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官场的浮沉之间，
[明]张瑞图 泉南佛国（泉州承天寺）
宋代开始，佛学一度受到知识分子的青睐，成为一种思考人生的方式，也是仕途受挫时躲避现实和慰藉心灵的主要工具。到了明代后期，党派斗争产生的政治混乱，使得禅悦之风在文人士大夫中间再度盛行，也是当时王阳明、李贽等人解放思想及“童心说”研究的重要来源之一。
大环境之下，张瑞图也受之影响。为官期间，他曾几度回乡（福建晋江）休养，期间他除去政务的繁琐，心境也偶得安静。为了更好地休心，张瑞图开始接触禅学。而几次的回乡休养，也正当政治较为复杂的时期，张瑞图内心产生了巨大的压力，通过回乡休养，一是可以避开时乱，静观时态；二是休心养性，安定心境。罢官回乡后，他便全心投入禅学，在东湖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其内心追求得到一定的满足，参禅礼佛，成了他内心的平衡杆。
张瑞图34岁中举，1607年赴京参加殿试，名列一甲第三名（探花），登进士，与第二名施凤来同授翰林院编修，为正七品史官，在京任职。随后不久，于1610年，正值“东林党”讽议朝政之时，他告假还乡两年，建造了东湖新居，并迁居于此，而此地便在泉州东南城外的东湖北面山麓，筑有竹屋小楼数椽，两树伫立其间，东边一屋称之“晞髪轩”。当然，这两年期间，虽然与佛学有所接触，但仕途初起，对禅学兴趣，并未上心，只是政务闲暇之时，偶尔为之。1612年他便赴京续职，1614年夏，他奉命至云南，返途经过福建，便在东湖再居半年。半年间也为他提供了一定的环境，继续接触禅学。
随之，张瑞图又回京履职，而任职之路并不顺利，时政风波不断，而每次风波再起时，他总是有意躲避，避开政治纷争。1620年张瑞图又告假还乡一年多，而这期间其礼佛参禅已进入状态，此时他已经52岁，在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修持的心境。这次告假期间所作的《感辽事作》七言律诗六首，署款为“芥子居士”，而“芥子”二字乃为佛家语。在假期中，他的友人苏士昌曾遇箕仙授以养生秘诀，返乡时来访张瑞图，说仙人也有度脱瑞图之意，劝其相从，瑞图并未答应，乃作诗一篇赠苏君：“我本孤生士，十年在草泽……去去各努力！”这也表明，在他心中，仕途之心未了，除了对佛学的兴趣，别无他念。
崇祯二年（1629），张瑞图因书碑之事获“交结近侍”之罪，纳资赎为民，之后他便一直居于晋江老家的东湖。张瑞图已步入晩年，虽然已远离政治斗争的环境，但政治包袱并未真正放下，为了更快解脱这种内心的矛盾，他对佛学的兴趣得到真正激发，并以实际活动来参禅，这也成为慰藉内心的一剂良药。在他41岁告假回乡所建的“晞髪轩”，后来改作佛堂，亦名“白毫菴”，内敬奉大悲观世音菩萨，白毫菴附近筑有小茅亭，名为“果亭”，这是张瑞图寓寄修佛果之意。在他的居住之处，以禅为境，营造了佛学意境，显示出他内心上的需求。“少年不解事，所作业已多。那堪晚来更作，谈禅口若悬河。”此境之下，使得张瑞图内心更加超脱，一番宦海风浪之后，他可达到“终日搔首独关，终年枯坐空面壁”之境界，不与流俗虚假应酬，自养禅境，多与益友论禅，而更加难以想象的是，他曾有几度削发出家之意。
辞官之后的生活轨迹多在东湖，交往方外之士，如古航禅宗、慈云长老、彦白上人、雪关长老、古拙上人等，都有一定的交往。禅学在他的诗里也多次体现，如在《赠博山长老诗》中写道：
博师早闻首，行深德业粹。
真机融背触，正风超落昧。
晶莹烁迦罗，万象无循态……
在佛门里，张瑞图得到真正的清净，慢慢绝缘世俗，充实了他的晩年生活。又如：
雪师眼光烁四天，点简诸方谁可意。
为我痛下顶门锥，为我扫断粟荆棘。
解开布袋出家私，乱撒明珠到薜荔。
毫光放自雪山眉，万里遥辉照箧笥。
