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向日本国民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此后，同盟国及中、美、英、苏四大国军队陆续在各地举行了对日受降活动。在此过程中，作为盟军亚洲战场统帅的麦克阿瑟无疑是一个主导者，从8月19日在菲律宾马尼拉接受日本代表“请降”，到8月28日美军进驻东京，及9月2日在“密苏里号”上签署受降文件，他创造了受降仪式和程序的“模板”，被紧随其后在中国战区举行的受降活动所借鉴。在投降与受降的互动中，战胜国的诉求自然是张扬武威和荣耀，战败国则极力维护最后一点尊严和体面，核心的焦点始终是个“面子”问题。
美式受降“模版”
8月19日，前往马尼拉向美军“请降”的日本代表是大本营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及外务省高级代表冈崎胜男等人。在机场等待他们的，是麦克阿瑟的翻译科长西德尼·马希比尔上校。当河边向马希比尔走来时，马希比尔向河边举手敬礼——虽然马希比尔比河边军阶低很多，但作为战胜者主动向战败者施礼还是有点怪异。然而，当冈崎也伸开双手向马希比尔走来时，马希比尔“右手握拳，把大拇指朝上，作为非正式的施礼”。据说，这是“为了避免与敌人握手”，马希比尔“曾对着镜子把这个动作练习了20次”。看来，美国军人敬礼也是“内外有别”，大概作为“老百姓”的冈崎还不够格享受，握手这种“肌肤之亲”当然更不行。
威洛比少将拒绝与河边虎四郎握手的瞬间
在威洛比少将陪同下，河边一行前往马尼拉。在杜威大街上挤满了好奇的人群，一些美国兵调侃地学着用日语喊“万岁”（日军实施自杀式冲锋时的口号），不少菲律宾人则向日本代表喊“混蛋”或扔石块。对此，河边等人的应对态度是，“目不斜视，笔直地看着前方”。
河边等人被美军安顿在一栋两层楼公寓。吃完晚餐，带他们来到市政厅，被领到一个大会议桌前就坐，对面坐的是美国人。河边面对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萨瑟兰而坐，萨瑟兰宣读了麦克阿瑟的第一号总命令，指定各地日军应向谁投降：在中国本土、台湾和印度支那北部的日军应向蒋介石的中国国民政府投降；在中国东北、哈萨林南部和朝鲜的向苏联人投降；其余部队则向英国或美国投降。正式投降仪式将于9月初在东京湾的一艘美国军舰上举行。当河边站起身双手呈递日军部署和装备情况的文件时，萨瑟兰面无表情地以单手接了过来，这显然是刻意为之。
美军参谋长萨瑟兰单手接过河边双手呈递的投降文件
但真正的麻烦还在次日，参谋长萨瑟兰交给河边一份要由日本天皇发表的“投降文件”草案。河边站起身去接，因高度紧张竟然掉在了地上，急忙俯身捡起来，让随行的助手、纽约大学毕业生大竹贞雄少尉翻译。大竹刚念出第一句话——“我，日本天皇裕仁”——脸色就刷地变得惨白！因为天皇从来不用“瓦达库西”（我），而是用他专用的“朕”。河边一边听大竹颤抖地念着，一边不停地搓着双手，闭着眼睛，似乎忍受着极度痛苦。直到大竹说“奥瓦里”（完了），才在桌子上一拍，说：“希马依！”（完蛋了！）
作为日本问题专家的马希比尔，此刻在观察中已经洞悉一切：对日本人来说，让天皇说那些不加虚饰的词句，是极大的侮辱，这简直能让这几位代表“死在他们的椅子上”。于是，当日本代表忧心忡忡地收拾行装准备返程时，马希比尔和威洛比试图让他们宽心。“我可以肯定，”马希比尔用日语说，“最高司令并不是有意要在日本人心目中贬低天皇。”他告诉他们不要去管文件的措辞——这一点他会跟马克阿瑟去谈。马希比尔让他们“按照诏书的正式格式，以习惯用的落款”自己起草。马希比尔向威洛比解释了自己对日本人的许诺。在一旁的威洛比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日本代表连日来如此愁眉不展！
“威洛比将军，”冈崎激动地用英语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我真的无法向阁下解释究竟有多么重要！”
参谋长萨瑟兰认可马希比尔让日本人重新修改文件措辞的做法，但让他要向麦克阿瑟解释清楚。麦克阿瑟听完马希比尔汇报后，搂着他的肩膀说：“马希比尔，你处理得非常正确。事实上，我确实无意要在他（指裕仁）的人民心目中贬低他。”麦克阿瑟此时已经认为，通过裕仁能“最好地维持有秩序的日本政府”，从而实现此后的占领和统治。
