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向日本國民發表廣播講話，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此後，同盟國及中、美、英、蘇四大國軍隊陸續在各地舉行了對日受降活動。在此過程中，作為盟軍亞洲戰場統帥的麥克阿瑟無疑是一個主導者，從8月19日在菲律賓馬尼拉接受日本代表“請降”，到8月28日美軍進駐東京，及9月2日在“密蘇里號”上籤署受降文件，他創造了受降儀式和程序的“模板”，被緊隨其後在中國戰區舉行的受降活動所借鑑。在投降與受降的互動中，戰勝國的訴求自然是張揚武威和榮耀，戰敗國則極力維護最後一點尊嚴和體面，核心的焦點始終是個“面子”問題。
美式受降“模版”
8月19日，前往馬尼拉向美軍“請降”的日本代表是大本營參謀次長河邊虎四郎中將，及外務省高級代表岡崎勝男等人。在機場等待他們的，是麥克阿瑟的翻譯科長西德尼·馬希比爾上校。當河邊向馬希比爾走來時，馬希比爾向河邊舉手敬禮——雖然馬希比爾比河邊軍階低很多，但作為戰勝者主動向戰敗者施禮還是有點怪異。然而，當岡崎也伸開雙手向馬希比爾走來時，馬希比爾“右手握拳，把大拇指朝上，作為非正式的施禮”。據說，這是“為了避免與敵人握手”，馬希比爾“曾對著鏡子把這個動作練習了20次”。看來，美國軍人敬禮也是“內外有別”，大概作為“老百姓”的岡崎還不夠格享受，握手這種“肌膚之親”當然更不行。
威洛比少將拒絕與河邊虎四郎握手的瞬間
在威洛比少將陪同下，河邊一行前往馬尼拉。在杜威大街上擠滿了好奇的人群，一些美國兵調侃地學著用日語喊“萬歲”（日軍實施自殺式衝鋒時的口號），不少菲律賓人則向日本代表喊“混蛋”或扔石塊。對此，河邊等人的應對態度是，“目不斜視，筆直地看著前方”。
河邊等人被美軍安頓在一棟兩層樓公寓。吃完晚餐，帶他們來到市政廳，被領到一個大會議桌前就坐，對面坐的是美國人。河邊面對麥克阿瑟的參謀長薩瑟蘭而坐，薩瑟蘭宣讀了麥克阿瑟的第一號總命令，指定各地日軍應向誰投降：在中國本土、臺灣和印度支那北部的日軍應向蔣介石的中國國民政府投降；在中國東北、哈薩林南部和朝鮮的向蘇聯人投降；其餘部隊則向英國或美國投降。正式投降儀式將於9月初在東京灣的一艘美國軍艦上舉行。當河邊站起身雙手呈遞日軍部署和裝備情況的文件時，薩瑟蘭面無表情地以單手接了過來，這顯然是刻意為之。
美軍參謀長薩瑟蘭單手接過河邊雙手呈遞的投降文件
但真正的麻煩還在次日，參謀長薩瑟蘭交給河邊一份要由日本天皇發表的“投降文件”草案。河邊站起身去接，因高度緊張竟然掉在了地上，急忙俯身撿起來，讓隨行的助手、紐約大學畢業生大竹貞雄少尉翻譯。大竹剛念出第一句話——“我，日本天皇裕仁”——臉色就刷地變得慘白！因為天皇從來不用“瓦達庫西”（我），而是用他專用的“朕”。河邊一邊聽大竹顫抖地念著，一邊不停地搓著雙手，閉著眼睛，似乎忍受著極度痛苦。直到大竹說“奧瓦里”（完了），才在桌子上一拍，說：“希馬依！”（完蛋了！）
作為日本問題專家的馬希比爾，此刻在觀察中已經洞悉一切：對日本人來說，讓天皇說那些不加虛飾的詞句，是極大的侮辱，這簡直能讓這幾位代表“死在他們的椅子上”。於是，當日本代表憂心忡忡地收拾行裝準備返程時，馬希比爾和威洛比試圖讓他們寬心。“我可以肯定，”馬希比爾用日語說，“最高司令並不是有意要在日本人心目中貶低天皇。”他告訴他們不要去管文件的措辭——這一點他會跟馬克阿瑟去談。馬希比爾讓他們“按照詔書的正式格式，以習慣用的落款”自己起草。馬希比爾向威洛比解釋了自己對日本人的許諾。在一旁的威洛比這才恍然大悟，為什麼日本代表連日來如此愁眉不展！
