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人生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恩怨由来已久，而根源，就是因为王安石推行了“熙宁变法”。
司马光生于1019年，王安石生于1021年，司马光大王安石2岁，也算年龄相仿。不单年龄，他们俩的学历和资历也极为相近。司马光祖籍陕西夏县，他父亲司马池在河南信阳光山任县令时，生产下了司马光。司马光很聪明，7岁就能背诵《左氏春秋》，1038年，20岁的司马光考上了进士，出任华州判官，从此步入仕途。
王安石是江西抚州临川人，1042年，22岁的王安石也考上了进士。司马光比王安石大2岁，王安石又恰比司马光迟4年考上进士，实际上是迟一科，即司马光上一科考取，王安石便在下一科考上进士，而宋朝的进士是极难考的，能考上进士的人，大都不是政治家就是文学家，可见司马光和王安石是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人才。
他们在朝野也非常有名，“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很早就流行了，年轻时，司马光写的《十哲论》、《才德论》、《廉颇论》、《贾生论》等文章传诵一时。王安石也早慧，读书过目不忘，尤其对经史和诗歌钻研深刻。由于二人几乎同时入仕，故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便有很多交集之处，而且，他们先都在基层和小官的位置上历练多年，都有良好的政声，也都在年轻的时候就显示出朝廷栋梁之材的先兆。
因为惺惺相惜，司马光与王和安石成了朋友，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法，二人作为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一定会有许多文坛佳话让人到处传扬的，然而，二人后来终于交恶，一切都是源于变法。
宋神宗的时候，北宋朝廷由于承平日久，机构臃肿而人员众多，财政负担极重。而外部呢，辽国和西夏时时骚扰，军费开支陡增，致使国库空虚。国家没有钱，自然盘剥老百姓，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谓对内忧外患，进退维谷。年轻的宋神宗继位后，决心振作，他起用王安石，推行了变法，史称“熙宁变法”。
经过变法，司马光与王安石头反目成仇。司马光和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曾有过一次非常激烈的争辩，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困难，是因为不懂理财之道，又缺乏理财之人。司马光则认为，天下财物，不在民，就在官，你王安石理财，就是盘剥百姓，与民争利。而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解决国家的困难，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这种观念上的分歧，让他们成为了政治上的死敌。
所以，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在全国铺开后，时任御史中丞的司马光极力反对，后来他干脆辞职不干，退居洛阳，编撰《资治通鉴》达十多年。由于这种势同水火的关系和观念上的极大偏差，使得司马光对王安石所主张的所有政策都反对，后来，司马光回朝当上宰相后，就把王安石的变法内容全部给废止了。
帝国的脸谱
如果说司马光在熙宁年间反对变法勉强算是给新法提出意见，考虑百姓利益，出以公心的话，那他东山再起后全面废除新法的表现完全就是发泄个人私愤，后果极其严重。
综观司马光一生，干了一件小事，两件大事。一件小事是砸了自家的缸，两件大事是修《资治通鉴》和废除新法，而废除新法这件大事几乎葬送了大宋的江山。
司马光家庭条件优越，科举入仕后仅干过几任州县通判，之后一直在中央混，严重缺乏主政地方经验，不了解基层实情，是出了名的嘴炮，虽然经常给皇帝提意见上奏折，时刻把国家和百姓利益挂在嘴边，但你从他的传记里，根本看不到干过什么实事。
熙宁年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他和王安石本是好友，多次书信往来争论新法（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就是讨论新法内容），始终无法谈拢，谁也不肯让步（两人一个“拗相公”，一个“司马牛”），越到后来言辞越强烈，最后司马光牛脾气一犯，自己主动请调，跑到洛阳去修《资治通鉴》了。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驾崩，年仅10岁的宋哲宗即位，英宗高太后（神宗的母亲）听政。这位高滔滔比慈禧太后还要保守顽固，迅速召回了反对变法最卖力的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范纯仁、苏轼、苏辙人，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
司马光在洛阳修书十余年，在盛年之时远离权力中心，对仕途负面影响极大，这很可能让他对新法产生了个人私愤，重新上台后，他把新法比之为毒药，必欲除之而后快。
由于新法是神宗皇帝坚决推行，原则上新即位的皇帝是不能废除前任皇帝政事措施的，但司马光不愧是大学问家，他振振有词地说：“‘孔子说三年不改父之道，可谓孝矣’，那是说对国家百姓有益的不能改，像新法这种祸国殃民的事，必须立即就改！现在军国大事由太后和皇帝共同处分，太后是神宗皇帝他妈，‘以母改子’，完全行得通嘛！”
