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棍村大少

对明朝清朝火器水平的论述完全错误，对于明朝与西方的技术性差距也认识不足，过高估计明军的战绩，没有客观对待历史事实。此外，他对于崇祯，也是过于美化，着重于标新立异而缺乏深度思考。

一、对于崇祯过分同情，忽略了其作为最高领导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年明月最主观的错误就是对崇祯的评价，当年明月对崇祯充满了同情，很想为其翻案，他将所有的罪责推给了大臣们，而将崇祯尽力洗白，从而营造一个悲剧英雄的模样，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子。

崇祯手里一副好牌，实际上占得优势并不小，但是崇祯的多疑和优柔寡断、喜好虚名最终让这些优势化为乌有。

比如说杨嗣昌曾经建议崇祯不要两面作战，应先和清朝议和，以缓解财政和军事上的压力，然后集中全力剿灭李自成，在消灭李自成平定内部后在收复辽东。

杨嗣昌说的很明白，大明的大患是流寇而不是清朝，崇祯听后本来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派了陈新甲秘密和清朝议和，但是却遭到了泄密，一时朝野哗然，纷纷指责崇祯。

崇祯在受到大臣的指责后，为了自己的虚名面子，竟然一改之前的决策，并将罪责全部推给了臣下陈新甲，将其公然处决。崇祯的举动不仅让大明丧失了最后的机会，被迫两面作战，还使得臣子对其非常寒心，陈新甲忠心耿耿，无缘无故就被杀掉背锅，请问以后还会有哪个臣子愿为崇祯效力？

二、过高估计明朝的火器水平，对同时代西方的火器水平缺乏了解，犯了常识性错误

当年明月本人对于明朝火器是十分的推崇，在第五卷谈到万历朝鲜战争时，对明朝的各种武器是娓娓道来，并赞不绝口。

当年明月赞不绝口的火器，主要就是佛郎机和三眼铳，而这三个，糊了佛郎机，恰恰是明代火器专家认为不堪大用的，而就算是佛郎机，也明显吹捧过头。

当年明月在写道佛郎机子母铳和小型佛郎机时，错误将其算作明朝的发明，并将其当做明朝军工具备创造力的证明。

但实际上，无论是子母铳还是小型佛郎机，都是西方15世纪就普遍使用的标准货，并非明军在16世纪接受佛郎机后的本土改进货，这明显属于对西方火器发展水平不了解。

还有三眼铳，更是贻笑大方，在当年明月里，三眼铳是一个能远程能近战的神器，但是在明代火器专家戚继光、赵士祯的眼里，三眼铳则是不折不扣的垃圾，无论是戚继光还是赵士祯，都反复强调，鸟铳远远优于三眼铳，三眼铳的实战效果还不如弓箭。

（当年明月对西方的火器水平十分不了解，三眼铳，佛郎机都是西方15世纪落伍的火器，是最原始的）

赵士祯当时非常气愤的说：

“北兵不耐烦剧，执称快枪三眼铳便利过于鸟铳，教场中打靶，鸟铳命中十倍快枪，五倍弓矢，犹自不服。"此戚少保语也。近见为将者，不惟北地诸君鲜有留心于此，即南人亦觉寥寥。究其所以，皆缘罔知为国，无心灭贼，因循岁月、侥幸功名之流充满戎行，何可语此?又何能知此?”

意思是鸟铳比三眼铳、快枪、弓箭这些东西高到不知哪里去了，但是北方军队依然固执己见，不愿接受新鲜事物，如此因循守旧，部队怎么能强大？

再比如火器专家焦勖在《火攻掣要》中说的

“近来购得西洋大铳，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比，更胜诸器百千万倍”。中国火器“铸造无法，其大器不过神威发熕，灭虏虎蹲，小器不过三眼快枪。此皆身短，受药不多，放弹不远，且无照准而难中的。铳塘外宽内窄，不圆不净，兼以弹不合口，发弹不迅不直，且无猛力。头重无耳，则转动不活，尾薄体轻，装药太紧，即颠倒炸裂”。

无论是赵士祯还是焦勖，都认为明朝火器与西方相比差距很大，但到了当年明月笔下就成了差距不大，基本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明显和事实不符。

