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M0913
造谣也要给点依据，俾斯麦对李鸿章冷嘲热讽，怎么就成了“赞不绝口”？看着上面的回答一个个说的跟真的一样，啧啧啧，真有意思！
1865年，浩罕汗国的老阿訇阿古柏趁着同治回乱的时机，率军攻陷新疆成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
阿古柏敢于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有英国和沙俄两大帝国主义的背书，尤其是英国。在阿古柏入侵之后，英国公使威妥玛不停的奔走与清廷和英国之间，试图劝说清政府接受既成事实，接受新疆从领土变成藩国的状态，受英国影响的李鸿章借全国注视东南之机，提出了放弃新疆，移西征之饷作为东南海防之用的谬论。说新疆这个贫瘠之区“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广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他认为，“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
由于与威妥玛的意见达成了一致，英国方面对李鸿章的评价非常高，称他为“理智而有魅力的外交家”。
于此同时，晚清名将左宗棠力排众议，出兵西征，沉重的打击了阿古柏政权，哲德沙尔汗国摇摇欲坠，威妥玛连忙去找左宗棠，说:“你们中华那么大，还以仁义立国，却容不下一个小小的阿古柏！这太不仁义了！”左宗棠反唇相讥道
“久闻大英帝国仁义世界，请在英伦三岛划一块地给阿古柏立国如何？”威妥玛无言以对，回去后对左宗棠的评价为:“傲慢无礼！”
那么作为中国人，你更喜欢所“傲慢无礼的左宗棠”还是“理智而又魅力的李鸿章”？
李鸿章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知道俾斯麦怎么说吗？他说“幸亏我不是西方李鸿章！”
扣毛
李鸿章之所以“卖国贼”之名，是因为晚清绝大多数的不平等条约都是他签的，中国最惨烈最失败的海战是他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困境也可以说是他直接带来的。但同时他也对自己所属的政治体尽职尽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骁勇善战，在洋务运动期间也为中国工业化作出相当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代工业化方面曾国藩可谓中国第一人，但其学生李鸿章却比曾国藩走得更远更深入：在曾国藩们主张引进西方军事体制的基础上，李鸿章已经深化出了“练兵以制器为先”的具体有效性方案。到了后期，李鸿章更是又有了“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以及“师法不必尽用其人”的方针。至时，中国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军事工业化。李鸿章一生的杰作——中国的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北洋水师，其实力可谓东亚第一，在当时世界舞台上也是可以排进前十的舰队。即使是在已经完全战败之时，李鸿章也以70岁高龄奋斗在为国家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谈判桌上。大多数国人只知道
李鸿章一次又一次地在条约上签字卖国，少有人想过其是用怎样强大内心，才能以一个不失威严的形态，为一个腐朽国家挡住唇枪舌，然后签上他自己也知道注定千夫所指的名字。无论是他出使德国时认识的俾斯麦，还是在谈判桌之上认识的伊藤博文，都对这位中国封建知识分子里的佼佼者十分尊敬，佩服其学识和胸襟。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李鸿章叹息着：“这应该是老夫此生最后一次，为此种条约谈判签字了吧。”怀着这沧桑的悲凉，在自己用最后一丝生命拼来的，没有割让一寸土地的“杰作”，《辛丑条约》末签上“李鸿章”三字，背负着大清帝国的全部罪孽、背负着自己那早已和北洋水师一起沉没黄海波涛中的富强之梦，79岁的李鸿章与世长辞。慈禧听到李鸿章的死讯后，也是掩面流泪：“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在外国政客眼中，李鸿章至今仍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
犁史
李鸿章之所以被成为“卖国贼”，是因为我们通常说得清末和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都是李中堂签名的。
