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費正清60大壽那天，他寫了首打油詩總結人生經歷。其中有兩句是這麼寫的：
“取智東方時，華夏正罹難。盡取其精粹，宜於美利堅。”
1932年，原本在牛津大學學中國史的費正清來到中國，一邊學中文，一邊跟著清華大學蔣廷黻教授做研究。在北京，他認識了梁思成跟林徽因。費正清這個中文名字，還是梁思成取的，意思是費氏正直清白，用梁思成的話說，用這樣一箇中文名字，就算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了。
十年後，費正清以駐華大使特別助理的身份第二次來華。當時珍珠港事件爆發，他被美國情報局派到重慶，負責蒐集日本在華情報。途經昆明時，費正清再次見到了梁思成夫婦以及西南聯大的老朋友們。
老朋友過得不大好。前方節節敗退，後方通貨膨脹嚴重，一包煙10塊，一支鋼筆6000塊，而西南聯大教授月工資還不到600塊。蔣夢麟靠典賣衣服書籍維持生活；林徽因跟梁思成得了肺結核；費正清拜訪金嶽霖時，大家坐著聊天，大老鼠穿過紙糊的天花板，差點掉下來，他們討論應該買只貓，可一隻貓要200塊。
考古學家李濟告訴費正清，幾乎所有人都在捱餓。
費正清決定，要幫助留美歸國的中國教授活下去。為了說服美國政府，他在報告裡寫，這批清華學者都在美國留學過，崇尚民主自由。美國價值觀念在中國的傳播必須依靠這批學者。
“假使我們承認中國也是全球專制與自由進行鬥爭的一個戰場的話，那麼宣佈置身於其中的我們卻未能為這些人提供幫助，這必將成為美國參與這場鬥爭的歷史上一個可恥的汙點。”
費正清還說服陸軍特別服務處撥款5000美元，聘請西南聯大的教授為駐紮在昆明的美軍演講，一方面提高美軍對中國的認識，一方面為西南聯大的教授們掙外快。
國民黨教育部部長陳立夫跟cc係為了打壓西南聯大的學生運動，故意削減辦校經費跟教師進修名額。費正清這一援助，等於是在打國民黨的臉。為了不驚動官方，同時不讓接受者為難，費正清通過陳岱孫秘密地將補助金以工資補貼的方式分發下去，並要求不要暴露他所起的作用，
“我唯一的要求是你千萬不要提我的名字，因為我是代表美國政府作這項工作，不值得什麼感激。如果讓人知道我促成這件事，倒會使我非常尷尬。”
其實費正清不僅僅代表美國政府。他發現美國貨在昆明黑市上很值錢，就在1943年1月，把當月的工資全部寄回美國，請妻子費慰梅用工資買幾箱“派克”鋼筆寄到中國，接濟朋友。一支派克筆值6000塊，相當於一個教授全年的收入。
01
上世紀40年代，周恩來在重慶領導中共南方局的外交工作。同一時期，費正清也在重慶，雙方有了不少接觸。
在重慶談判過程中，費正清居中協調，出了不少力。1946年1月，周恩來在重慶八路軍招待所辦答謝宴，費正清應邀出席。宴席上，周恩來帶頭唱歌，葉劍英用筷子敲打桌子和玻璃杯來打拍子，眾人跟著合唱。
當晚大家唱的都是延安流行的歌曲。等到共產黨人唱完，費正清這些美國人也想唱，他們想找一首雄壯的，卻發現美國當時的流行歌曲要麼甜滋滋要麼軟綿綿，最終挑了首南北戰爭時期的歌。
而在中共治理下的張家口，費正清看到的是“建立民主制，創建新生活”。中共軍隊協助農民幹活，幫助農民收糧食，組織互助種莊稼，辦農村合作社，跟農民交朋友。從張家口訪問回來後，費正清在美國刊物《大西洋月刊》上寫文章宣傳中共在當地實行的土地改革：
“一個旁觀者感覺到最觸目的一件事，是他們從中國農民最迫切的需要——經濟改善，這是作為他們立黨的基礎。”
費正清還提出預言：在蔣介石跟毛澤東之間，雖然我們竭力支持前者，但中國人最終可能選擇後者。他開始在給華盛頓的報告中勸美國當局擴大跟共產黨的交往。後來事情的發展印證了費正清的判斷。
50年代蘇聯成功研製出原子彈，中國參與朝鮮戰爭，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如火如荼，這些引發了美國方面的恐慌，他們認為杜魯門政府因為畏懼蘇聯的軍事力量，不敢援助蔣介石政府，導致美國“丟失中國”。麥卡錫為首的共和黨人甚至說，美國國務院潛伏著兩百多位共產主義間諜。