8月28日，45架C-47运输机载着美军先遣部队降落在日本神奈川县厚木机场，“打前站”的是查尔斯·坦奇上校。这时，一群日本人呐喊着向这位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美国征服者涌来，坦奇心想，“这群疯子”就要来砍死自己了。但扑过来的其实是紧张得手足无措的日方接待人员，领头的是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长有末精三中将。
两天后，一架C-54大型运输机载着麦克阿瑟本人降落。麦克阿瑟点燃大烟斗，叼着它下了飞机，与稍早前先行抵达的艾克尔伯格将军握手，说：“从墨尔本到东京的路途真是漫长，不过，这好像是到了终点。”
麦克阿瑟一行前往横滨，在新大光明旅馆的临时司令部住下。晚上，日方准备了晚餐，有人提醒麦克阿瑟，日本人可能会在饭菜中下毒，麦克阿瑟笑道：“是吗？那谁都活不成！”晚餐后，军官们都聚集在麦克阿瑟的房间里，听他侃侃而谈：“弟兄们，这是军事史上的一次冒险。我们现在坐在敌人的国土上，只有这么一点军队（第11空降师），要看管住19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师团，还有7000万疯子。”但是，他显然没有一点担心的意思。
正式的受降仪式于9月2日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当日本代表上舰后，甚至不能确定该用什么样的礼仪，是该敬礼、鞠躬、握手还是微笑。这时马希比尔已经成了他们的“顾问”，他曾告诉他们说军人敬礼，文官脱帽鞠躬，并且——“我建议你们大家脸上显示出漫不经心的神色”。
马希比尔并不觉得自己的这份“体贴”属于分寸失当。
在“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面对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等以稍息姿势站立
洽降代表今井芷江所见
8月2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前往芷江向中国军队“洽降”（中方报道时的另一个词为“乞降”），接待他的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参谋长萧毅肃中将。这个接洽模式和规格，与河边虎四郎在马尼拉的待遇大致一样。
今井注意到了中方接待时的很多细节，比如当飞机舱门打开时，两位中国少校军官用日语自报官职和姓名，负责引导他们前往会场。后来的几天，这两位少校一直在招待所为今井服务。但到了南京正式受降的时候，今井才发现他们分别是新6军少将副参谋长陈应庄，及中国陆军总部上校参谋陈昭凯。
据载，当时中方在全军遴选了一些有留日背景的军官为受降工作效力。让他们临时“降衔”基于何种考虑，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总体效果是双方都感到满意：中方似乎做到了不以高规格接待今井，今井了解实情后又“对中国方面的照顾更加深了感激”。
日军洽降代表今井武夫少将和随员在芷江
令今井印象深刻的，还有中国陆军总部参谋处少将副处长钮先铭少将，及在会谈中担任翻译的王武少校。钮先铭的父亲钮传善，在“七七事变”后曾出任伪天津治安维持会委员兼伪社会局局长和伪教育局局长，汉奸身份应该没问题。但因为他1941年就去世了，这一家庭背景似乎没有影响到钮先铭的任用。据今井记述，早在北平时代他即与钮氏父子“很有友情”。这次在接触中，他从钮先铭的言行“甚至可以看出要警惕不致使败军使节负辱自杀”的关切。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翻译王武少校，入学考试时的考官就是今井，据说其生母是日本人。
此外，陆军大学研究部主任徐祖贻中将和黄埔7分校少将高级教官曹大中，也在受降期间希望私下会见今井。徐祖贻和曹大中分别出身于日本陆大和陆士，被视为日本留学生老前辈何应钦的心腹。据今井披露，此二人参加受降工作却没有“特定任务”，实际上是为“建立中国军与日军今后的新关系为目的”，由蒋介石亲自授意安排的，何应钦都不了解详情。那么参谋长萧毅肃就更是“不了解其中真意”，所以没有安排他们与今井会见，因此此番未取得成果。
