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上有著名的 “林家三兄弟”，林育英（張浩）、林育南、林彪（林育容）。
“林氏三兄弟” 是黃岡白羊山林氏家族的第八代族人，在他們的父輩時代，林氏還是一個殷實的家族，有水田，有染鋪，還在武漢開了一家頗具規模的織布行。
林育英（1897—1942），後來化名“張浩”，是中共元老之一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林育英年齡最大，“出道”卻在堂弟林育南之後，他是受了後者影響才走上革命道路的。而林育南又是在中共元老之一惲代英的引導下參加革命的。林彪也是在兩個堂哥的影響和帶動下參加革命的。
1921年7月，惲代英、李求實和林育南、林育英在他們創辦的“浚新小學”內發起成立了帶有共產主義性質的“共存社”——這也就是中共正式成立之前湖北“共產主義小組”的淵源了。1922年2月，林育英在武昌由惲代英、林育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而林彪就讀於林育南、惲代英等在黃岡八斗灣創辦的浚新學校，受到革命薰陶。
“二七”大罷工發動之後，林育英奉命去長沙開展工作，熱烈地鼓動人力車伕開展要求降低租金的工人運動，1500名人力車伕在他的帶領下，浩浩蕩蕩地在長沙街頭示威，高喊著“老闆不減租，我們不罷休”的口號，最終迫使人力車行老闆答應工人的請求。
1924年5月，蘇聯為了援助正在萌動的大革命運動，接受中國同志去蘇聯學習，林育英被組織選中遠赴蘇聯，在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翌年7月，林育英化名“林春山”回國，不久即參與領導了上海的工人運動。其時正值北洋政局動盪，是年12月，上海總工會舉行萬人集會，提出“反奉倒段”的口號，引起當局的鎮壓。在軍警圍毆中林育英頭部被戳傷，留下了嚴重的腦傷後遺症。
大革命失敗後，林育英潛伏長沙，負責恢復中共湖南省委和組建工會。湖南反動軍閥何健聞訊廣為搜捕革命者，林育英無存身之所，索性剃去頭髮，化裝成僧人，以化緣和乞討為生，跋涉月餘，潛入黨中央所在地上海。1930年4月，組織上派林育英去東北籌組中共滿洲省委，林育英為省委書記。不久由於叛徒出賣，林育英被當地日軍逮捕，敵人對他嚴刑逼供，非要他承認是“共產黨大頭目林育英”，但他始終沒有吐一個字。
1932年1月，林育英經營救出獄，但身體已遭受嚴重傷害。翌年1月，林育英奉命赴莫斯科，任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吳起鎮，中央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徵勝利結束。此時，二、四方面軍仍在長征途中，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而黨組織內部的“左”傾路線也亟待肅清，這一切都需要共產國際的支持。正在這時，11月中旬，一個自稱“張浩”的黑瘦漢子找到了定邊縣黨組織，要求面見黨中央領導。他原名林育英，是共產國際派來與中共中央聯絡的特使。原來，在長征期間，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絡中斷了。在此期間，1935年7月，共產國際歷史性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作出了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根據會議精神，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了著名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為了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以及建立與中共中央的聯絡，共產國際決定派張浩回國。
此行使命重大，需要較高威望和知名度的優秀黨員，此行秘密而艱辛，需要對黨無限忠誠、意志特別堅定的同志，張浩是中共黨內著名的工人運動領導人，與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張國燾等中共領導人都熟識，堪當此任。為了防止暴露黨的秘密，此行不能攜帶一字一紙。張浩用半個月的時間，將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精神、《八一宣言》內容以及枯燥單調的密碼本內容反覆背誦，銘記腦海。
1935年9月，張浩從莫斯科出發，先至外蒙古，然後從外蒙古步行回國，一路風餐露宿、忍飢挨餓，穿越茫茫沙漠，最終到達陝西定邊縣。接著，張浩被接到了中央所在地瓦窯堡，與張聞天、毛澤東等人相見。
張浩就像及時雨，他的到來使中國共產黨瞭解到最新的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七大精神，他為糾正“左”傾錯誤、制止張國燾的分裂行為作出了卓越的歷史性的貢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林彪為115師師長，林育英為129師政委（先以政訓處主任的名義）。據說毛澤東曾不無調侃地說：“假如林育南還在，乾脆八路軍這三個師都由你們林家包了。”
然而此時“張浩”積勞成疾，加之兩次入獄給他帶來的身體傷害，已經很難擔當艱苦的軍旅工作了。當時劉伯承看到他發病時的痛苦情形，心情極為難受，只得向中央如實報告他的病情，請求讓他去延安治病，並另派人來接替政委一職。1938年春，“張浩”被調回中央，接替他的是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在延安，“張浩”一邊養病，一邊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圖注：中共領袖集體為張浩抬棺送殯：毛澤東（抬棺者第一人）、朱德、任弼時、林伯渠（第二人）、楊尚昆（第四人）為張浩抬棺。右第一人張浩夫人塗俊明，右第二人林漢雄。）
林育南（1898—1931）是“三林”中的老二，他比林育英小兩歲，比林彪大八歲。工人運動的優秀領導人和傑出組織人。