就算是红夷大炮，明朝引进的也是西方落伍的16世纪末舰炮，与17世纪中期的西方火炮已有差距，而且明朝炮兵训练很差，不懂测绘，往往只是一通乱打，这种情况下明军的火器注定无法战胜清军。

（马嘎尔尼笔下的清朝火枪手）

除了对西方和明朝的差距不了解，对于清朝火器水平也不了解。

当年明月不止一次的在谈及明朝火器时说到了清朝，军队手持长矛，只能目光呆滞的面对英军，但实际上，清军的火器装备率远高于明朝，无论是西方的作画还是清朝史料，都能看出清朝部队以装备鸟铳为主，火器部队高达60%以上。

清军实际上是以两百年前的火器对抗英军，而非以大刀长矛面对洋枪洋炮，说清军只有大刀长矛完全是主观臆断。

（清军火器配备很高）

总之，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主观错误着实不少，作为小说和通俗读物来看还是不错的，可以提振兴趣，普及视野，但要真把他当做历史严肃著作或者历史事实来看，则南辕北辙，明朝那些事和万历十五年这些真正的学术著作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埃尔文的理想乡

最不能忍的就是洗白英宗朱祁镇

明朝那些事里洗白英宗我是真的不认可。

土木堡一战，他曾祖父朱棣当年留着的精锐全部被给败光，自身被俘，不去死不去自杀反过来就做一个狗腿子头号汉奸。

导致明朝文武两方严重失衡，文官集团后期坐大无可制衡。

代宗并没有子嗣，夺门之变抢儿子位这样恬不知耻的事儿都特么能做得出来。

夺门之变杀了于谦！

诶。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古代家天下的制度里，于谦大才，竟这般死去，实为可惜，可叹。

以至于英宗儿子上位第一件事就是给于谦平反。

读到这里我是非常气愤的，没有于谦，你们老朱家的大明王朝说不定立朝81年就成南明了。

明朝那些事可以说是通俗文学的巅峰之作了，全书最大的败笔就是洗白了英宗。

英宗这个人，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洗白的可能。

昏君一个。

木剑温不胜

《明朝那些事儿》有哪些主观性错误呢？数不胜数，一言难尽。

本来嘛，治史者最忌在叙史中渗杂入太多私人情感和动辄抒发个人主观意见。

这方面，太史公司马迁起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可不是？太史公对秦始皇没有好感，就绘声绘色地八卦了一通秦始皇的私生子身份；太史公喜爱项羽，就声情并茂地夸大和渲染了项羽的奋斗史，使《项羽本纪》成为其“最得意之文”。

《明朝那些事儿》并非一本正经的历史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也并非专业的史学家，作者写这本书，自己也坦言，是“以心述史”，根据自己的感觉得解读历史，用自己的理解来描述历史人物的心理。

既然初衷如此，就不妨把太史公那一套主观性述史的手段发扬光大，甚至推向极致。

主观性述史，如果靠谱的话也还说得过去；如果是错误的，就会误导读者，危害极大。

《明朝那些事儿》为了“以心述史”，为了吸引读者，运用了大量主观性的叙述，篇幅巨大，因此武断难免，错误难免，自以为是难免。

下面简单举两个例子。

一、清太祖努尔哈赤死亡之谜。

清太祖努尔哈赤是怎么死的，这个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

争议的根源，是天启六年正月的宁远之战结束后，袁崇焕给蓟辽经略高第打了份报告，说自己“用大炮打死无数”来犯之敌。山海关主事陈祖苞觉得这个报告太笼统，就另起了一份奏报，发回朝廷，上面称：“用红夷大炮，及一应火器诸物，奋勇焚击，前后伤虏数千，内有头目数人，酋子一人。”高第随后认为，应该强调和突出这个“酋子”的身份，于是又追加了个折子，说“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擡去，放声大哭。”