費正清成了其中之一，他被一個變節的蘇聯間諜指控是美共分子。臺灣方面也火上澆油，說有人在共產黨的花名冊上看到過費正清的名字。1950年，美國國務院把費正清降為顧問，聯邦調查局開始對他進行調查。
在針對費正清是否叛變的聽證會上，他一方面堅稱自己跟中共人士交往是為了瞭解中國革命，幫助美國政府制定更行之有效的對華政策；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違心地說：“共產黨人利用自由顛覆自由的手段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隱蔽、更狡猾。”
這些言論傳到中國，曾經中國人民的好朋友，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御用學者”、“正在變本加厲地歪曲中國近代史”、“美帝國主義的第一號特務”。
麥卡錫主義前後風行了五年，五年間美國的漢學研究遭到巨大破壞。40年代初，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博士論文佔世界的63％，麥卡錫主義流行後，這個比例下降到了41％，以費正清為代表的美國漢學家紛紛被扣上“中共間諜”的帽子，不少人在課上講授中國歷史前，得先宣誓效忠美國。
麥卡錫主義的流行讓費正清意識到，無知會引發恐慌跟敵意，“在中國問題上，辦教育是對付麥卡錫最好的回答。”
1955年，費正清跟同事創辦了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辦研究中心要錢，在費正清的遊說下，1955年，福特基金會開始為哈佛的中國經濟研究提供資金。1958年到1970年，美國各界資助中國研究的金額達到了4000萬美金，哈佛得到了550萬，這些錢幫助了260多名學者到哈佛做漢學研究，其中將近一半來自中國。
與此同時，費正清也想通了，要想在中美問題上有所作為，必須走上層路線，通過自己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柔性地推動中美關係發展。
1968年尼克松當選總統後，費正清提交了一份改善中美關係的備忘錄給尼克松，建議他派特使到中國，打破外交僵局。到了1971年，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訪華，為建交奠定基礎。
基辛格訪華前，有次在飛機上偶遇了費正清。費正清主動向基辛格介紹中國的“朝貢制度”，暗示基辛格，尼克松應該主動向毛澤東示好。只要尼克松主動提出訪華要求，毛澤東一定會同意會面。這個判斷給基辛格吃了顆定心丸。
後來基辛格評價這次跟費正清的會談，“改變了歷史”。到尼克松訪華時，費正清的著作《美國與中國》又被同時擺上毛澤東跟尼克松的案頭，成為雙方的參考書。
1979年，中美建交後，鄧小平訪問美國，費正清受邀參加國宴，與鄧小平同桌。在宴席上，鄧小平問費正清，您貴庚？費正清回答，72歲。鄧小平介紹自己74歲。費正清說，但您還有頭髮，我卻沒有了。鄧小平幽默回應，顯然，您用腦過度了。
為了這一天，費正清等了30年。
02
上世紀60年代，馬悅然從澳大利亞回到瑞典，創辦斯德哥爾摩大學漢學系。有一個學期，馬悅然本來打算給學生們講《左傳》，結果學生們都說，讀《左傳》還不如讀《紅旗》雜誌。馬悅然雖然有點不高興，但還是同意了。
學生們認為讀《左傳》不如讀《紅旗》，跟五六十年代“毛主義”在全球的流行脫不了關係。