由此可见，在“洽降”这个环节，芷江比马尼拉至少在“知日派”接待人力安排上周到得多，当然也体贴得多。比如，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细节是：在布置双方正式会见的会场时，为了不让日方代表有“威胁性的压迫感”，中国方面本来考虑采用圆桌会议的形式，但临开会前美军代表（即柏特诺准将）插手干涉，才改成了长方桌面对面对谈方式。为此，“日本留学生出身的人们对此表示不满，以美国人不了解东洋道义而表示愤慨。”更不可思议的是，会谈结束后，据今井记述，“他们为我们顺利地完成任务而高兴，认为我们尽管是战败军的使节，并未曾有损于他们曾经留过学的国度的日本军人的体面，他们本身也觉得光彩，并互相拥抱流泪呢！”
尽管这是今井的单方面记述，但相信并非空穴来风，这些“知日派”私下大失分寸的感情表达，真是会让“密苏里号”上的马希比尔也感叹不如吧！
马尼拉请降，美军让河边带回的是裕仁天皇将要发表的投降书的英文草拟稿；芷江洽降，中国方面让今井带回的是给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规定日军投降的主要事项。此后两天，双方又举行了两次会谈，就落实备忘录及中方受降先遣人员进驻南京事宜进行商议。受命前往南京开设前进指挥所的中国陆军副参谋长冷欣中将，成了今井在回忆录中被嘲笑的对象，因为他再三要求日军提供一份誓约文书，以保证其进入南京后的安全。此时的“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中将，恰好和替麦克阿瑟“打前站”的查尔斯·坦奇上校形成了强烈比对。
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中将（前左2）在芷江
今井其人的经历，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特务生涯，但其实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担任过第141联队长，指挥过进攻菲律宾的作战，并不是一名纯粹的“办公室军官”。从冷欣的身上，今井似乎挽回了身为败军之将的面子，在回忆录中作了如下评论：
“关于这件事我认为，中国军对于迄当时为止夸耀不败的日本军，觉得并非凭自己的力量获胜，而是依靠盟军在其他战场胜利的压力，才名列战胜国之一，因而他们自己没有战胜的实感，对日军的畏惧心理尚未消除。不仅如此，给我的印象是，作为军人在战场上有这类言行，总觉得有些不恰当。”
另外给今井深刻的印象是，冷欣极为关注的是军械、军需品、设备和财产接受问题，再三强调要全部接受，并反复坚决要求日方拒绝其他势力的介入。今井记述，此后中国军队进驻的实际情况证明，几乎一切纠纷均围绕着接收武器和财宝问题而起，因此而导致“国民政府军队的威信一落千丈，国民政府的前途也岌岌可危了”。
今井还记述了耐人寻味的一笔，当时美军代表柏特诺准将也参与了会谈：“美军所关心的，集中在俘虏一点上，其言行完全是事务性的，谈判间毫无感情可言，与中国方面对照，印象特别深刻。”柏特诺准将是史迪威的部下，曾在缅北指挥驻印军打过仗，说话像“打机关枪”一样。据档案文献记录，柏特诺的讲话岂止是“毫无感情可言”，他要求日军“提交有关俘虏的全部材料，相信日军必能确实保管关于死亡、伤害、病状等详细记录报告，而不使此项记录出现烧毁或遗失等情事”，“美军将据此对日本军采取决定性的处理方针”。这明显是在威胁和警告了。
美军代表柏特诺准将（前左1）和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前左2）在洽降现场
进见、军刀与回礼
中国自古以来在外交场合的传统是讲究“不卑不亢”，但实际上卑与亢均应源于自然的情感，心里没有而强努出来的卑与亢，最终会漏出底色而进退失据。
冷欣率前进指挥所到了南京以后，发现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危险，且到达后即获得今井的安全承诺，得以前往紫金山拜谒了中山陵，回城后发现今井还在沿途布设了警卫，一律背向道路持枪而立，礼节颇为周到，腰杆子和口气就渐渐地硬了起来。
当晚，日军派人来中方前进指挥所所在地萨家湾原铁道部宿舍交涉，请冷欣明晨前往原外交部所在地的日军司令部与冈村宁次会面。冷欣让主任参谋陈倬出面应对，闻报后拒绝了日方的要求。日方说：冈村是大将，冷欣是中将，所以应该是低阶级的进见高阶级的。中方回应：日军是向我投降，不是对等交涉，故不能论阶级。一次不成，日方又来了第二次，这次的主张是：中日双方主官，都去何应钦总司令从前的住宅会面。冷欣闻报后，召集人员再开会研究，表示：冈村应到我们这里来，这是毫无问题的事，日方的新要求应予拒绝。最后，冷欣指示陈倬如此回复：冈村大将来见时，自己可步出室外欢迎他。按此条件，直到夜半过后，中日双方终于把次日会见的仪式说妥。关于此事，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留下了一笔：“冷欣中将是完全不了解日本情况的人，在初次见面时表现了胜者对败者的严厉态度。”
