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韓欽明
老人七十歲左右，極瘦，花白的頭髮一直凌亂著，面部呈暗黃色。然說話及其響亮。時常聽到她和老伴或者什麼人大聲說話或者咳嗽。
摺疊床床邊，放著一張半舊不新的輪椅。床頭擱著一臺小小的塑料風扇，但從沒見風扇旋轉過。“這裡沒有插電的地方。”老人說著，一邊搖著手裡的蒲扇，眼睛左右看了看，似乎在尋找一處能讓風扇轉動起來的電源。
每天八點過後，透析室外，就會陸陸續續聚集起一些人，確切地說應該是前來做透析的病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小。他們互相打著招呼，說著話拉著呱，神態平靜自然，等待那兩扇大門的打開。如果他們出現在商場或者其它地方，你根本不會想到他們是需要做透析的病人。
病人做透析時，透析室的大門一般是敞開著的。在門外可以看到他們一個個躺在病床上，有細長的管子從身上引向透析機。做一次透析大概需要四個多小時，在這個時間裡，他們躺在床上可以看書或者玩手機。
有位年輕人，看上去還不到三十歲，穿著一條幹淨的牛仔褲、灰色的體恤衫，一個人從透析室出來，手裡提著塑料袋，靜靜地站在電梯門口等電梯。看上去與這個年齡段的青年人沒什麼區別，只是臉上多了些晦暗和疲憊。
過了不久，聽到了老人說話的聲音，我走過去，說，你妹妹剛才來了，你不在，她說將東西放你床上了。
老人一手捏著包子，一手託著，邊吃邊說，嗯嗯，我在樓下碰到她啦。謝謝你。一股濃濃的韭菜的味道瀰漫開來。
她望了望重症監護室，問我，你啥人在裡面？我說我岳母，腦溢血，一直昏迷著。
老人嘆了口氣，說，有啥也甭有病啊，病人在裡面受罪，家裡人陪護在外頭也不好過。
我問她身體哪裡不好。她說，腎有毛病，做透析。
她乾瘦黝黑的胳膊如干癟的枯木，卻突兀地墜著幾個大小不一的瘤子 ，看了讓人有些觸目驚心。
旁邊一位同樣是照看病人的中年婦女問她，多久做一次?
老人平靜地說，隔天做一回。
中年婦女說，做一次要花多少錢？老人說，五百。
中年婦女露出詫異的神情：那這一個月下來，要不少錢啊。
老人低聲囁嚅道，那不咋地，這個病攤身上了，有啥辦法呢。
中年婦女好奇地問，這要做到啥時候呀？
老人停頓了片刻，似乎笑了笑：啥時候？啥時候人不在了就不做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天花板上的燈光亮了，或者一直都亮著？光線昏昏沉沉，將老人所在的過道映襯的愈發暗淡。老人便成了黑白電影中的某個主人翁。
我說，醫生沒說啥時候能甦醒嗎？她苦笑了一下：醫生也說不準，也許明天，也許一直這樣子，誰知道呢....
不時有穿著白大褂的醫生或者護士匆匆而過，他們的神色與他們衣服的顏色一樣莊嚴單調。
這些穿著白大褂的醫生，如同拔河比賽的一方，每天都在奮力拽拉著，另一方，是強大到無形的病魔或者死亡。而患者親屬，只能站在一邊，唯唯諾諾、揪心觀望。束手無策。
人生就是一道加減法。一路走來，加加減減，最後剩下的，不就是健康或者病恙嗎？在健康與病恙之間，如果可以選擇，沒有人願意選擇病恙。生命如此脆弱，都由不得自己來做主。當沉痾和痼疾纏身，出於對健康的渴望、對生命的留戀和不捨，有幾人會捨棄醫生、藥劑和病房？
命運是一條條錯綜交叉的小徑，明天會通向哪裡，充滿了未知和不確定性。誰知道哪條小路會通向不堪和苦痛、哪條小道是通向安康或者幸福？
說話間，老人吃完一個包子，又從床頭的白色塑料袋裡掏出一個包子，依然一手捏著另一隻手託著，津津有味地吃起來。
對於老人他們來說，腳下的路已經走得踉踉蹌蹌，磕磕絆絆。儘管如此，他們還是一步步挪移著，艱難而吃力地走向屬於自己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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