“威洛比將軍，”岡崎激動地用英語說，“這是至關重要的。我真的無法向閣下解釋究竟有多麼重要！”
參謀長薩瑟蘭認可馬希比爾讓日本人重新修改文件措辭的做法，但讓他要向麥克阿瑟解釋清楚。麥克阿瑟聽完馬希比爾彙報後，摟著他的肩膀說：“馬希比爾，你處理得非常正確。事實上，我確實無意要在他（指裕仁）的人民心目中貶低他。”麥克阿瑟此時已經認為，通過裕仁能“最好地維持有秩序的日本政府”，從而實現此後的佔領和統治。
8月28日，45架C-47運輸機載著美軍先遣部隊降落在日本神奈川縣厚木機場，“打前站”的是查爾斯·坦奇上校。這時，一群日本人吶喊著向這位第一個踏上日本國土的美國征服者湧來，坦奇心想，“這群瘋子”就要來砍死自己了。但撲過來的其實是緊張得手足無措的日方接待人員，領頭的是參謀本部第二部（情報）部長有末精三中將。
兩天後，一架C-54大型運輸機載著麥克阿瑟本人降落。麥克阿瑟點燃大煙鬥，叼著它下了飛機，與稍早前先行抵達的艾克爾伯格將軍握手，說：“從墨爾本到東京的路途真是漫長，不過，這好像是到了終點。”
麥克阿瑟一行前往橫濱，在新大光明旅館的臨時司令部住下。晚上，日方準備了晚餐，有人提醒麥克阿瑟，日本人可能會在飯菜中下毒，麥克阿瑟笑道：“是嗎？那誰都活不成！”晚餐後，軍官們都聚集在麥克阿瑟的房間裡，聽他侃侃而談：“弟兄們，這是軍事史上的一次冒險。我們現在坐在敵人的國土上，只有這麼一點軍隊（第11空降師），要看管住19個全副武裝的日本師團，還有7000萬瘋子。”但是，他顯然沒有一點擔心的意思。
正式的受降儀式於9月2日在“密蘇里號”戰列艦上舉行。當日本代表上艦後，甚至不能確定該用什麼樣的禮儀，是該敬禮、鞠躬、握手還是微笑。這時馬希比爾已經成了他們的“顧問”，他曾告訴他們說軍人敬禮，文官脫帽鞠躬，並且——“我建議你們大家臉上顯示出漫不經心的神色”。
馬希比爾並不覺得自己的這份“體貼”屬於分寸失當。
在“密蘇里號”上日本代表面對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等以稍息姿勢站立
洽降代表今井芷江所見
8月20日，日本“中國派遣軍”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前往芷江向中國軍隊“洽降”（中方報道時的另一個詞為“乞降”），接待他的是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的參謀長蕭毅肅中將。這個接洽模式和規格，與河邊虎四郎在馬尼拉的待遇大致一樣。
今井注意到了中方接待時的很多細節，比如當飛機艙門打開時，兩位中國少校軍官用日語自報官職和姓名，負責引導他們前往會場。後來的幾天，這兩位少校一直在招待所為今井服務。但到了南京正式受降的時候，今井才發現他們分別是新6軍少將副參謀長陳應莊，及中國陸軍總部上校參謀陳昭凱。
據載，當時中方在全軍遴選了一些有留日背景的軍官為受降工作效力。讓他們臨時“降銜”基於何種考慮，可以有多種解釋，但總體效果是雙方都感到滿意：中方似乎做到了不以高規格接待今井，今井瞭解實情後又“對中國方面的照顧更加深了感激”。