此前的9月2日，日军参谋部经多次商讨，向中方提出了一份“有关停战协定之请示事项”，在所列五条八款要求中，第一条第二款即为“请允许指挥官携带刀剑返回日本”，但被何应钦拒绝；但其他条款则全部允准，甚至包括“允许携带武器到乘船地区”。可见，何应钦是深知日本军刀在“面子”层面的重大意义。
冷欣后来在回忆录中披露，在关于日本军刀的处置方式上，事先的交涉颇费周章。“因为日本军官的威仪，平日就表现在这把代表武士道精神的军刀上。虽然日本投降了，但日军仍极力希望保持最后的尊严；如果硬性规定在签字之日不得佩戴军刀入场，日方也只好俯首听命，不过好像太不给他们面子，假使因此恼羞成怒，使出武士道切腹自裁的精神来，不愉快事件正好发生在投降签字前夕或典礼进行当中，那才是不可想象的损失！”
请注意，冷欣这里说的还不是举行缴刀仪式，而只是摘下佩刀入场的问题。实际上，后来在美军、英军各战场的受降中，仍有缴刀仪式；中国第11方面军孙连仲部在故宫太和殿举行的受降仪式中，也有令日军缴刀的环节，都没有发生什么“剖腹自裁”的事件。可见，这份“体贴”还是有点一厢情愿。从芷江洽降到南京签字，似乎中方格外担心日军将领自杀，认为这会给受降活动“搅局”，为此蒋介石还专门安排邵毓麟与冈村谈心开导他，冈村也表现出就坡下驴的态度，获得了不少意料之外的关照。实际上，只要稍微深入些了解即知，在天皇诏令投降之后，即便冈村想自杀，也得先把收拾残局的责任履行完毕之后再办，绝不会不开眼到在受降过程中撒泼，那不是日本武士道所理解的“尊严”。在东京的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就是硬着头皮把天皇发布投降公告的事应付完了，才在8月15日凌晨自杀的；他若是提前辞职，当时负责投降的内阁就得重组，那就把投降的事情耽搁了；但他并没有那么干。
后来为中方解困的是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此期间盟军总部通知中国方面：（一）日军缴械时，不举行缴出副武器（指军刀）仪式；（二）日军代表正式投降时不得佩带军刀；（三）日军所有军刀均应与其他武器一并收缴，正式投降后即不得再行佩带。并云“以上规定，在中国战区一律适用”。如此，就把此事“一揽子”解决掉了。
各战场受降时举行缴出军刀仪式的并不少见
此外，经常被人们议论的一个“面子”问题是，在正式受降仪式上，何应钦接过日方呈递的降书时，有没有向其弯腰鞠躬？在比较常见的几幅新闻照片中，日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向何应钦呈递冈村宁次签好的降书时，腰确实挺得比较直，而何应钦则有点弓腰；小林是双手呈递，何应钦也是双手接过。
关于这个细节争议很多，多年以后冈村宁次与何应钦再见面时也曾专门谈及，并把它“坐实”了：
冈村宁次：……本来预先排定我们进场的时候，应向全体敬礼，何先生等不必还礼。可是最后我在投降文件上盖章，而由小林总参谋长呈现给您的时候，您却站起来给他回礼。后来外国顾问团有没有抗议？
何上将：是的，他们曾经说到。
冈村宁次：我看到这种情形，大受感动，西洋的道德观念和我们的究竟有些不同，何先生的人品、风度，实在使我佩服。
何上将：哪里，彼此彼此。
（援引自1956年日本《文艺春秋》杂志四月号）
但是，也有一张照片显示，在此后何应钦将蒋介石委员长的第一号命令递给小林时，却是单手递给，而小林是双手接过的。这从“效果”上说似乎是扯平了。可惜这幅照片不常见，拍得也比较模糊。
另外，在中方拟定的《接受日本投降仪式程序》第八条规定，“中国王俊中将（时任军训部次长）引导日军投降代表入会场，先到规定地位立定，向何总司令一鞠躬，何总司令命坐后，各依规定之席次坐下”；及第十四条规定，“何总司令宣布日本代表退席，仍由王俊中将引导该代表等退至规定位置，向何总司令一鞠躬后，再导出会场”。即，仪程预先规定了日军代表应两次向我方鞠躬，而我们不必还礼。但据中央通讯社后来发布的官方报道，当日军最后一次集体鞠躬时，“何总司令曾起身作答”。
何应钦接过小林浅三郎呈递的降书（右面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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