李鸿章一生，总共签署条约三十余例，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是中日《马关条约》和八国联军侵华的《辛丑条约》了，在加上李鸿章一生心血耗费在上面，最大的政治资本，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一战全军覆没，就如李鸿章自嘲说得，他这一生，不管是洋务还是练兵还是舰队，都是裱糊匠罢了，可是大清朝里面都已经烂啦，光裱糊是没用的。而且评价一个过去被低估的历史人物不能就矫枉过正彻底洗白，李鸿章本人确实也有很多缺陷，这都是客观存在的。
至于李鸿章为何在同时期列强政治家口中口碑还算不错，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晚清做为老大帝国，底子还是很扎实的，不管是人口还是领土面积，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而且北洋练兵期间，实力也一度非常雄厚，还是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
其次就是李鸿章个人身材很好，个子很高，超过了180的身高首先就让人肃然起敬，要知道这个身高和德国的俾斯麦是差不多的，所以说个人的形象也是很重要的；
另一个原因就是李鸿章长期负责对外事物，和外国人多有接触，多少算是开明一些的官僚，不管出于外交礼仪还是什么原因，都不会恶语相向，尤其是题主提过的俾斯麦、伊藤博文这种级别的高官，不可能对另一个国家的代表评价很低，这也太不礼貌。
另外，1896年借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登基典礼的机会，李鸿章曾经环游欧美各国，做为一位东方帝国的高级官僚，在欧美各地都收到了隆重接待，可谓盛况空前，留下了不少好的评价。广为流传的和俾斯麦的合影，也是出自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俾斯麦也因为和德皇威廉二世相处不甚愉快赋闲在家，两位老臣估计也是颇多感慨吧，互相称赞是难免的。当然不能忽视的原因是，晚清北洋舰队的主力战舰大都订购于德国，这金主来了，不能说难听的对吧。
至于日本，李鸿章在去日本下关春帆楼签署马关条约时曾被日本激进分子刺杀，伊藤博文肯定也有些愧疚吧。
西洋参考
李鸿章大人是大清国的裱糊匠，也是满清历史罪责的背锅人；
李鸿章到底是不是民族罪人，历史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可以客观地说，李鸿章在晚清历史上有一定的贡献，但是不能掩盖他卖国求荣的本质。
现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网络和媒体试图为秦桧、李鸿章、袁世凯、汪精卫、吴佩孚这样的历史反面人物洗白，过分强调这些人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反向思潮的出现，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李鸿章生逢乱世，却善于投机经营。早年便拜于曾国藩名下，领导洋务运动，位高权重。中年以后耗尽心血创建北洋水师，不能不说于国家民族有功。但是李鸿章这个人是个机会主义者，过于保守。曾在收复新疆问题上以财力紧张竭力阻挠左宗棠发兵，左宗棠在慈禧太后的首肯下，不顾年老体衰，经多方借贷才凑足军费，亲自带兵收复新疆。李鸿章阻挠左宗棠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如果收复新疆经费必然要从朝廷的税收中解决，这势必要侵犯到李鸿章等满清官员控股企业的经济利益。
李鸿章是洋务派领袖，也是大清国最主要的外交人物。无论是外事出访，还是签订不平等条约，或是战后和谈等等一应事务，都少不了这位大清国的裱糊匠。在长期的外交生涯中，李鸿章是以是以一个大国代表的形象出现的。尽管大清国羸弱不堪，饱受欺凌，在列强眼中早已颜面尽失。但是仍然是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大国，西方国家要谋取在中国的利益，必然是要和李鸿章打交道。外交辞令向来是最不可以相信的东西，两个国家即使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在私下的外交接触中也仍然要表现出温文尔雅之风，对人赞美更是要不吝溢美之词。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完全没有必要当真。
李鸿章一生签订了三十多个不平等条约，与曾国藩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组建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也只有在日本下关进行马关条约谈判时挨的那一枪才能算是李鸿章对大清朝做的一点贡献。
李鸿章在1901年死去的时候，家产超过四千万两白银，还有很多的不动产没有计算在内。而同样是清末重臣的左宗棠死去的时候，全部家产却只有两万五千两白银。
谁为朝廷廉吏，谁为国家蠹虫，历史自有公论。
头条作者徒步说是期待您的关注；