宁远大战时，陈祖苞和高第身居山海关，离前线有七百多里距离，他们写的东西，只能根据袁崇焕的报告进行具体和细化的，但他们居然加入了想象和推测。

然而，就是这种想象和推测，有人脑洞大开，断定这被“炮毙一大头目”就是努尔哈赤。依据是，天启六年八月，努尔哈赤挂了。

从天启六年正月到八月，时间长达大半年，竟然得出努尔哈赤死于袁崇焕炮下的结论，不能不让人佩服！

但是，为了衬托袁崇焕的伟大，必须如此。

具体解释是，努尔哈赤遭受了炮伤，再兼失败后恼羞成怒，身心双层痛苦交织在一起，患上了不治之症，苟延残息了八个月，一命归阴。

《明朝那些事儿》把袁崇焕定性为一个大英雄，因此极力支持这种想法。

作者是怎么将这种推测进化为事实的呢？

首先，引用了《春坡堂日月录》里“红夷大炮者，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数十尺，断无生理“一语，以描述袁崇焕炮火之犀利。

接着，别开生面地抛出了一道数学应用题，说十门大炮每炮每天轰二十炮，以两天计算，至少四百炮，“每炮所中，糜烂数十尺”，然后脸不红、心不跳地给出结论：“后金军伤亡的人数，大致在四千人以上！”

可惜的是，没有任何史料表明宁远大战中金军伤亡人数是四千人以上的！

明朝方面，高第上报给天启帝的战果是：“宁远捷功奴夷首级二百六十九颗，活夷一名，降夷十七名，献俘报可。”

后金方面，《满文老档》上记录是：“伤亡五百余人。”

从明、金双方记录的数字来看，彼此的记录都是相当靠谱的。毕竟，明朝收割的首级为二百六十九人，再加上受伤的二百余，可不就是“五百余人”？

这先暂且不主，继续看《明朝那些事儿》是怎么坐实“努尔哈赤毙命于袁崇焕炮火”这一说法的。

其描写努尔哈赤死亡的文字，异常有趣：“漫天的炮火轰鸣声中，有一炮射向了城下，伴随着一片惊叫和哀嚎，命中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到底是谁，至今不得要领，但可以肯定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一个不重要的人，不会坐在黄帐子里(并及黄龙幕)，也不会让大家如此悲痛(嚎哭奔去)。对于此人身份，有多种说法，明朝这边，说是努尔哈赤，清朝那边，是压根不提，这也不奇怪，如果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在一座孤城面前，对阵一个无名小卒，被一颗无名炮弹重伤，实在太不体面，换我，我也不说。”

看，似乎说得很隐晦，实际上却说得非常明解：努尔哈赤就是死于袁崇焕的炮下。

可惜的是，从相关史料来看，从天启六年正月到八月这长达大半年的时间里，努尔哈赤大部分时间是非常健康的，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期间，他曾率军血屠觉华岛、整顿军马准备远征蒙古（因为东江毛文龙的捣乱，没能成行）。

二、诡辩袁崇焕与后金的勾结问题。

袁崇焕的罪状，是经过了漫长十个多月的审讯，最终由崇祯帝御平台，召辅臣并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记注官，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总协、锦衣卫堂上等官判定的，共有十大罪：付托不效、专恃欺隐、市米资盗、谋款诱敌、斩帅践约、纵敌长驱、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坚请入城。

这其中，最为致命的当是“谋款诱敌”，性质就是通番卖国、叛逆造反。

“己巳之变”期间，民间就“喧传袁崇焕挟奴讲款”，廷臣对袁崇焕的弹劾是“督师卖奸不肯力战”。

《明朝那些事儿》却偷换了概念，说民间都造谣“袁崇焕是跟皇太极勾结的叛徒”，朝廷上对袁崇焕的弹劾是“督师要叛变后金”。然后活泼幽默地自我辩论，说：虽说此前也有李永芳、范文程之类的人前去投奔，但事实上，也都并非什么大人物，比如李永芳，只是个地区总兵，而且就这么个小人物，努尔哈赤同志都送了一个孙女，一个驸马的(额驸) 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才算把他套住……按照这个标准，如果要买通明代最高地方官，总管辽东、天津、登州、莱州、蓟州五个巡抚的袁崇焕，估计他就算把女儿、孙女全部打包送过去，估计也是白搭。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只要袁崇焕智商正常，是不会当叛徒的。