林育南，１８９８年１２月出生於湖北黃岡，早年就讀於武昌中華大學中學部，１９１７年１０月參加惲代英組織的互助社。１９１９年參加五四運動，被選為武漢學生聯合會負責人。１９２０年９月考入北京醫學專科學校。１９２２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
１９２２年５月起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主任，中共武漢執行委員會委員，武漢工團聯合會秘書主任。先後參與領導、組織了１９２２年９月的粵漢鐵路工人罷工、１９２３年２月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１９２５年五卅運動上海工人大罷工、１９２７年漢口工人收回英租界等重大斗爭。
１９２３年６月，林育南赴廣州出席中共三大，８月到南京出席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二大，當選為團中央委員、團中央秘書、組織部長，併兼任《中國青年》主編。１９２５年１月起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到上海從事工人運動的領導和組織工作。１９２５年７月起任全國總工會上海辦事處秘書長。１９２６年９月起任中共湖北區委宣傳部部長。１９２７年１月參與主持召開湖北省總工會一大，任大會秘書長，被選為湖北省總工會宣傳主任。１９２７年４月至５月，出席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１９２７年６月任全國總工會執委會委員兼秘書長、宣傳部部長。
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７日，他同何孟雄、李求實等在上海被國民黨反動當局逮捕。在獄中，林育南經受住了敵人的嚴刑拷打，寧死不屈，對黨忠誠，同敵人進行了堅決鬥爭，保持了共產黨員的堅定立場和崇高品格。１９３１年２月７日，林育南與何孟雄等２４位共產黨員與革命者，在上海龍華英勇就義，時年３３歲。
林彪（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事家。原名林祚大，字陽春，號毓蓉；曾用名育容、育榮、尤勇、李進。
林彪是在兩個哥哥的帶動下參加革命的。當林育南和惲代英在林家大開辦“浚新小學”時，林彪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當時他聽從林育南的勸告，由私塾轉入“浚新小學”讀書。後來，林育南又介紹他到武昌“共進中學”讀書，在這裡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啟蒙和薰陶。哥仨感情深厚，據說林育南犧牲後，林彪一直不知詳情。直到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之後，林彪才得知堂哥犧牲了，無比悲痛。
林彪 1907年12月5日生於湖北黃岡林家大灣，9歲入私塾，13歲起就讀於林育南、惲代英等在黃岡八斗灣創辦的浚新學校。15歲轉入武昌共進中學，並於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曾被共青團武昌地委指定為共進中學團支部書記。
1925年“五卅”反帝運動中，積極投身學生運動，發起成立“共進圖書社”，組織同學閱讀進步書刊，並在陳潭秋等指導下創辦“共進月刊”。後被湖北學生聯合會推選為出席在上海舉行的全國學聯第七次代表大會代表。同年秋於共進中學畢業後返回林家大灣，父母要他就近謀一個教師職業，以便關照家庭生活。但他說服父母，決心棄教從戎。後經當地中共組織批准南下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編在步兵科第2團第2營第3連，同時改名為林彪。
在黃埔軍校由共青團轉入中國共產黨，並任3連中共支部書記。1926年10月畢業後，由廣州北上武漢，被分派到國民革命軍第4軍葉挺獨立團任見習排長，參加北伐戰爭。
1927年4月隨第25師73團（由葉挺獨立團改編）參加武漢國民政府舉行的第二次北伐，歷經上蔡、臨潁等戰役戰鬥。7月隨部移駐九江。8月2日由聶榮臻、周士第直接率領參加南昌起義。起義後任73團3營7連連長。同年10月起義軍在廣東潮（州）汕（頭）地區失敗後，隨朱德、陳毅轉戰閩、粵、贛、湘邊地區。
1928年1月參加湘南起義，改任工農革命軍第1師1營2連連長。同年4月隨湘南起義軍到達井岡山，先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28團營長、團長，參加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反“進剿”、反“會剿”鬥爭。
1929年1月隨朱德、毛澤東挺進贛南、閩西，3月任紅4軍第1縱隊縱隊長（亦稱司令員）。期間，支持毛澤東繼續擔任紅4軍前委書記。年底在給毛澤東的新年賀信中提出“紅旗能打多久”的問題，毛澤東寫了後來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為題的著名覆信。
1930年6月任紅1軍團第4軍軍長，1932年3月任紅1軍團總指揮（後稱軍團長），率部參加了文家市、長沙、吉安、贛州、漳州、南雄水口、樂安宜黃、金溪資溪等重要戰役和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曾多次指揮所部擔任戰役戰鬥的主攻任務，成為紅一方面軍能征善戰的高級指揮員之一。在此期間，他還曾被選為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委員、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開始後，與聶榮臻指揮所部參加了突破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和強渡烏江作戰。1935年1月參加了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後指揮紅1軍團參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奪佔瀘定橋等作戰。同年9月，紅一方面軍改稱陝甘支隊，任支隊副司令員兼第1縱隊司令員。到達陝北後，陝甘支隊恢復第一方面軍番號，重任紅1軍團軍團長，並當選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隨後率部參加了直羅鎮戰役和東征戰役。1936年6月被任命為中國抗日紅軍大學（簡稱“紅大”）校長，後兼任政治委員。1937年1月，“紅大”從保安（今志丹）遷至延安並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後，繼續任校長兼政治委員，併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長和政治委員。