日軍洽降代表今井武夫少將和隨員在芷江
令今井印象深刻的，還有中國陸軍總部參謀處少將副處長鈕先銘少將，及在會談中擔任翻譯的王武少校。鈕先銘的父親鈕傳善，在“七七事變”後曾出任偽天津治安維持會委員兼偽社會局局長和偽教育局局長，漢奸身份應該沒問題。但因為他1941年就去世了，這一家庭背景似乎沒有影響到鈕先銘的任用。據今井記述，早在北平時代他即與鈕氏父子“很有友情”。這次在接觸中，他從鈕先銘的言行“甚至可以看出要警惕不致使敗軍使節負辱自殺”的關切。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翻譯王武少校，入學考試時的考官就是今井，據說其生母是日本人。
此外，陸軍大學研究部主任徐祖貽中將和黃埔7分校少將高級教官曹大中，也在受降期間希望私下會見今井。徐祖貽和曹大中分別出身於日本陸大和陸士，被視為日本留學生老前輩何應欽的心腹。據今井披露，此二人參加受降工作卻沒有“特定任務”，實際上是為“建立中國軍與日軍今後的新關係為目的”，由蔣介石親自授意安排的，何應欽都不瞭解詳情。那麼參謀長蕭毅肅就更是“不瞭解其中真意”，所以沒有安排他們與今井會見，因此此番未取得成果。
由此可見，在“洽降”這個環節，芷江比馬尼拉至少在“知日派”接待人力安排上週到得多，當然也體貼得多。比如，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細節是：在佈置雙方正式會見的會場時，為了不讓日方代表有“威脅性的壓迫感”，中國方面本來考慮採用圓桌會議的形式，但臨開會前美軍代表（即柏特諾准將）插手干涉，才改成了長方桌面對面對談方式。為此，“日本留學生出身的人們對此表示不滿，以美國人不瞭解東洋道義而表示憤慨。”更不可思議的是，會談結束後，據今井記述，“他們為我們順利地完成任務而高興，認為我們儘管是戰敗軍的使節，並未曾有損於他們曾經留過學的國度的日本軍人的體面，他們本身也覺得光彩，並互相擁抱流淚呢！”
儘管這是今井的單方面記述，但相信並非空穴來風，這些“知日派”私下大失分寸的感情表達，真是會讓“密蘇里號”上的馬希比爾也感嘆不如吧！
馬尼拉請降，美軍讓河邊帶回的是裕仁天皇將要發表的投降書的英文草擬稿；芷江洽降，中國方面讓今井帶回的是給岡村寧次的第一號備忘錄，規定日軍投降的主要事項。此後兩天，雙方又舉行了兩次會談，就落實備忘錄及中方受降先遣人員進駐南京事宜進行商議。受命前往南京開設前進指揮所的中國陸軍副參謀長冷欣中將，成了今井在回憶錄中被嘲笑的對象，因為他再三要求日軍提供一份誓約文書，以保證其進入南京後的安全。此時的“前進指揮所主任”冷欣中將，恰好和替麥克阿瑟“打前站”的查爾斯·坦奇上校形成了強烈比對。
前進指揮所主任冷欣中將（前左2）在芷江
今井其人的經歷，給人印象深刻的是特務生涯，但其實他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擔任過第141聯隊長，指揮過進攻菲律賓的作戰，並不是一名純粹的“辦公室軍官”。從冷欣的身上，今井似乎挽回了身為敗軍之將的面子，在回憶錄中作了如下評論：
“關於這件事我認為，中國軍對於迄當時為止誇耀不敗的日本軍，覺得並非憑自己的力量獲勝，而是依靠盟軍在其他戰場勝利的壓力，才名列戰勝國之一，因而他們自己沒有戰勝的實感，對日軍的畏懼心理尚未消除。不僅如此，給我的印象是，作為軍人在戰場上有這類言行，總覺得有些不恰當。”
