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蔭榆（前排中）是中國第一位女大學校長
撰文 | 於書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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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社會上有一種聲音，認為“學得好不如嫁得好”。從歷史上來看，這一觀點，是古代封建思想的遺毒，“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當代變種，這種思想沉渣泛起，是對中國女性百年獨立平等權抗爭的否定，需要我們警惕和反思。
隨著新式女子教育的發展，近代知識女性對獨立自主的經濟、社會地位的追求，也促使她們積極爭取著自己的婚姻自主。但是，由於所處家庭背景和個性因素、時代開放程度等差別，她們在追求幸福婚姻的道路上卻遭遇到了不同的困難，也導致了不同的結果。其中百態，值得玩味。實際上，女性教育與女性婚姻、家庭幸福之間並無絕對的必然聯繫，但 新式教育賦予了女性追求婚姻自主的意識和能力。
下面三位知識女性的婚姻故事，就將為我們呈現這樣一幅複雜多樣的畫卷。
由抗婚而獨身：女校長楊蔭榆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被魯迅先生痛罵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 （1884-1938年） ，在早期卻是一位勇於反抗封建婚姻的女權鬥士。
1901年，和當時大多數的女孩子一樣，時年17歲的楊蔭榆遵照父母之命，與寓居在無錫的常州籍蔣姓人家的少爺成親。但新婚之夜她才發現，原來父母按照“門當戶對”給自己選擇的丈夫，竟然是一個傻子。不甘心接受命運的楊蔭榆，很快就和夫家斷絕了關係。隨後，她參加了哥哥在無錫組織的理化研究會，每次去上學時，她並不按習俗坐轎，而是大大方方地步行在無錫的街頭。後來，在兄長的資助下，楊蔭榆先後就讀於蘇州景海女中和上海務本女校。1907年，她被江寧學務公所錄取，由官費資助留學日本，1918年，她又成為教育部首次甄選教師赴歐美留學中的一員，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專業。
► 楊蔭榆（1884年－1938年），在無錫出生，中國教育學研究者、教師
也許是荒唐的婚姻，給了楊蔭榆很大的刺激，她對事業和教育的追求是非常堅決的，以至於曾經和哥哥談道，“自恨只得了個碩士學位，未能讀得博士”。正如楊絳所說，“掙脫了封建家庭的桎梏，就不屑做什麼賢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對戀愛和結婚全不在唸。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會，指望有所作為。”
但另一方面，她對婚姻則選擇了遠離，終生獨居。女師大事件後，楊蔭榆回到蘇州，卻並沒有放棄教育事業。1935年，楊蔭榆還和俞慶棠等人聯合起來，在婁門創辦二樂女子學術研究社，並任社長，招收學生。1937年，日軍侵佔蘇州，目睹日軍種種暴行，楊蔭榆數度到日軍司令部提出抗議。1938年1月1日被日軍殺害於盤門外吳門橋，時年54歲。
因抗婚而婚姻自主：女權運動領袖胡彬夏
如果說楊蔭榆的人生帶有很多悲情色彩，那麼，她的另一位同鄉，無錫胡彬夏 （1888-1931年） 則是近代抗婚成功並且實現了婚姻自主的女權運動領袖。
胡彬夏，出生在江蘇無錫晏橋的書香之家。先祖胡瑗是北宋著名的教育家。父親胡壹修和叔父胡雨人是清末民初無錫地區的教育家和水利事業家。兄弟胡敦復、胡剛復和胡明覆均是早年留學美國的博士，創辦了國人自辦的第一所大學———大同大學，是中國科學社的主要發起人和重要成員。胡彬夏早年留學日本，後留學美國，是當時為數不多的接受過系統西方教育的先進知識女性的代表，被胡適贊為“新女界不可多得之人物”，近代婦女解放和新聞事業的先驅。早期教育賦予了胡彬夏追求自主的女權精神和能力，也在她自己的婚姻問題上得到了驗證。
► 從左至右：胡彬夏、胡憲生（胡雨人之子）、胡剛復、胡明覆。
和當時的其他家庭一樣，胡彬夏兄妹幾人都在幼年時訂有婚約。不過胡彬夏和男方完全不認識。當胡彬夏 （1913年大學畢業） 在美國惠而斯來大學唸書時，與哈佛留學生朱庭祺 （字體仁） 相識相愛，約為夫婦。她知道自己的婚姻必然多有阻礙，卻並沒有向家人尋求幫助。而是與朱體仁相約，請求他耐心等待。當時，家裡的態度有贊成和反對兩種，特別是他的叔父，雖然在女子教育上較為開明，卻對她在外私定終身的行為大動肝火，一度要和她斷絕關係。由於胡彬夏的兄弟們都和她一樣留學國外，對她報以同情，特別是她的三弟胡明覆，幫助姐姐向家人爭取，最終使姐姐和家裡的關係趨於緩和。胡彬夏也贏得了自己所追求的婚姻，用親身經歷為當時的女性解放樹立了一個榜樣。
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教育家俞慶棠
