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軍初期，朱德、毛澤東領導下的紅四軍黨內發生了一場關於建軍原則的爭論。為了解決爭論，朱德、陳毅都作了極大的努力，最終在毛澤東主持下，以古田會議召開為標誌，這場黨內爭論得到了妥善解決，成為黨史軍史上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
1929年12月底，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召開了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這就是我軍歷史上著名的古田會議，解決了思想建黨和政治建軍的重大課題。就是這樣一次部隊軍級單位的黨代會，像燈塔一樣照耀著新生人民軍隊的前進方向，在黨史軍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紅四軍來了一位留洋生
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餘部輾轉來到井岡山地區，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在寧岡礱市會師，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在第四軍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成立了第四軍軍委(即黨部)。不久，根據中共中央規定，改稱紅軍第四軍，之後又成立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統轄紅四軍軍委和湘贛邊界特委，代表黨中央領導紅四軍和地方黨組織工作。紅四軍下井岡山後，前委的領導工作重心主要在軍隊，於是決定“軍委暫停辦公”，由前委直接領導軍內各級黨委。
紅四軍在轉戰贛南閩西的過程中不斷髮展壯大，但是其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日趨嚴重。這是因為，紅軍成員主要來自農民，既包括直接參加紅軍的農民，也包括從舊軍隊起義或解放過來的農民成分的官兵。據1929年5月的統計，紅四軍的1329名黨員中，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佔70%以上，不可避免地把非無產階級思想帶進黨內來，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傾向、不重視根據地的流寇主義等。這些問題的存在，隨著一個叫劉安恭的人的到來而集中爆發出來。
劉安恭早年留學法國，回國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又被送往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28年5月初由中央派到紅四軍工作。這時，前委的地方工作任務加重，於是決定成立臨時軍委，以劉安恭為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劉安恭到職後，隨即召開軍委會議，規定前委不能管軍隊，只能管地方工作，並且以完善領導體系為名要求把“臨時”兩字去掉，在紅四軍正式恢復軍委。這樣一來，圍繞“要不要設立軍委”的問題，紅四軍黨內引發了一場關於建軍原則的爭論，其實質是如何處理黨和軍隊的關係，這是一個事關紅軍性質和發展方向、甚至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
毛澤東落選前委書記
對於紅四軍黨內的爭論和問題，毛澤東等前委領導都有所察覺，並多次召開會議力圖加以解決。
先是於1928年5月底在永定縣的湖雷召開前委擴大會。毛澤東等人認為：現在紅四軍只有四千多人，又處在游擊戰爭環境，和在湘贛邊界割據時的情況大不相同，幾乎每天都要行軍打仗，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所以不應再設軍委，統由前委直接領導就可以了。而主張建立軍委的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完成組織系統應有軍委”。劉安恭甚至指責毛澤東是“書記專政”，前委“權力太集中”，以廢除“家長制”為由堅持設立軍委。朱德也贊成設立軍委的意見。會議開了半天沒有結果，因部隊要行動，只得中斷。過了幾天，部隊打下白砂，接著召開前委擴大會，繼續討論設不設軍委的問題。毛澤東一度以書面提出辭職，會議雖然以壓倒多數票通過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但爭論的根本問題仍未解決，並且隨著這些問題擴散的範圍加大，情況日趨嚴重。
6月下旬，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巖城內召開。大會由代理前委書記陳毅主持，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會議沒有設主席臺，各方代表都坐在一條條長凳上，踴躍發言，討論十分熱烈。會上，劉安恭趁機向毛澤東開火，並煽動其他人向毛澤東提出批評。在選舉前委書記時，毛澤東以一票之差落選，書記由陳毅當選。會議認為朱德、毛澤東對爭論應負有責任，於是“各打五十大板”，分別給予書面警告和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會後，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9月下旬，紅四軍召開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由於沒有領導核心，只能無組織地自由爭論，結果開了三天，七嘴八舌，毫無結果。這時，大家都感到毛澤東離開後“全軍政治上失掉了領導的中心”，便聯名寫信請毛澤東回來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歡迎毛澤東回來，但由於毛澤東當時確實病得很重，便讓他繼續養病。
