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民间俗文化对神祗取此态度,而高层文化则同样把神当作“牧民之权术”,姑而信之,只要它能令人忌惮果报,促民向善,明知神明无灵也要虚应故事以媚俗以顺应民心,保持社会心理结构的稳定。
清代安康名宦叶世倬牛山求雨的故事是一个发人深思的例证。
清嘉庆癸酉(公元1573)年间,兴安(今安康)大旱,自六月六日至七月十三日不雨,秋禾枯萎,人心大恐,蹙额相告。
时任兴安知府的叶世倬,自度“山邑仓储无几,岁饥则民必流离以死。夫斯民何辜,意必某之率属无方,导民无术”。求神拜雨吧,这位当时的知识精英明知其荒诞,不去求雨吧,历来父母官都得为民请命、为民祷雨,不求神势必民情愤涌。于是叶世倬沐浴更衣,于七月十三日子夜亲诣牛山忠惠王庙致祷求雨,并“请与神决,三日不雨则将自劾以去”,“山旧有灵湫三,上牛山寺三里许有金牛洞,惟石乳滴沥而无泉。山后又有新旧二泉,约去寺皆八九里。向之取水者,寺僧必请卜兆三者,唯神所命。余闻而非之,亲赴旧泉汲瓶水二,新泉汲瓶水一。寺僧又请以蜡封瓶口置水中,神水自入,多者率三分。如不雨则不入。乡民亦咸谓:“神水不可思议”,余又非之,而姑令密封。试之时,村中老幼环跪泉旁,持香诵佛号为余祝。良久,僧卜曰“今日神不与水,奈何?”众皆失色。余曰:“余固早知之矣,时之得水,蜡封未密,故多不过三分,僧特以邪说惑吾民耳。再言必杖”。乃命去蜡,满汲之。从者皆惴惴,恐余获罪,然不敢言。
兴安每夜必东风至。是夜,望云气忽皆西去。晩宿山麓,五鼓,枕上隐隐闻雷声。启户视之,则四山云气迷漫不可复辨矣。奉水还郡,大雨如注,所过山村,父老子弟皆欣欣为余慰劳挽曳,无复前此之咨嗟蹙额矣”。(引自叶世倬《牛山求雨碑记》
这位叶知府很有意思,看来他也精于天文气象之术,似乎看准了十三日后必有大雨,因此敢拿头上的乌纱帽和神灵有惊无险地赌一把,当众立下誓言“请与神决”,三天不下雨就自己引咎辞官。上了牛山,这位知府就处处与神灵找别扭。
按牛山求雨的老规矩,到哪个泉去取水,是要先卜兆,请神指示的。叶世倬不信这个邪,“余闻而非之”,硬要在旧泉取二瓶水,新泉取一瓶水,庙里和尚只好听他的。取水前和尚又告诉他用蜡把瓶口封了放到水中,如果瓶中能进水三分就有雨,如果神不给雨,水就进不了瓶子。一同去求雨的老百姓也都说是的,这神水确实灵验,不可思议。叶世倬还是不信这个邪“余又非之”,他下令把瓶口用蜡封得滴水难进后才把瓶子丢进泉中,泉水自然渗不进瓶子。老和尚自然也是精于观天之道的,为了守住求雨的规矩和灵验的秘决,明知天可能要下雨,也只有硬着头皮说“今日神不与水,奈何?”,随同求雨的都大惊失色。叶世倬至此还不给和尚留面子,偏偏还要揭穿牛山求雨的灵验秘密所在。瓶子进水时,是由于和尚们如果观察到天将有雨就将蜡不密封,所以瓶子就渗进水,这就是进水不超过三分的原因。而如果天无雨将瓶子密封严实实,这就是牛山求雨说下就下说不下就不下的灵验所在。为了表明自己与神决斗的决心,叶世倬又把瓶子上的蜡封去掉,满满地灌上了泉水,随从们都惶恐不安,生怕得罪了神灵,而叶世倬却因为料定天必下雨,潇潇酒酒地和神灵开了个大玩笑。
果然不出他所料,在他捧着三瓶“神水”返回兴安州城时“大雨如注”似甘霖,保住了这位无神论州官的官帽。
当然,明智如叶世倬,囿于安康泛神论的泛滥,他也不得不感叹地赞美神灵以缩小他与民同俗文化的距离,在他的《牛山求雨记》中媚俗敬神地写下了这样的结尾:
“山之为灵固昭昭也。夫神聪明正直,有感斯应,此理之常。民之蚩蚩,习闻不经之语,奉如蓍蔡。慢神诬民,大率类是。
是役也,余固感神惠之速,而兼有以破群愚不解之感也。是以勒瑱珉记之。”
马马虎虎地姑妄信之,内心深处却绝不把神真正地当回事。这是安康文化中的幸,抑或是不幸?这种生存智慧,曾使安康人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重压下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使安康人在扼杀人性的重重精神枷锁中展示出封建社会主流文化罕见的非凡活力,使安康文化闪耀出光彩夺目的人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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