60年代西方社會經濟停滯、政治體制僵化。與此同時，毛澤東說要“消滅三大差別”，有社會主義傳統的歐洲人覺得可以實現人人平等，很好；毛澤東說“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國內矛盾激化的美國學生搞起了女權運動民權運動；毛澤東說“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爭取”，亞非拉人民就拿起AK47和毛選投身民族解放運動，西方左翼媒體也對他們報以同情，紐約時報歷史上的一大黑點，就是他們支持過紅色高棉。
瑞典漢學家羅多弼那時候認為“毛澤東的問題某種意義上也是我們的問題”。五月風暴之後法國滿大街的毛氏翻領套裝。加州伯克利的左翼社團那裡毛選一書難求。不僅左派看，保守派也看，法國版《花花公子》的封面模特頭戴草帽跟紅五角星；學術界對中國的研究熱情也空前高漲。
當時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富爾布賴特在一次演講裡說，美國應當承認紅色中國。魏斐德聯合同學給《紐約時報》寫信支持富爾布賴特。信件發表後，魏斐德遭到了來自美國和臺灣的強烈反對。魏斐德沒想到，美國會支持國民黨，拒絕承認中國大陸。
也就是在這一年，羅多弼在電視上看到漢學家高本漢講20世紀初他在中國的經歷。這是羅多弼第一次聽人說起中國。幾年後，他代表瑞典去美國參加一個學生交流活動。羅伯特·肯尼迪接見了羅多弼。羅多弼問對方，為什麼美國不和紅色中國建交？
肯尼迪說美國只承認那些遵守聯合國憲章的國家。羅多弼對這個回答不怎麼滿意，他想，中國是那麼大的一個國家，美國也是那麼大的國家，這兩個國家怎麼能彼此視而不見？為了瞭解中國，羅多弼也開始跟著高本漢的學生馬悅然研究中國。
跟美國瑞典不同，早在50年代，日本學界就掀起了漢學熱。
1951年，田仲一成考入東京大學時，第二外語選修中文的學生一年也就六七個，第二年一下子就變成了15個。當時日本人看到新中國的強大，希望通過學習中國打開日本的將來，日本共產黨成立了“山村工作隊”，到東京大學放映中國電影，宣傳革命運動。為了瞭解新中國，本來學法學的田仲一成改學了中文。
不過雖然60年代漢學研究成了潮流，但由於中國的封閉，西方人能接觸到的中文資料十分有限，這個局面到70年代才有所改善。
1972年，費正清應周恩來之邀訪華。在宴席上，費正清告訴周恩來，中國有必要派遣學者、科學家到美國學習研究。周恩來同意逐步恢復兩國的學術交流。1972年，由美國學者發起的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開始組織美國代表團訪問中國，資助兩國學者到對方國家進行學術交流。
隨著中美關係逐漸正常化，中國學術界的大門也敞開了。70年代初，美國中央情報局首次解密了一批二戰時期上海警察局的檔案，引起了魏斐德的興趣，他想在中國找到相關檔案，但中方不願意公開。
幾年後，魏斐德在中南海跟毛澤東的私人秘書吃飯。魏斐德告訴對方，他想研究上海警察記錄，寫一本關於蔣介石國民政府在30年代治理上海的書。這頓飯之後的第三天，魏斐德得到了里根政府的支持，被允許進入北京國家檔案館，複印相關的中國檔案材料。
跟官修國史相比，美國漢學家更注重對檔案、地方誌、契約文書、譜牒、志書、賬籍、信札、小說的研究運用。在《王氏之死》裡，史景遷引用了1673年的《郯城縣誌》、郯城知縣黃六鴻的私人回憶錄跟筆記、甚至還有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等材料。其中文藝作品的運用大大增強了歷史著作的可讀性跟生動性。
美國人不止影響了中國人對史料的認知跟運用。1974年魏斐德首次訪華，當時國內正在搞批孔運動，有年輕人看了魏斐德的《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問魏斐德：你怎麼能說我們的毛主席受到一個儒家學者的影響呢？
90年代魏斐德寫了《上海警察》裡提到了汪精衛。那時中國朝野對汪精衛的看法就是大漢奸，但魏斐德提出了疑問：汪精衛的特務頭子李士群怎麼會定期向中共、向潘漢年通報情況？