徒步说史
中国的事是很悲哀的，太多做了好事的人被诟病。因为中国人不仅没有是非观，而且长期不用是非做判断，判断是非的能力都已经退化了。
一个单位里都能明显感觉到，大家讲的都是亲疏，都是是否符合自己的眼前利益，没有人讲是非。中国社会基本就是如此。不要说市井人群如何如何，其实最没有是非观的就是那帮知识分子。李鸿章这类人，老百姓怎么会去评价呢？不就是那帮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在评说。历史上的不说，长期在微博上都能发现。你做了一百件好事，但你那天说了一句不符合这帮人价值认识的话，立马把你喷得一文不值，能做到多恶毒就有多恶毒。这样的情况，使得很多想做好事的人都望而却步。反过来，很多不是个玩意儿的东西，某一天说了几句符合这帮人利益的话立马把你捧上天。也就是说，现在做什么不重要，只要你找准时机迎合一下，你就是正义的化身了。
你还发现这帮人心理上见不得好人，因为对照自己，他们不相信有好人。所以他们热衷于毁灭历史上的好人形象。诟病岳飞，笑话项羽，给秦桧翻案等等。而真正明摆着做了利国利民大好事的隋炀帝，他们却不去翻案。京杭大运河，后来直接制造了江南上千年的繁荣，就是说一方面享受着成果，一方面又不给予客观评价。如果是带着政治目去评价历史，那就是想抬高谁、贬低谁，可以张嘴就来，没有任何历史负担。比如抬高袁世凯这个历史罪人，所以哪有是非这件事。
李鸿章作为清末重臣，不能说他搞的那些东西有多成功，但是一个人苦苦支撑一个危亡局面，还被冠以卖国贼，实在让人唏嘘。其实1840年后，更多的人是想要励精图治，找到救国药方的。从知识分子到官员里都有，知识分子是真的为了做学问，寻找救国药方的，所以才能出大师。那个时代的人比今天坦荡得多。但是我们自从百家争鸣，自从楚汉相争之后已经散失了判断是非的能力了。李鸿章在当时能做洋务运动已经不错了，那架腐朽的政权机器，还能指望它搞明治维新？根本不可能。而且用理想主义思维去评判一个根本不可能的现实，更是那么那么回事。然而理想主义评判又比出于政治目的评判，出于成功学思维得评判，出于看到好人就不爽的心理去评判要好很多。
最后总结一句，中国的问题，首先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问题，他们最该洗洗澡、照照镜子，去爬到高山上洗涤一下灵魂。
國病
简单，德国人要从大清这里得到利益，日本人要从大清这里得到利益，而某人满足了他。
那么卑斯麦和伊藤博文不就得投桃报李了吗？
李鸿章永远活着，永远宰辅大清，那么他们就可以一直那么轻易的得到大清的利益。那还不赶紧把他夸成神一般都存在？最好能够让大清上下都跟着一块夸他才好呢。
两百年前的西方和现在的西方有什么分别吗？他们喜欢李鸿章的慷慨大方，李鸿章就可以凭着蹩脚的外交水平登上中兴名臣的榜首。他们不喜欢伊朗，那么伊朗就会成为“邪恶轴心”。还用敌人替我们自己评价我们国土上养出的人吗？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自己不清楚，倒是强盗比我们还清楚吗？
而学着强盗的腔调一个劲跟着夸李鸿章的人，分三种，一种是别有用心者，另一种是中毒太深者，最后一种是膝盖太软者。大清丧权辱国不能全怪李鸿章，但是中华骨气被践踏，他有逃不掉的责任。替大清背锅之说者，我倒要问问，大清丧权辱国，那么作为大清重臣的李鸿章，主张签订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的国家栋梁李鸿章，却不是卖国贼，你们是如何说服自己接受这个逻辑的呢？
是左半脑残了吗？
马关条约谈判
独钓寒江
国情视角不同，导致对李鸿章的评价云泥之别！
中国民众对李鸿章的评价，更多是建立在过去阶级斗争思维之上，他首先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刽子手”，然后是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走狗”，那么，多次代表清政府对外签定不平等条约自然“卖国贼”帽子非他莫属，顺理成章。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向纵深发展，对李鸿章的评价开始出现不同声音，更趋理性科学客观。
德国俾斯麦、日本伊藤博文等外国元老重臣眼里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个李鸿章：睁眼看世界的鹤立鸡群，文武兼备的才识秉赋，扶持满清的忠贞不二，任劳任怨的干事成事，不畏诽谤的埋头求进……这是一种英雄迟暮的惺惺相惜，是一种设身处地的相互理解。
这样的解释并不是要为李鸿章脱罪洗白，而是一个人的承担毕竟有限，正像我们不能把功劳堆在一个人身上，也不能把罪恶全部推在一个人身上一样，而忽略了封建制度的罪恶没落根源。
今古达观
李鸿章和俾斯麦，伊藤博文相比差远了！
原因两点，
1，官太小。李鸿章当的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相当于首都市长和第一军区总司令，而俾斯麦和伊藤博文都是首相，而且是二元君主制的首相，相当于半总统制的总理！俾斯麦和伊藤博文遇上从善如流的国王那就是权臣，国家主宰！李鸿章的的主人是奕訢和奕譞，奕訢奕譞虽是王爷，却是慈禧的奴才！
