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韩钦明
老人七十岁左右，极瘦，花白的头发一直凌乱着，面部呈暗黄色。然说话及其响亮。时常听到她和老伴或者什么人大声说话或者咳嗽。
折叠床床边，放着一张半旧不新的轮椅。床头搁着一台小小的塑料风扇，但从没见风扇旋转过。“这里没有插电的地方。”老人说着，一边摇着手里的蒲扇，眼睛左右看了看，似乎在寻找一处能让风扇转动起来的电源。
每天八点过后，透析室外，就会陆陆续续聚集起一些人，确切地说应该是前来做透析的病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小。他们互相打着招呼，说着话拉着呱，神态平静自然，等待那两扇大门的打开。如果他们出现在商场或者其它地方，你根本不会想到他们是需要做透析的病人。
病人做透析时，透析室的大门一般是敞开着的。在门外可以看到他们一个个躺在病床上，有细长的管子从身上引向透析机。做一次透析大概需要四个多小时，在这个时间里，他们躺在床上可以看书或者玩手机。
有位年轻人，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穿着一条干净的牛仔裤、灰色的体恤衫，一个人从透析室出来，手里提着塑料袋，静静地站在电梯门口等电梯。看上去与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人没什么区别，只是脸上多了些晦暗和疲惫。
过了不久，听到了老人说话的声音，我走过去，说，你妹妹刚才来了，你不在，她说将东西放你床上了。
老人一手捏着包子，一手托着，边吃边说，嗯嗯，我在楼下碰到她啦。谢谢你。一股浓浓的韭菜的味道弥漫开来。
她望了望重症监护室，问我，你啥人在里面？我说我岳母，脑溢血，一直昏迷着。
老人叹了口气，说，有啥也甭有病啊，病人在里面受罪，家里人陪护在外头也不好过。
我问她身体哪里不好。她说，肾有毛病，做透析。
她干瘦黝黑的胳膊如干瘪的枯木，却突兀地坠着几个大小不一的瘤子 ，看了让人有些触目惊心。
旁边一位同样是照看病人的中年妇女问她，多久做一次?
老人平静地说，隔天做一回。
中年妇女说，做一次要花多少钱？老人说，五百。
中年妇女露出诧异的神情：那这一个月下来，要不少钱啊。
老人低声嗫嚅道，那不咋地，这个病摊身上了，有啥办法呢。
中年妇女好奇地问，这要做到啥时候呀？
老人停顿了片刻，似乎笑了笑：啥时候？啥时候人不在了就不做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天花板上的灯光亮了，或者一直都亮着？光线昏昏沉沉，将老人所在的过道映衬的愈发暗淡。老人便成了黑白电影中的某个主人翁。
我说，医生没说啥时候能苏醒吗？她苦笑了一下：医生也说不准，也许明天，也许一直这样子，谁知道呢....
不时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或者护士匆匆而过，他们的神色与他们衣服的颜色一样庄严单调。
这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如同拔河比赛的一方，每天都在奋力拽拉着，另一方，是强大到无形的病魔或者死亡。而患者亲属，只能站在一边，唯唯诺诺、揪心观望。束手无策。
人生就是一道加减法。一路走来，加加减减，最后剩下的，不就是健康或者病恙吗？在健康与病恙之间，如果可以选择，没有人愿意选择病恙。生命如此脆弱，都由不得自己来做主。当沉疴和痼疾缠身，出于对健康的渴望、对生命的留恋和不舍，有几人会舍弃医生、药剂和病房？
命运是一条条错综交叉的小径，明天会通向哪里，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谁知道哪条小路会通向不堪和苦痛、哪条小道是通向安康或者幸福？
说话间，老人吃完一个包子，又从床头的白色塑料袋里掏出一个包子，依然一手捏着另一只手托着，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对于老人他们来说，脚下的路已经走得踉踉跄跄，磕磕绊绊。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一步步挪移着，艰难而吃力地走向属于自己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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