便拟裹粮往从之，勘取碑文刊白字。
这首《和雪关师》诗中，道出了他们之间的交往，也把雪关禅师写得特别神奇。
张瑞图学书功夫，自幼倍于常人，凡经史古籍，常喜先抄后读，故而笔力训练扎实，楷书、行书、草书皆精，其中楷书也得到当时书画名家董其昌的好评：“小楷甚佳，而人不知求，何也？”而行草书应是张瑞图书法中成就最为突出的书体。在他的一生中，与禅学的交汇甚多，特别是晚年的书风的转变，与参禅悟道有着必然的联系，他在佛门里真正得到了清净与超脱，释放了内心的自然与从容。
明晚时期的书坛，出现了一批力求革新的书法家，如徐渭、黄道周、倪元路、王铎、傅山等，他们对帖学的进一步延伸与拓展，融入碑学，对字形与章法进行二度创作，成就了当时书坛光辉的一面，张瑞图的书法在他们其间，更是个性风格突出，他的“新、奇、异”的书法，为后人创作与审美提供了范式。而这种突出的个性源于他政治经历，一是通过书法个性表达自己，从而释放思想；二是为政期间，政治压力之下，内心的需求，使他开始接触禅学，对禅学兴趣愈发浓厚，从中亦有所悟，并成为心灵慰藉的最佳方式。
因此，这阶段的书法创作中，在彰显个性的书法创作中，也能找到了一些融入禅韵、禅意等禅元素的书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与禅有关的书法内容，如1623年所作的小楷《心经》；1626年春作《观自在菩萨像》并题《心经》；1627年2月又作行楷《心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在张瑞图为官时期的作品中，多以行草书出现，行草书体现的个性十足，以简单的侧锋用笔，突出了方直、尖利等用笔特性，这类作品融合禅意的不多。而能融入禅意的作品多是他的楷书作品，他的楷书成熟较早，主要取法于钟繇等魏晋小楷，他曾说过：“晋人楷法平淡玄远，妙处都不在书，非学所可至也。”其中行楷《心经轴》，此幅作品创作内容是佛经，寓行于楷，从容不迫，在宁静的气氛中时见了飘逸之致，而字形的自然萧散又透露出几分稚拙的意趣，与经文内容显得十分和谐，这也是禅中取韵的一件佳作。
二是为寺庙题写匾额及诗文，如为泉州承天寺题写的“泉南佛国”匾及“承天寺十奇诗”碑。承天寺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中心承天巷对面南俊巷东侧，又称月台寺，曾名为寿宁寺、能仁寺，南唐保大末年至中兴初年(957-958)建寺，屡经重修，与开元寺、崇福寺并称“泉州三大丛林”。1961年6月列为泉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于明·天启六年丙寅（1626）所题的《宋王梅溪先生题承天寺十奇诗》，落款为“天启丙寅书于湛初上人之无垢轩中果亭居士张瑞图谨书”，诗刻有4方，原镶嵌在承天寺庙壁间，现移置泉州市开元寺刷拓部。十奇诗内容分别为《榕迳午阴》《塔无禽栖》《偃松清风》《瑶台明月》《卷帘朝日》《推蓬夜雨》《方池梅影》《啸庵竹声》《鹦山暮云》《石如鹦鹉》。该题刻以行书书写，其中也掺入草书、楷书写法，书风则是张瑞图成熟的风格，不温不火，用笔多用露锋入笔，尖而不薄。此外他所题写的“泉南佛国”匾，在原有的方折刚劲基础上，加之用石头刊刻，其张瑞图书风更为突显，但经刊刻后，由于缺失了线条的厚重感，略显单薄了。
到后期书法，温润和谐，超然风尘。再没有政治纷争的烦恼，使得他内心渐入佳境，而隐逸生活中，参禅礼佛成为他最佳的生活模式，也是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期间，他拜会了诸多长老，深入禅境，超然风尘，禅家妙悟与静修也极大的影响了张瑞图的晚年书法，使得他的书风由凌厉转向温润，化繁为简，退去了早年的豪迈与锋芒，转向率意与平淡。