司马光找到理论依据，取得高太后支持后，竟在短短一年五个月内，几乎将新法全部废除，他曾限令全国各地5天内废除免疫法，恢复差役法，大家都觉得太过急促，只有开封知府蔡京如约完成，司马光一听，高兴地说：“若是人人都像蔡京，天下还有干不成的！”
对司马光的倒行逆施，很多旧党也看不惯，原来反对新法的铁杆们如范纯仁、苏轼、苏辙等等，都认为免疫法、青苗法是利大于弊，可以适当调整，不同意全部废除，但司马光压根不听，一意孤行，居然声称：“新法不废，我死不瞑目啊！”
除了全面废除新法，司马光还不遗余力打击变法派，曾经拥护王安石变法的官员几乎全被贬黜，而且都被贬到福建、岭南等偏远之地，相对当初宋神宗和王安石只是把旧党官员调出中央的，仍在地方担任实职的处理，完全就是变本加厉，恶意报复。
司马光个人品德虽堪称完美，对史学贡献巨大，但他在政治上顽固保守，毫无作为，更无治绩，对新法的全盘废除，对新党的打击报复，对西夏的妥协投降……种种倒行逆施将个人意志凌驾国家利益之上，加剧了北宋的新旧党争，削弱了北宋国力。
后来一些别有居心的人把北宋灭亡的黑锅推到王安石身上，却把司马光奉为圣人，殊不知司马光废除新法的激进行为对北宋党争的加剧更甚于当初熙丰变法的影响。
狄飞惊
前几天发了一篇《王安石和司马光政见相争，造就了资治通鉴的诞生》一文，有位朋友在下面留言：司马光砸缸，砸了一个北宋！这句话看似粗暴，实际是硬道理！可见司马光在国人心中确实是一个顽固派，看来这不仅仅是教科书上才这样说！
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政见相争，那确实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地步。司马光也是位高权重，要不是宋神宗铁心支持王安石，要是换一个耳朵软的皇帝，我估计王安石的变法派不要说为国为民了，估计脑壳都要被咔嚓！
然而宋神宗的英年早逝，让司马光得以重新上台，他一上台就彻底废除王安石的新法，这不可能没有政治报复的原因！个人理解就是政治报复！就他这个狭隘的个人恩怨，他倒是舒心了，可是大宋朝和大宋朝的子民却遭殃了，整个北宋就从此一蹶不振，直到“靖康之难”的发生！
所以说，司马光砸缸，就砸了个大宋王朝，这话有道理！功是功，过是过，他编撰了《资治通鉴》，这是对人类，对中国历史的功劳，但是比起他废除新法，这个过就比功大多了！
乌蒙野谭
简单的说一下：
第一人性需要.
第二 政治需要.
第一、人性需要：
文人士大夫的劣根性、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人互相攻讦谩骂 踩着别人才能显示自己的高度、这就是文人相轻！文人士大夫的劣根性！
王安石和司马光是好友，但这种情况往往就发生好友身上、你不带我玩、你凭什么比我强、你为什么能当我为什么不能、你不听我的意见就是独夫、你不捧着我你就是坏人！你动了我的利益还不照顾我的感受你就奸臣！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
第二政治需要：
1.王安石变法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这些人就要抱团，保住自己的利益、而司马光这种文人士大的劣根性，自然而然的两者就会走到一起去、利益集团想扳倒 王安石 司马光想做王安石的位置 两者合流就是必然.
司马光借助利益集团的力量上位、若是不废掉 王安石的新法 如何展现自己的政治才能 如果不废掉王安石的新法 就得不到利益集团的支持 一旦众叛亲离 死的会比王安石惨一百倍.
1.王安石的一句 “天命不足为畏 祖宗不可法”彻底动摇了 文人士大与君王共天下的根基！
他王安石一人无所谓 可是他是天子近臣 一旦皇帝要是也笃信“天命不足畏 祖宗不可法”那有宋一代所有士大夫的努力就将付之东流！
宋太祖的一句与“士大夫共天下”是宋朝士大夫制衡皇权的法理基础！
其后的 《资治通鉴》程朱理学 都要拿祖宗礼法 作为核心 不断加强制衡皇权的法理性！
乃至把皇权套上狗链子 以士大夫的力量左右狗链子来达到左右皇权 控制国家政治的最终诉求！
而王安石的这句“天命不足畏 祖宗不可法”如果皇帝学去了 那 文人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的 法理基础将不复存在！
给皇权套上狗链子的行为也会遭到皇权最无情的的打击！
综合以上两点 王安石必须扳倒！新法必须废除！
国家可以贫弱下去 但士大夫的政治权利不可以被废除！
蕼无忌惮
变法的目的是什么？一是解决财政危机，二是对外战争解决边疆危机。
北宋社会结构可以简单划分为皇权、官绅、平民，北宋的统治基础是“与士大夫共天下”，也就是皇权和官绅深度合作。
王安石的变法，本质上是在现有资源分配基础上，再往皇权这边倾斜一些，对官绅和平民的汲取率变高。多出来的资源用于解决财政和边疆问题。
首先强调一点，司马光肯定是忠于皇帝的。但司马光等保守派看法不一样，他们认为这种改革是瞎折腾，平民可以得罪，官绅得罪了，大宋还靠什么来统治？统治从来都不是仅仅有暴力就行，没有稳固的支持阶层只会昙花一现。
并且司马光很清楚，皇权集权的国家组织形式，就是以战争能力变低为代价的。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避免战争，毕竟大宋体量这么大，轻易没人一定要来挑战，西夏既然已经在汉化，也渴望和平，那把他们丢掉的土地给他们，双方讲和。那点边疆不毛之地对大宋有什么影响呢？
在保守派看来，新党的改革虽然是为了解决危机，然而只是强心针，其实在加速死亡。倒不如保持现状，尽量静养，虽然知道静养好不起来，那也好过打强心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