陳毅帶回中央九月來信
陳毅性格豪爽、光明磊落，被選為紅四軍前委書記後大感意外，認為同志間開展批評是正常現象，完全沒有想過自己要去取而代之；同時感到自己挑不起這副擔子，趕忙給中央打報告，“望中央速派人來”。根據中央來信希望“派一得力同志”去中央彙報工作，前委決定陳毅赴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並出席中央召開的軍事會議。
陳毅到上海後，先是用一星期的時間寫出了《關於朱德、毛澤東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等五篇書面材料，隨後於8月29日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彙報。陳毅詳細回顧了紅四軍的建立和發展過程，陳述了紅四軍黨內矛盾的演變，並一再表明他當不了紅四軍的前委書記，說到毛澤東“在政治上強”。政治局決定成立由李立三、周恩來、陳毅組成的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召集，起草中央對紅四軍工作的指示文件。
周恩來作為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一直密切關注朱毛紅軍的行動和發展。通過陳毅的彙報和介紹，他對朱毛紅軍的狀況特別是當前的爭論有了更為全面的瞭解。他高度評價紅四軍創造的做法和經驗，對毛澤東敢於根據實際情況提出不同意見的做法表示讚賞。他指出，黨的書記多負責任“絕對不是家長制”。李立三也參與了部分討論，指出紅四軍存在的流寇思想和極端民主化傾向。在此基礎上，陳毅執筆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經政治局討論通過後由陳毅帶回，史稱九月來信。信中對紅四軍工作任務作出了一系列明確的指示，要求紅四軍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指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
陳毅帶著中央九月來信日夜兼程回到紅四軍，於10月22日在前委會上作傳達，隨即請毛澤東回來復職。11月，毛澤東收到了中央的九月來信和陳毅寫給他的信。朱德、陳毅派部隊來迎接毛澤東，這時毛澤東的病也基本好了，於是坐擔架回來了。陳毅、朱德都作了自我檢討，毛澤東也說他在紅四軍八大時因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這樣，紅四軍三位主要領導相互間的矛盾和隔閡就消除了。
一次“永放光芒”的會議
1929年11月28日，毛澤東給中央回了一封信。信中說“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惟黨員理論常識太低，須趕急進行教育”……在紅四軍召開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被提上議事日程。
為了開好這次大會，毛澤東同朱德、陳毅在軍內外開展了周密的調查研究，同時領導紅四軍進行了10天左右的政治和軍事整訓。通過與基層代表的廣泛討論交流，毛澤東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以及活生生的例子，如某大隊“來了一個最喜打人的大隊長，群眾送給他的名字叫做鐵匠”，士兵充滿了怨恨空氣，等等。在此基礎上毛澤東親自起草了長達3萬字的8個決議案。
1929年12月28日、29日，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古田召開，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案。大會選出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新前委。
古田會議決議的主要內容涵蓋諸多方面，歸結起來，主要回答了兩大問題：一是如何從加強黨的思想建設著手，把以農民為黨員主要成分的黨建設成為無產階級政黨；二是如何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性質的新型人民軍隊。
在黨的建設方面，指出“有計劃地進行黨內教育，糾正過去之無計劃的聽其自然的狀態，是黨的重要任務之一”，號召同志們起來徹底肅清黨內存在著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意識。決議指出必須加強組織建設，重申“每連建設一個支部，每班建設一個小組，這是紅軍中黨的組織的重要原則之一”。為保證黨員的質量，決議提出了以後發展黨員的條件，包括政治觀念沒有錯誤、忠實、沒有發洋財的觀念等。
在軍隊建設方面，決議明確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堅決貫徹黨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完全服務於人民革命鬥爭和根據地建設，為新型人民軍隊建設指明瞭方向。
時光荏苒，85年後，經習近平主席親自提議，2014年10月30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召開，尋根溯源，賡續血脈，研究解決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從思想上政治上建設軍隊的重大問題，被稱為“新古田會議”。古田，再一次成為開啟強軍新徵程的歷史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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