这么大的差距，不如那两位成功也是正常。
2，国家制度差距太大。中国在满清的统治下，产生了一种惯性，不能改革和开放，一改革就会失去政权。这种害怕在道光慈禧这样的鼠目寸光的领导人眼里更明显！所以，一次次挨打，就是不改革，甘于落后甘于挨打。这是满清中国的特点。而德国，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德国，天生追求团结和军事进步。日本更是天生有危机感，一旦有危机整个国家的力量都能整合起来。
如果咸丰或慈禧能够实行君主立宪，曾左李张来当首相，中国绝对碾压日本，制霸远东！
历史知事
李鸿章是晚清重臣，也是一代能臣，之所以有诸多骂名，是因为满清政府诸多不平等条约是他签订的，众多丧权辱国条约中以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为巨。
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中，堂堂大清帝国竟然败于小小的日本，这是几千年未遇的奇耻大辱。而贪婪的日本挟胜利之威狮子大开口，除了巨额赔偿，还要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付出巨额赎辽费才得以保住)。最终，还是李鸿章在日本下关被行刺后，才勉强把赔偿款降低到3亿两白银，这对于中国是奇耻大辱，对李鸿章何尝不是奇耻大辱呢？
然而，代表中国签字的是他，舆论和政敌便把一切矛头指向他，于是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背锅，成为人人唾弃的卖国贼。
至于，辛丑条约，更是慈禧等满清当权者作死的恶果，当时的李鸿章在两广与张之洞，刘坤一等人达成东南互保条约，反对开战。但当八国联军劫掠北京城后，出来收拾烂摊子的，不是仓皇出逃的慈禧太后或者光绪皇帝，而李鸿章再次被叫出来与列国签字，签完字后，不久就死去。
纵观李鸿章一生，前半生致力于洋务运动，有经邦济世之才，却在甲午战争中输得干干净净。这何尝不是很多仁人志士理想的破灭。
因为被推到历史风口浪尖而成为所谓卖国贼，吾惜李鸿章之才，更痛惜李鸿章之遇。
生说
虽然自古以来世界竞争法则推崇“弱国无外交”，但对于英雄之间很多的则是惺惺相惜。李鸿章“卖国贼”这个名号是后来的中国人给的。更多的人只看到了李鸿章在谈判桌上的无能为力，但对于列强而言，只要你是个弱国，再有力的谈判措辞都是废话，完全不值得理会。
纵使李鸿章有雄心壮志，但在那样一个风雨飘遥，贪污腐败，奸臣当道，君主无能的国家背景下，面对如此强大的列强，已是古稀之年的李鸿章又能如何呢？一切依然需要背后的慈禧定夺，可谓没有实际的权利，他能做的只能是应对。而慈禧为了自保，最终沦为了列强的傀儡，就这样，整个国家让列强任意摆布。并不是李鸿章的无能，其实质是国家的羸弱。
但对于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或者日本伊藤博文而言，李鸿章确实值得让人敬佩，如此高龄，还毅然而然的去接受谈判，面对强权，依然据理力争，又怎么能说其是“卖国贼”呢？为什么慈禧不派别人，而只派已经古稀之年的李鸿章？这足以说明李鸿章是当时国家唯一一个知晓西方列强习惯，深知列强利益关系的外交家，如果换做别人，恐怕赔款分地会更多。而对于德国日本这两者，确实给了李鸿章非常客观的评价。
从李鸿章个人而言，当时国家的国情，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他都深有体会，都相当了解，在谈判的过程中也懂得如何确保国家利益，让国家损失最少。而反观其背后主政的愚昧无知者慈禧，确被列强吓的跑到了西安。而李鸿章则是带病从广东北上谈判，一是确实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一是面对强大的列强确实势单力薄，毕竟背后是一个整个国民团结不起来的弱国，底气明显不足，而最荒唐的是连当政者都跑掉了，还有什么谈判可言呢？如果没有李鸿章的硬扛，恐怕那时风雨飘摇的中国，早就彻底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了。但也就是李鸿章的出现，也让其背上了“卖国贼”的黑锅。
我们当代人更应该反思，历史的英雄我们往往将其看做是罪人，而对于外国人而言，确实将其看做为英雄。无论是李鸿章还是民国时期的外交家顾维钧，他们都曾在列强面前，对国家的利益进行过无畏强权的争辩和呐喊，都维护过国家的利益，但有些人只注重于结局，用所谓的最终结局来判定这个人是好是坏的标准，所以才有了“卖国贼”的称号吧。但历史的转折往往是多方面原因的，并不是他们一个人可以力挽狂澜的。也许，在俾斯麦和伊藤博文的眼里，正是由于虽然背后是一个弱国，但是李鸿章作为一个外交家依然可以无畏强权，为国家利益据理力争的那种无畏精神，以及发自心底的那种爱国情怀，让这两位有所敬佩有所敬畏，甚至有所崇拜，因此，才给出了如此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