精彩，实在精彩。这一段偷换了的概念的精彩自我辩论，让人情不自禁地要鼓掌。

不过，所有正经史书上的记载、以及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学者，根本没有谁过说袁崇焕过要放弃自己身为大明督师的立场，象李永芳、范文程等人一样逃跑叛变到后金的阵营里。

大臣指控袁崇焕，是说他“以五年灭奴欺皇上”、“密谋款敌”，“以胁城下之盟”。

事实就是如此，袁崇焕先前在崇祯帝跟前拍着胸脯、放豪言，说是要“五年平辽”。但到了辽东任上，感觉得根本办不到，为了五年后对自己的承诺交差，不得不动歪脑筋，妄图通过议和谈判来收复部分辽东失地。

《石匮书后集》因此明确记，袁崇焕是“杀毛文龙以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也称“（袁崇焕）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

覃仕勇说史

你要说主观性错误，他太追捧朱元璋了，朱元璋的历史形象一直很有争议，但他第一部直接叫“洪武大帝”，无论如何朱元璋都不能称为“大帝”，除非站在狭隘的大汉族思想下来理解，但就像冉闵能被称大帝吗

九门提督统领

当年明月太吹捧孙承宗了，贬低熊廷弼，我觉得过于主观了。

简单的来说，就是面对后金在东北的崛起，孙承宗，袁崇焕二人主张寸土必争，修关宁防线。

熊廷弼主张放弃东北，退守山海关。

当年明月认为，孙袁二人收复国土，寸土必争是正确的。熊廷弼放弃国土，死不足惜。

在这里，我不以为然。孙袁二人，看似保全了国土，但是，关宁军每年大笔军费，修关宁防线又消耗了大量钱财，导致明朝国库入不敷出，国内饥荒，也无力赈灾。导致流寇四起，最终李自成攻陷北京。

熊廷弼放弃东北，退守山海关。看似撤退，实则以退为守。我认为熊廷弼的战略思想正确的原因如下。

一，极大缩短了明军防线，补给也容易送达。

二，山海关自古以来从没有从关外被突破，自明朝灭亡，山海关也没有被清军攻破。

三，死守山海关，节省军费，可以省下大笔银两赈灾，缓解国内矛盾。

四，和关外毛文龙配合，明军利用海军优势，骚扰清军后方。

五，适逢当时气候不佳，东北地区无粮无草，拖也能拖死清朝。

我个人感觉。孙承宗虽然思想是好的，但思路不对，没有正确认识到明朝当时的财政状况，和实力。思路是有问题的，他的做法可以说是明朝灭亡的加速器。

袁崇焕的做法更为激进，诛杀毛文龙，实属不该。他的做法，我觉得是明朝灭亡的毒药。

但是，孙袁二人作为武将，收复疆土，维护国家安全，不能说做错了。只能说，他们是好将军，但不是一个战略家。

豪说放语

中国有历史，但从没有过真实的历史。自司马迁以降，遑论当年明月？

历史的荒谬犹如现实的迷茫。

胡适说：历史，不过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婊子。

喜欢旗袍的就露出大腿，喜欢性感的，就给它穿上丁字裤。

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

历史也是沉重的。

能把历史写的好玩，好看的人很少。

当年明月做到了。

很好。

至于倾向性的问题并不重要，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都会不同。

俺就是认为金瓶梅的文学历史价值要远胜于红楼梦，有几人能够认同？

当年明月写的是小说，这时候的历史是为小说服务的。

作者查阅的那些历史资料有多少是真实的？

几百年不算久远，几十年前的事又有几人能说清楚？

这年头，只有妈妈是真实的，谁敢保证自己是孩子的亲爹？

要想确定孩子不是隔壁老王的，要去亲子鉴定中心。

历史去哪鉴定？

千娇百媚的金毛

当年明月在这本书里评价朱棣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公认的伟大皇帝，我并不认同。

当年明月情不自禁就走向了帝王英雄主义的亢奋大道上，而不是去全面揭示帝王的种种面相。

↑朱棣是一个善于伪装的凶暴之徒

比如对朱棣的描写和评价，在烘托“天子守国门”的英雄情怀下，《明朝那些事儿》对朱棣的挖掘并不全面，尤其对朱棣英明神武背后的人性黑暗面，挖掘的不够。

而这些阴暗面，值得每个读历史的人知晓，了解。

如果说朱棣报复性的残忍折磨杀害反对派，是出于政治需要，尚可以理解，但对反对派无辜的家属和奴仆的戕害，就实在过分了。

当年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杀害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全部的儿子，但对他们的其他家属还算是优容的，李世民甚至娶了弟媳妇，把李元吉的妃子纳为己有了，以前看历史看到这一段，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可是对比朱棣的做法，李世民简直是菩萨。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引用一段张宏杰先生在《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里关于朱棣的一个小故事，作为补充。