不過，在近代中國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女性的婚姻也往往呈現出新舊雜陳、融合的情況。教育家俞慶棠的婚姻，就是典型的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俞慶棠 （1897～1949） ，字鳳岐，祖籍江蘇太倉城廂，後定居無錫，著名教育家，被譽為 “民眾教育的保姆”。俞慶棠的父親俞棣雲，較早接受了新式教育，比較開明，是中國上海電報學堂的畢業生。從小讓俞慶棠的兄弟姐妹接受了新式教育。但是，在子女的婚姻問題上，她的父母又相對比較保守，在她7歲的時候，由父母做主把她許配給了江蘇著名國學教育家、國學大師唐文治的大兒子唐慶詒。
► 俞慶棠（1897～1949），女，字鳳岐，獲哥倫比亞大學學士學位，回國後從事教育事業。
和婚前雙方不見面的習俗不同的是，或許是兩家本身為親戚的關係，小時候的俞慶棠和唐慶詒也互有交往，兩人更多的是中國傳統戲劇講的“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感覺。國學大師唐文治雖然提倡國學教育，但並不保守頑固，也主動送兒子接受新式教育。這種親情加上彼此的瞭解，為雙方的幸福婚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19年，俞慶棠的父親去世，時在美國的唐慶詒，鼓勵俞慶棠到美國去求學。俞慶棠賣掉父親留給自己的嫁妝，決定赴美。1922年俞慶棠畢業回國後，雙方在無錫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婚禮。
婚後，俞慶棠投身到民眾教育的事業中，唐慶詒對俞慶棠的工作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1933年，唐慶詒雙目幾近失明時，俞慶棠還借赴歐洲給唐慶詒治病的機會，考察了歐洲的教育，努力做到了家庭和事業的平衡。雖然和父親唐文治在教育上有分歧，但彼此也能夠理解和支持。唐文治在俞慶棠忙工作時，幫忙照顧和教育孩子。而俞慶棠也儘量照顧唐文治的要求，曾因學生的禮貌問題而被唐文治先生教育，卻毫無怨言。正如陳衡哲所說：“舊婚姻或許有幸福，新婚姻也有不幸”。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女性是否擁有了自主選擇的權利。
上述這些知識女性迥異的婚姻選擇恰恰說明，女性的事業與婚姻家庭，並不是完全衝突的，但知識和教育，是女性爭取婚姻自由權的重要保證和基礎。實際上，近代中國女子教育之所以得到發展，也是因為新式教育增強了女性在婚姻選擇中的主動性和籌碼。清末民初之際，隨著社會風氣的轉變，男性，尤其是上層社會的男性，把接受過新式教育作為理想妻子的一個重要標準，以至於當時人還以此來抨擊女學，認為女子教育成了官太太、闊太太的搖籃。然而實際上，今天大家熟知的民國愛情佳話，如楊絳與錢鍾書、張兆和與沈從文、陳衡哲與任鴻雋等，無不是發生在知識女性身上。由此可見，學得好不僅不影響嫁得好，反而有助於嫁得好。
同時，民國時期知識女性的獨身也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和潮流。這一點與當代的所謂“剩女”，也有異曲同工之處。需要指出的是，獨身或單身是一種中性詞，表達的是女性的婚姻態度和自主選擇，而“剩女”則隱含著一種否定，是一種他者的傲慢。無論是民國時期知識女性的獨身，還是今天所謂高知女性的單身，實際上反映的是知識和教育帶給女性的自信和獨立，因為它讓女性擺脫了對男性、婚姻和家庭的依附。正所謂“我不需要嫁入豪門”、“我就是豪門”，對於現代知識女性來說，“學得好就不一定非得嫁或者非得嫁得好”。
今天，男女平等已經成為一種共識，我國法律明確規定，女性在入學、就業等方面都與男性享有同等的權力。但我們也要看到，傳統的男權中心思想依然根深蒂固，甚至通過各種形式重新抬頭，女性依然面臨著諸多的歧視。無論是“陰盛陽衰”的調侃，還是“男孩危機”的呼籲，背後都隱藏著對女性能力的懷疑，對女性崛起的擔憂。男女平等，依然任重而道遠。全社會都應該鼓勵和支持女性去接受高質量、高水平、高層次的教育，廣大女性尤其應該自立自強，不要片面追求所謂的傳統女德，更不要被所謂的“淑女課堂”所矇蔽，而應該做一名真正獨立自信的現代女性。
參考文獻：
1、胡彬夏， 亡弟明覆的略傳.科學，1929.第十三卷胡明覆博士紀念號，814-815.（民國16年12月10日寫）
2、唐文治著，《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學生會 , 1935，第78頁。
本文節錄于于書娟：《近代蘇南知識女性婚姻問題多樣態的歷史考察》，澳門：兩岸四地教育史論壇參會論文，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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