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穆公之后，秦国的实力与中原大国的实力渐渐拉开了距离，商鞅变法前，秦国不论战斗力还是生产力都不足以对中原各国形成实质性的威胁，而且内部问题很突出，国家几乎被贵族利益集团绑架。正是商鞅用他的法家思想，大破大立，自上而下进行了一些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让这个国家在短期内得以出现生机。商鞅之前的秦国奴隶是没有机会做平民的，平民也没有机会食爵位，这些都是世袭的，商鞅变法就是要打破世袭，不能创造功劳的寄生官僚一律革职为民，从而为普通人加官进爵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通过什么来打破，就是重奖农耕和战功，对于一个封建国家而言，对内农耕为立国之本，对外强兵为强国之道，商鞅正是抓住了这两个强国之纲，而使得秦国国富兵强的同时，改变了生产资料或者财富的获取或占有的方式，给了普通人获取权力和财富的机会，激发了社会活力，这是商鞅变法的正面意义。尤其对一个积重难返的国家来讲，或许需要商鞅这样的矫枉过正的能丞，正所谓““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
商鞅变法用四个字概括就是“法大于天”，走的是依靠强力、自上而下的革新之路。国家的每一项措施无不依法而行，太子抗法太师为救太子斩左足，在法面前没有人能说情，对法执行的彻底和深入的程度上，堪称至极。但是急功近利、单纯依靠强力推进的变法往往都有其局限性，商鞅也不例外，没有秦孝公的力挺，是万万做不到的，秦孝公一死，变法者首先就成了严刑酷法的牺牲品。这是值得让我们反思的，法的度如何把握？如何才能使得“依法治国”，不沦为工具？这就是法的度需要有合适的考量，不能事事走极端，我们需要的是公民尊法、守法，而不是让公民谈法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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