管制制度。
其实，放在整个世界经济的视野思考问题存在三难选择，在一个经济体内部同样存在三难选择。因为，经济活动本身也是一种选择活动，你选择甲方案，付出的代价就是不能选择乙方案。我们拿中国为例，中国在促增长、保就业与防范金融风险三者中必须选其二，无法同时兼顾，甚至企图在三者中选择一定的权重比例实现三赢也是不可能的。
二、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的“三难选择”
具体我们还是要从2008年经济危机开始谈起。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之后，中国也未能幸免。为了防止经济硬着陆，中国政府迅速出台后来在经济学界争议很大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目的就是了促增长、保就业，客观来说，当时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非常有必要，否则的话，中国经济就有硬着陆、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危险。也就是说，中国为了实现“促增长”与“保就业”实行大水漫灌的扩张货币政策。这就有点逆世界潮流，因为在当时的世界，各国都在忙着去杠杆，而只有中国在加杠杆，这才出现了中国后来漫长去杠杆的痛苦过程。为何中国要逆世界潮流加杠杆呢？因为中国经济的三难选择更难：你选择其中任何一个目标都会与其他两个目标形成冲突。
过去几年中国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事实上已经影响到就业。因为中国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投向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而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是无法容纳过多的就业人员的。而中国面临的另外一个现实是，中国的就业问题并非最迫切的问题，因为中国就业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工的就业问题，而农民工市场目前仍然处于供小于求的情景。退一步想，如果真正出现供大于求，由于农民的最差结果也就是返乡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也不会出现社会问题。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放松了对金融的管制，忽视了对于社会就业问题的重视度。
三、当下的重点就是防范金融风险
在促增长与保就业问题基本不是最核心问题的时候，防范金融风险也就变得至关重要。这也就是中国选择2017-2018年度出台“资管新规”的背景。
如果要防范金融风险，就应该减缓信贷扩张速度，加强对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的监管，这也是“资管新规”要处理的核心内容。同时要注意到的是，过于激进的金融改革，很可能伤害实体经济，必须采用渐进的方法过渡。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银行的传统客户又是以制造业企业为主。由于央行对于各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地方城商行的投资限制，对方纷纷通过基金子公司、券商、信托等通道实现间接投资，这也就出现大量的影子银行。中国金融圈客观存在的事实为，中国存在大量影子银行长期为实体经济输血已经积攒的丰富的风控经验，并且这种输血的效果还不错。如果一下子对影子银行卡的太死，实体企业将会因失血过多而死，对于金融市场改革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方法时不可取的，这也是政府把“资管新规”的过渡期延长到2020年底的一个客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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