另外給今井深刻的印象是，冷欣極為關注的是軍械、軍需品、設備和財產接受問題，再三強調要全部接受，並反覆堅決要求日方拒絕其他勢力的介入。今井記述，此後中國軍隊進駐的實際情況證明，幾乎一切糾紛均圍繞著接收武器和財寶問題而起，因此而導致“國民政府軍隊的威信一落千丈，國民政府的前途也岌岌可危了”。
今井還記述了耐人尋味的一筆，當時美軍代表柏特諾准將也參與了會談：“美軍所關心的，集中在俘虜一點上，其言行完全是事務性的，談判間毫無感情可言，與中國方面對照，印象特別深刻。”柏特諾准將是史迪威的部下，曾在緬北指揮駐印軍打過仗，說話像“打機關槍”一樣。據檔案文獻記錄，柏特諾的講話豈止是“毫無感情可言”，他要求日軍“提交有關俘虜的全部材料，相信日軍必能確實保管關於死亡、傷害、病狀等詳細記錄報告，而不使此項記錄出現燒燬或遺失等情事”，“美軍將據此對日本軍採取決定性的處理方針”。這明顯是在威脅和警告了。
美軍代表柏特諾准將（前左1）和中國陸軍參謀長蕭毅肅中將（前左2）在洽降現場
進見、軍刀與回禮
中國自古以來在外交場合的傳統是講究“不卑不亢”，但實際上卑與亢均應源於自然的情感，心裡沒有而強努出來的卑與亢，最終會漏出底色而進退失據。
冷欣率前進指揮所到了南京以後，發現並沒有想象的那樣危險，且到達後即獲得今井的安全承諾，得以前往紫金山拜謁了中山陵，回城後發現今井還在沿途佈設了警衛，一律背向道路持槍而立，禮節頗為周到，腰桿子和口氣就漸漸地硬了起來。
當晚，日軍派人來中方前進指揮所所在地薩家灣原鐵道部宿舍交涉，請冷欣明晨前往原外交部所在地的日軍司令部與岡村寧次會面。冷欣讓主任參謀陳倬出面應對，聞報後拒絕了日方的要求。日方說：岡村是大將，冷欣是中將，所以應該是低階級的進見高階級的。中方回應：日軍是向我投降，不是對等交涉，故不能論階級。一次不成，日方又來了第二次，這次的主張是：中日雙方主官，都去何應欽總司令從前的住宅會面。冷欣聞報後，召集人員再開會研究，表示：岡村應到我們這裡來，這是毫無問題的事，日方的新要求應予拒絕。最後，冷欣指示陳倬如此回覆：岡村大將來見時，自己可步出室外歡迎他。按此條件，直到夜半過後，中日雙方終於把次日會見的儀式說妥。關於此事，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留下了一筆：“冷欣中將是完全不瞭解日本情況的人，在初次見面時表現了勝者對敗者的嚴厲態度。”
此前的9月2日，日軍參謀部經多次商討，向中方提出了一份“有關停戰協定之請示事項”，在所列五條八款要求中，第一條第二款即為“請允許指揮官攜帶刀劍返回日本”，但被何應欽拒絕；但其他條款則全部允准，甚至包括“允許攜帶武器到乘船地區”。可見，何應欽是深知日本軍刀在“面子”層面的重大意義。
冷欣後來在回憶錄中披露，在關於日本軍刀的處置方式上，事先的交涉頗費周章。“因為日本軍官的威儀，平日就表現在這把代表武士道精神的軍刀上。雖然日本投降了，但日軍仍極力希望保持最後的尊嚴；如果硬性規定在簽字之日不得佩戴軍刀入場，日方也只好俯首聽命，不過好像太不給他們面子，假使因此惱羞成怒，使出武士道切腹自裁的精神來，不愉快事件正好發生在投降簽字前夕或典禮進行當中，那才是不可想象的損失！”