这种书风的转型，是在他早年的书法学习的积累和思考的基础上，加上饱满的生活阅历，使得他的书法有了更大的提升。当然晚年的禅定生活也是促使书风成熟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张瑞图 承天寺十奇诗碑
从张瑞图的参禅人生分析，早年的偶参禅意，只是一种心理倾向，通过最直观的写经模式体现，而晚年的张瑞图则以礼佛实践，悟得禅理，同时也在礼佛过程中，书法也参入其中。晚年作品中涉及佛家的不在少数，泉州地区的寺观多有他的书法题字，如花桥宫有“真人所居”匾、通淮关岳庙有其“充塞天地”匾、开元寺的“香积堂”，晋江市安海镇龙山寺和南安市雪峰寺的“法界藏身”；福州鼓山涌泉寺藏有他的真迹，厦门市同安区妙建庵也有他题写的“妙建庵”等。这阶段，他的书法已渐入佳境，进入了成熟期。
[明]张瑞图 白毫庵
其中，“白毫庵”则由张瑞图于明天启庚午（1630）自题的。白毫庵，在晋江南门的东湖之滨，湖中有莲花屿小岛，岛上有湖光塔，十里平湖，烟波缥缈，恍若仙境，庵内供奉观音，因有石鼓玲珑剔透，每夜毫光灿烂而得名。原庵宋末元初毁于兵火，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乡绅张德俭为其从妹月华而重葺。晚明，张瑞图青少年时就读书于此，自号“白毫庵居士”。天启六年（1626），张瑞图请旨重修白毫庵，并于天启庚午亲题“白毫庵”匾及“崇德”两字，镌于墙。“白毫庵”三字以行书书写，结体碑帖结合，线条圆润厚重。此外，在泉州遗存着一些由张瑞图题写的碑联，但没办法考究书写时间。如泉州慈善公所花桥宫题匾“真人所居”也是张瑞图所书，花桥宫位于福建泉州市中山路涂山街。花桥慈济宫始建于宋绍兴年间（1131-1162)，祀北宋泉州名医吴本(9791036，字华基、号云冲，闽台尊称吴真人、大道公、花桥公、保生大帝)。据史志载，其一生“以医名天下，以济人救物为念，而义不取人一钱”，“业医无贵贱，按病授药，如矢破的”，花桥为其生前行医故址。据说，清末曾经在花桥慈济宫周围的四条街发生火灾，附近房屋全被烧毁，唯独花桥慈济宫安然无恙。虔信者认为是张瑞图“号二水”水神的笔迹吓退火神。此宫虽经过多年历代整修重建，但张瑞图所题的石匾字迹仍然保存完好。“真人所居”四字，字字独立，风格又和谐统一，点画平和，字形开张，刊刻之后线条更显厚重圆润。
[明]张瑞图 真人所居
又如惠安岭头古寺还保存着张瑞图题的“从间思修大士何曾出世,发戒定慧众生各自开堂”楹联一对。惠安岭头古寺原名莲花庵，建于唐贞观年间公元638年,崇奉释迦牟尼佛，至今有1378年历史。张瑞图所题对联以行书表现，楹柱不高，以双行形式体现，书风也是张瑞图成熟字体，简约厚重，结字对比强烈，大小不一，亦不失协调，题款为“白毫庵瑞图”。
还有，在通淮关岳庙也保存着张瑞图所书“充塞天地”等巨幅名匾，通淮关岳庙位于泉州市鲤城区涂门街，俗称涂门关帝庙，主祀关羽，民国三年 (1914)增祀岳飞，故改现名，是祭祀文(孔子)武(关羽)圣的著名古迹。此匾题写，较为特殊，落款改变在右边的习惯，当然这也可能是刊刻之人所调整的。“充塞天地”四字，苍劲大气，在张瑞图翻折，犀利的露锋中，在这里很难找到，四字的用笔虽较其经典作品有一定的区别，但结体造型，则清楚地展示了张瑞图书风，如“充”字，中宫收紧，最后一笔大胆开张。用笔多横扫，率意自然，烂漫天成。
张瑞图后期所题写的匾额，见证了张瑞图的人生不凡的经历。他也是明末清初政治斗争中一个典型人物，更是书法界一个成功成熟的范例。在官场的浮沉之间，禅学伴随着他的人生，成为人生的平衡杆，达到晚年洗却宦尘一心安禅纵情书画吟咏之乐的境界。
文 | 蓝杰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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