“永乐十一年（1413年）正月十一，教坊司的官员在皇宫右顺门门口禀奏：齐泰的一个姐姐，两个外甥媳妇，加上黄子澄的妹妹，四个妇人，平均每天被二十条汉子轮jian，年纪小的都怀有了身孕，除夕夜的时候生了个龟儿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朱棣听后，依由之，说道，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史料引自《奉天刑赏录》。

↑黄子澄一家遭遇堪称悲惨至绝

而在此之前，朱棣早就把黄子澄一家搞得家破人亡，黄家老小六十五口几乎尽数被斩首，侥幸的妇女就是上述悲惨的经历，妻族外亲三百八十名亲戚全部发配边疆。

所以，在任何回答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帝王的问题里，我从来都不会把朱棣放进这个行列，虽然他开疆拓土，文治武功都是顶级表现。

但从最基本的人性来说，朱棣是一个善于包装自己的恶魔，英伟的身影下，藏着无数无辜人的血泪，而这一切，本来可以避免，试问，饶恕那些无辜者，对他的统治能动摇分毫吗？就算斩草除根，给个痛快也是人道啊。可是，他却非要这么残忍暴虐。

看来，朱棣确实读懂了帝王权术的精髓——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但人家李世民怎么就能够收住心里的恶魔呢。

我见青史多妩媚

《明朝那些事儿》写的还是非常好的，能写出这样的历史科普读物的人不多。

和史学家不同，作者是一个史学爱好者，他对明朝历史发展的脉络把握的很不错，史料背景也很扎实。

这本书既然是科普甚至类似于“历史报告文学”的文学著作，在对历史事件理解和历史人物的好恶肯定会有明显的个人喜好的痕迹。

但这不是史书，有个人感情偏向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像对待《明史》一样对待这部书。

这部书的整个逻辑关系很清楚，但是对于某些历史人物的评论相对来讲比较主观。比如对王阳明的评价就表现出他对王阳明的超过其他人物的敬仰。

总的来讲，作者对明朝的各代皇帝的评价基本上是正面的，对于皇帝出现的荒唐，残酷，虚伪的行为粉饰过多。表现了作者对明朝这个历史时期的喜爱倾向。

所以，我们不必为这部书当中的所谓“主观错误”进行评论，因为有些对主观错误的评价，恰恰是另一个主观。

因为，这部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而是带有作者的明显个人评价的“历史文学”。

步武堂

历史这个东西，恰如一张张整了容的脸，一代代修来改去，真实的面目早已不知。今人信息时代编记录的事儿都不可信，古人道听途说的几笔你就当真，更可笑的是专家推论，世事无常，哪有理可循，改粉饰的粉饰，该骂街的骂街，你认为的就是你认为的，足矣。

本心不识何谈不二

太监汪直，少年英才。

西厂也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而且对忠直的人多有保全，汪直喜好结交贤臣，对方不理睬他，也没有报复

当时有一个假冒汪直的人因为受贿露了马脚。原因居然是汪直不收贿赂天下皆知。

成化梨庭以及威宁海之战，汪直都是最高统帅。这两次战争对维护大明的边防可以说是作用无比巨大的。

尤其是威宁海之战，当时的传奇女英雄满都海，即将再一次统一蒙古，蒙古如果统一起来，力量多么可怕，这个不用解释。被明军直接斩杀。

汪直被贬以后，边疆就不断的失利。以他的年龄，实际上完全可以再干好几十年，下台时候也不过二十多

如果这人不是太监，那么历史上只有一个霍去病可以与之相比。可惜是太监，遭文人记恨

關鍵字: 历史 错误 过高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