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347至1353年，席捲整個歐洲的被稱之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奪走了2500萬歐洲人的性命，佔當時歐洲總人口的1/3。
1406年，中國的明朝正從改朝換代的戰亂中逐漸恢復，迅速實現了經濟和人口的增長，雄偉的紫禁城開始建造，並於1420年建成。與此同時，歐洲還在經受著黑死病和戰亂的痛苦，整個英國的人口數量不到明初的首都應天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人口的十分之一。
14世紀的歐洲大約有1000個彼此競爭的公國、王國、城邦。他們互相爭戰、吞併了200年後，仍然有近500個獨立的政體存在。英格蘭人幾乎永遠在與法國人作戰，偶爾停下來，就會與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人打仗。即使這些仗都暫時不打了，貴族們也會為爭奪王位而在英格蘭打內戰。
整個歐洲幾乎都是如此。1550到1650年，有2/3的時間裡，10個較大的歐洲公國都處於戰爭狀態。從1500年到1799年的所有年份中，西班牙有81％的時間在與外國敵人作戰，英國是53％，法國52％。
持續的戰事帶來了三個意料之外的收穫：首先是軍事技術的革新，武器火力要加大，城堡要加固，船隻體積要越來越大，越來越堅固；其次，相互競爭的公國為維持戰爭開支，要設法增加收入，不但建立了更加合理有效的稅收制度，還開創了政府發行公債的制度，埋下了現代證券市場的種子。
最重要的是，世代延續的分裂和衝突，使得任何一個歐洲君主，都無法強大到可以統御歐洲，於是所有的歐洲君主都把目光聚焦到了海外，鼓勵海外的貿易和殖民活動，激烈的競爭促成了探索時代的到來。
反觀這時的明朝，在內有著其樂融融的田園牧歌式生活，紡車、水車、火藥、羅盤等科技和發明都保持著領先世界的水平。對外，有著不少的附庸國。鄭和下西洋更是航海史上的壯舉。一方面，歐洲的哥倫布在穿越大西洋時，乘坐的聖瑪利亞號，還不到鄭和寶船的五分之一大，另一方面，兩人遠航的動機和野心，更是有著天壤之別。
鄭和下西洋，為的是展示中國皇帝的財富和權力，他出訪各國，帶去了昂貴的禮品，帶回的是各地的特產和他們的臣服姿態。這一次彰顯實力的遠航圓滿結束，也成為了東方帝國海外探索的絕響。
然而，對於歐洲人而言，無論是繞過非洲，還是跨越大西洋的遠航，都不是為君主尋求象徵性的貢品，而是為了找到真正的土地和財富。
1580到1650年，明朝走向滅亡，清朝開始建立。中華帝國又重複了一次改朝換代的歷史輪迴。與此同時，歐洲各國卻不再以自我消耗的內部戰爭來解決經濟和政治危機，把他們在本土上的競爭推向海外，領地在擴張，人口在增長，實力在增強。他們摩拳擦掌，做好了瓜分世界的準備。兩百年後，歐洲人將兵臨紫禁城下。
1453年，來自中亞的奧斯曼帝國滅亡東羅馬帝國，將首都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爾，伊斯蘭文明開始高歌猛進，一路向西，從亞歐分界的黑海沿岸，到今天的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地，一步步蠶食歐洲，讓維也納成為西方文明的最後防線。
1687年，牛頓出版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三年後，他的朋友約翰·洛克出版了《政府論》，分別代表了這兩個領域中最顯著的研究成果。
1553年到1789年在中歐和西歐地區發現的各種新物質、新方法、新理論促使西方科學技術突飛猛進。
科學意味著生產力，不僅奠定了工業革命的基礎，也造就了西方絕對的軍事優勢。一個關鍵的戰役，成為西方崛起的契機，就是1683年的維也納之戰。
1683年之後，奧斯曼帝國在歐洲的領土上節節敗退，退回小亞細亞半島。奧斯曼帝國的衰落，表面上看，是軍事優勢的逐漸喪失，但軍事優勢來自於把科技應用於戰爭、把理性賦予政府。在歐洲的大學不斷拓寬學術領域的時候，伊斯蘭學府卻固守著宗教神學領域。
牛頓力學和微分方程催生出的彈道學，為建造現代火炮提供了理論和技術基礎，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積極地支持和利用新技術與人才，則促成了這種現代武器的製造和推廣。
1750年代，形體輕便，射程遠，射擊目標精準的機動馬炮已經成為歐洲各國軍隊的標準裝備。1807年，當英國的約翰·達克沃斯爵士帶兵進攻伊斯坦布爾時，發現土耳其人還在使用笨重的大炮朝著大致方位發射石球。請關注： 遠方的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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