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俄羅斯文學，一般讀者熟知的是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等黃金時代的文學大師。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現代派文學大規模進入中國讀者的閱讀視野，卡夫卡、普魯斯特、喬伊斯、馬爾克斯、卡爾維諾等等作家作品，幾乎成了每個文學愛好者的必讀書。
儘管白銀時代的文學也一同進入，讓中國讀者看到了俄羅斯文學的另一面，但相比於英美文學、拉美文學，俄羅斯文學的逐漸邊緣化卻是顯而易見的。不僅如此，即便是白銀文學所展現的“另一面”也是不完整的，似乎這一時代只有諸如斯捷爾納克、阿赫瑪託娃、茨維塔耶娃、曼德爾斯塔姆等詩人和他們的詩歌，小說和其他文學形式則處在邊緣的邊緣。
近日，《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和《彼得堡》兩部俄羅斯白銀時代的重要小說作品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並於5月26日在上海鍾書閣書店舉行了新書分享會。文化批評家、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閎，作家葉開，翻譯家、出版人曹元勇，三人從俄羅斯文學以及兩部新書中呈現的城市與鄉村、現代與古典展開對談，帶領讀者跟隨兩位俄蘇文學大師的足跡，回望俄羅斯文學的白銀時代。
兩部作品展現了俄羅斯文學的兩大傳統
《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是俄羅斯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萬·布寧（又譯蒲寧）唯一的自傳體長篇小說，歷時七年完成。小說以主人公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的生活經歷為基本線索，用散文詩一樣的優雅筆調，將大自然的聲音、氣味、色彩和光線，細膩捕捉並訴諸筆端，抒情地回憶了俄羅斯的鄉土和古老的民風，從主觀感受和體驗中不斷探索與發現自我，展現了俄國古典文學的傳統本色。
因為個人氣質的原因，張閎不是很喜歡布寧的細膩和舒緩，但他看到布寧在《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中呈現出的俄羅斯歷史大變革前期，“真實的俄羅斯大地和鄉土的氣息，對正在逝去的古老的俄羅斯有一種濃郁的緬懷”，這讓他有別於同時期的其他作家。
這些“其他作家”的一個典型代表就是安德烈·別雷，他的《彼得堡》與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卡夫卡的《變形記》一起，被納博科夫評為“20世紀前期西方四大小說名著”。小說憑藉豐盈的想象和跳躍的意識流描寫，再現了1905年俄國革命期間，彼得堡十天裡所發生的故事。在宏大的背景下，工廠罷工、遊行、暗殺頻頻上演，平民與貴族、革命黨人與奸細密探輪番登場。不按時序構成的故事情節和人物意識活動，共同繪織出一幅20世紀初俄羅斯帝國末期的多重奏圖景。在作者筆下，“彼得堡”不再是一個純粹的地理概念，它聯結著俄國的歷史與未來，成為東方和西方“兩個敵對世界的交接點”，具有世界規模的象徵性。
與布寧相反，別雷作品的節奏非常快，張閎覺得“確實有點像《尤利西斯》，但還不是很純粹的意識流，而是一種有點兒蒙太奇的手法”。
“別雷用蒙太奇的手法，布寧卻是比較古典、比較寧靜的那種方式，這個其實也是俄羅斯文學的兩大傳統。”張閎評價道。
需要重新認識俄羅斯文學
《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和《彼得堡》是浙江文藝出版社“雙頭鷹經典”叢書第1輯的兩種，收入的作家均為20世紀上半期俄蘇作家，包括布爾加科夫、勃留索夫、索洛古勃、安德列·別雷、布寧、安德烈耶夫等人的作品。
“如此大規模地翻譯引進這些經典作家的作品，在國內尚屬首次。” 浙江文藝出版社常務副社長兼上海分社社長曹元勇介紹說。
“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圖書市場上大量出現的外國文學出版物佔主流的都是英美，甚至日韓、拉美的，俄羅斯文學隨著蘇聯的解體基本上慢慢退出了市場，當然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經典大作家除外。” 作為出版人，曹元勇明顯感覺到進入新時期後俄羅斯文學的邊緣化。
張閎認為，1980年代後，中國人一是有些厭倦了那種古典的腔調，一是希望獲得主流話語之外的文學作品，俄羅斯文學迅速被新進來的歐美、拉美甚至日韓文學所取代。儘管白銀時代的詩人們重新喚起了中國讀者的注意，但小說、散文等作品依然處於被冷落的狀態。
但在曹元勇看來，全球化已經走過了一段，現在又進入了一個各方面都需要多元化的時代，文化也不例外，“大家必然需要對俄羅斯一些歷史文化要有新的認識。”
文學要更多和內心發生關係
這讓葉開對中國當代的文學“很不滿意”，他覺得近二十年的作品跟我們內心沒有關係。
“納博科夫推崇的幾部作品，已經變成經典名著。重新來看一下《追憶似水年華》《尤利西斯》《變形記》這些作品，我就覺得可能文學還是應該向內容上走。”在葉開看來，這些作品從內心出發，緩慢地絮語，複雜的情感才能從字面上鋪陳開來。
“現在我個人越來越看到這點，文學可能要更多地跟我們內心發生關係。”葉開覺得，《彼得堡》恰恰就是這樣一部和內心有關的作品。而白銀時代作品在中國除了專業讀者和少數讀者，沒有形成太多的廣泛的閱讀，但葉開認為，正是因為如此，“它是彌足珍貴的，給我們帶來一個嶄新的從古典過渡到現當代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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