抗日戰爭爆發後，被任命為八路軍第115師師長和該師軍政委員會書記，並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和軍委前方分會委員，率部挺進華北抗日前線。1937年9月25日與聶榮臻指揮所部設伏平型關，一舉殲滅日軍精銳第5師團21旅團一部1000餘人，擊毀汽車100餘輛，馬車200餘輛，繳獲各種槍1000餘支（挺）、軍馬50餘匹及其他大批軍用物資，取得華北戰場上中國軍隊主動出擊作戰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同時使他成為名噪一時的抗日名將。10月17日，他以《平型關戰鬥的經驗》為題在《解放》週刊發表文章，總結出12條與日軍作戰的經驗。平型關戰鬥後，率第343旅由五臺地區南下，於11月初在廣陽設伏，再殲日軍近千人，繳獲騾馬700餘匹以及大批軍需物資。
1942年2月經新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成員，主持軍事教育會議，參加整風運動。同年8月，蔣介石在重慶約見周恩來，提出要在西安會見毛澤東。周恩來從毛澤東的安全和鬥爭策略考慮，提議由林彪代表毛澤東到西安先見蔣介石，並得到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同意。9月中旬，他乘汽車由延安赴西安，因天降大雨，路上阻隔，抵西安時蔣介石已返回重慶。他由西安又赴重慶，於10月7日到達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此後近10個月，與周恩來一起同張治中、蔣介石等就克服內戰危機、繼續合作抗日等問題進行談判。1943年7月與周恩來等離開重慶返回延安，繼續在中共中央黨校工作。1945年4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8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選為中央軍委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奉派到山東擬任山東軍區司令員、中共山東分局委員。1945年9月下旬，當其行至河南濮陽地區時接到中央電令，遂奉命兼程轉赴東北，於10月底抵達瀋陽。此後歷任東北人民自治軍總司令，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東北軍區、東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和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併兼任東北軍政大學校長等職。
進入東北初期，曾根據形勢變化，向中央軍委提出縮短戰線的建議並被採納。爾後，參與領導建立東北根據地，並組織指揮了四平、新開嶺、三下江南四保臨江等戰役。1947年先後發動夏季、秋季、冬季攻勢，殲國民黨軍30餘萬人，為在東北進行戰略決戰創造了條件。此後，曾對中央軍委南下作戰的指示遲疑不決，直到1948年7月才初步定下實施遼瀋戰役的決心。9月戰役打響後，對敵情作出正確判斷，在攻克錦州後果斷舉行遼西會戰，圍殲國民黨軍“西進兵團”，取得戰役的決定性勝利。此次戰役共殲敵47萬餘人，解放東北全境，並使東北部隊由出關時的13萬餘人發展到100餘萬人，成為人民解放軍一支強大的戰略機動力量。
同年11月奉命率部入關，任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員和中共平津前線總前委書記，與羅榮桓、聶榮臻一起，統一指揮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部隊進行平津戰役，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52萬餘人。
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戰軍司令員，5月兼任華中軍區司令員，並任中共中央華中局第一書記。6月率野戰軍主力渡過長江，先後指揮了宜沙、湘贛、衡寶、廣東、廣西、海南島等戰役，共殲國民黨軍43萬餘人，解放湘、鄂、粵、贛、桂5省。在解放戰爭中，曾總結部隊的作戰經驗，提出“一點兩面”、“三三制”、“四組一隊”、“四快一慢”等戰術原則，其關於戰鬥作風和戰術問題的多次講話曾印發部隊指導作戰和訓練。
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後改為中南行政委員會）主席、中南軍區兼第四野戰軍司令員、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1950年6月參加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後，即舉家遷到北京。因其怕光、怕水、怕風的毛病越來越重，開始脫離工作進行診治。同年10月經中央批准，再次赴蘇聯就醫。1951年回國後住進毛家灣，仍以休養為主。同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54年起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街，同時被授予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王金昌] 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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