請注意，冷欣這裡說的還不是舉行繳刀儀式，而只是摘下佩刀入場的問題。實際上，後來在美軍、英軍各戰場的受降中，仍有繳刀儀式；中國第11方面軍孫連仲部在故宮太和殿舉行的受降儀式中，也有令日軍繳刀的環節，都沒有發生什麼“剖腹自裁”的事件。可見，這份“體貼”還是有點一廂情願。從芷江洽降到南京簽字，似乎中方格外擔心日軍將領自殺，認為這會給受降活動“攪局”，為此蔣介石還專門安排邵毓麟與岡村談心開導他，岡村也表現出就坡下驢的態度，獲得了不少意料之外的關照。實際上，只要稍微深入些瞭解即知，在天皇詔令投降之後，即便岡村想自殺，也得先把收拾殘局的責任履行完畢之後再辦，絕不會不開眼到在受降過程中撒潑，那不是日本武士道所理解的“尊嚴”。在東京的日本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大將，就是硬著頭皮把天皇發佈投降公告的事應付完了，才在8月15日凌晨自殺的；他若是提前辭職，當時負責投降的內閣就得重組，那就把投降的事情耽擱了；但他並沒有那麼幹。
後來為中方解困的是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在此期間盟軍總部通知中國方面：（一）日軍繳械時，不舉行繳出副武器（指軍刀）儀式；（二）日軍代表正式投降時不得佩帶軍刀；（三）日軍所有軍刀均應與其他武器一併收繳，正式投降後即不得再行佩帶。並雲“以上規定，在中國戰區一律適用”。如此，就把此事“一攬子”解決掉了。
各戰場受降時舉行繳出軍刀儀式的並不少見
此外，經常被人們議論的一個“面子”問題是，在正式受降儀式上，何應欽接過日方呈遞的降書時，有沒有向其彎腰鞠躬？在比較常見的幾幅新聞照片中，日軍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中將向何應欽呈遞岡村寧次簽好的降書時，腰確實挺得比較直，而何應欽則有點弓腰；小林是雙手呈遞，何應欽也是雙手接過。
關於這個細節爭議很多，多年以後岡村寧次與何應欽再見面時也曾專門談及，並把它“坐實”了：
岡村寧次：……本來預先排定我們進場的時候，應向全體敬禮，何先生等不必還禮。可是最後我在投降文件上蓋章，而由小林總參謀長呈現給您的時候，您卻站起來給他回禮。後來外國顧問團有沒有抗議？
何上將：是的，他們曾經說到。
岡村寧次：我看到這種情形，大受感動，西洋的道德觀念和我們的究竟有些不同，何先生的人品、風度，實在使我佩服。
何上將：哪裡，彼此彼此。
（援引自1956年日本《文藝春秋》雜誌四月號）
但是，也有一張照片顯示，在此後何應欽將蔣介石委員長的第一號命令遞給小林時，卻是單手遞給，而小林是雙手接過的。這從“效果”上說似乎是扯平了。可惜這幅照片不常見，拍得也比較模糊。
另外，在中方擬定的《接受日本投降儀式程序》第八條規定，“中國王俊中將（時任軍訓部次長）引導日軍投降代表入會場，先到規定地位立定，向何總司令一鞠躬，何總司令命坐後，各依規定之席次坐下”；及第十四條規定，“何總司令宣佈日本代表退席，仍由王俊中將引導該代表等退至規定位置，向何總司令一鞠躬後，再導出會場”。即，儀程預先規定了日軍代表應兩次向我方鞠躬，而我們不必還禮。但據中央通訊社後來發佈的官方報道，當日軍最後一次集體鞠躬時，“何總司令曾起身作答”。
何應欽接過小林淺三郎呈遞的降書（右面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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