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九江失守後，中國最高統帥部意識到，如果日軍執意進攻武漢，固守是極其困難的，以至最終難以守住。
武漢已為我抗戰之政治經濟及資源之中樞，故其得失關係至巨。惟武漢三鎮不易守，而武漢近郊尤以江北方面無險可守盡人而知；更以中隔大江外雜湖沼，尤非可久戰之地。
故欲確保武漢，則應東守宿松、太湖，北扼雙門關、大勝關、武勝關諸險，依大別山脈以拒敵軍，並與平漢路北段之積極行動相呼應，若敵懸軍深入，則可臨機予以各個擊破，或在大別山預為隱伏待其深入，出奇兵以腰擊之。
如此方可制勝，方可以確保武漢，否則據三鎮而守、於近郊而戰，則武漢對我政治經濟資源上之重要性已失所保者，僅此一片焦土而已矣。
且受敵之包圍，則視如甕中之鱉，困守南京之教訓實殷鑑之不遠。故欲確保武漢而始終保持武漢為我政治經濟資源之中樞，則應戰於武漢之遠方，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是為上策。
這就是說，保衛武漢，“須守備其外圍要域”；若外圍要地盡失，則武漢即失去屏障，“其本身無險可守”。
然而，至少在九江以東，長江沿岸“要域”已落入日軍之手。
由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關於武漢會戰的總體戰略構想是：堅持持久戰和消耗戰，利用武漢周邊的湖沼地帶盡力實施防禦作戰，固守的時間越長越好。
同時，把中國軍隊的兵力消耗控制在戰後可以恢復的額度內：“第五、九戰區沿江部隊須絕對固守，其部隊配置及江防阻塞尤要注意周到，步步為營，節節抵抗，以短小空間換取長大時間”。
當時，中國的第五戰區在長江以北，第九戰區在長江以南，因此，蔣介石要求兩戰區在武漢會戰的同時考慮到今後的作戰：第五戰區須“以大別山、大洪山一帶”為後方依託，第九戰區須“以九宮山、幕阜山一帶”為後方依託，密切“注意襄陽與宜昌及南昌與長沙之間之交通線。
以後兩戰區之聯絡線應以宜昌為中心”。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對於武漢會戰兵力使用的整體把握是：“武漢會戰之兵力消耗，以百分之六十為標準，其餘百分之四十備作第四期作戰之基礎。預料其在攻略武漢後，敵當作較長時間之考慮，我可得恢復實力之機會。”
上述戰略預想基本符合後來戰爭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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