這都影響了中國同行們。上世紀90年代，葛劍雄寫《中國移民史》，在遼宋金元卷引用的材料就包括政書、雜史、類書、筆記小說、方誌、宗譜、詩文集等各類文獻近400種。
八十年代中期，隨著中美學術界的交流跟國內學術風氣的開放，大陸研究胡適的專家隊伍不斷髮展壯大，宋劍華、沈衛威、胡明、耿雲志等人開始客觀地看待胡適的價值跟地位。九十年代還出現了以胡適為專題研究對象的刊物。
在中美建交的背景下，七八十年代的赴美的留學生也漸漸多了起來。他們的出現影響了美國漢學的研究方向。李歐梵六十年代就到哈佛大學，他在課堂上就忍不住向費正清開炮，“為什麼你書中關於義和團的論述基本上都從西方傳教士的立場出發，義和團的“拳民”都是沒有嘴臉的暴徒？最後，在臺灣讀書長大的李歐梵毫不溫良恭儉讓，反而有大陸當時同齡人“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風采，大聲質問費正清，
“你的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人在哪裡？”
沒想到費正清聽了之後，毫不生氣反而連連點頭，說自己也感覺到這個缺點，正想說動史華慈和他合作另寫一本教科書。
1984年柯文寫了《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正式宣佈把費正清的“衝擊-反應”模式丟進故紙堆。第二代的漢學三傑都非常注意在自己的作品中避免“西方中心論”的思想，更注重從區域變化了研究中國“現代性”發展的問題。
80年代葛劍雄前往芝加哥大學拜訪何炳棣。何炳棣開車帶他去中國城餐館吃晚餐。路上葛劍雄想起來有本書要送給何炳棣，何炳棣一看，誤以為葛要送禮：“國內來的人就是喜歡搞這一套，我最不歡喜人家送禮。”說完何炳棣停車，“既然這樣，今天的飯不吃了，帶上你的禮物回去吧！”葛劍雄趕緊拿出書，放到何炳棣面前，何才轉怒為喜，“很好，這本書我要的”。
在何經常光顧的中餐館，何炳棣點了一道溜魚片，勸葛劍雄多吃。“這裡的魚很新鮮，沒有刺，但其他餐館沒有這家做得好。”後來每次葛劍雄去何炳棣家，何炳棣都要開車接送。
八九十年代是中美關係的黃金年代。在學術上，去政治化迴歸學術傳統是主旋律；在路徑上，以中國社會為中心尋求“現代性”也成為雙方共識。大家不僅有心照不宣的默契，還有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的朝氣，就像孔飛力所說的，
“中國現代國家的規劃是否能夠超越狹隘的基礎和僵化的中央集權而獲得實現？這是一個只能由時間來回答的問題。現在，許多中國人相信，這是能夠辦到的。”
雖然大門打開後，美國人給中國的歷史研究帶來了一股春風，但中國人對美國人的批評指教，也有不少。汪榮祖就批評過史景遷學術不精，《近代中國之追尋》裡，誤把“西洋樓”當作圓明園，還把圓明園說成是傳教士興建的；《康熙自畫像》中，虛構康熙對白，既不符合中國政治文化，也不符合史實。
汪榮祖還說了，史景遷的《康熙自畫像》賣得那麼火，不是因為他把康熙寫得好，而是他筆下的中國皇帝符合西方讀者的閱讀口味，他對康熙的評價也帶有西方人的成見。在汪榮祖看來，史景遷的作品沒譯成中文的必要；周有光更是直接：史景遷不懂中國。
汪榮祖對史景遷的批評，其實是批評第二代漢學家骨子裡仍然未脫的“西方本位”，按照西方標準的“現代性”設置議題。
德國人顧彬也對美國人說過，“美國的學術、特別它的漢學經常會接近美國的意識形態。如果作為漢學家從德國移居美國的話，一般來說就要拋棄典型的德意志形上學，將就著提一些小的問題而已。”
顧彬對自己的德意志形上學是很驕傲的。這種驕傲後來也讓他對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充滿了失望。黑格爾說過，一個沒有形而上學的民族就像一個沒有高僧的寺廟。
本位問題埋下了中外歷史學家分道揚鑣的種子。日本的漢學研究一直位居世界前列。60年代中國沒開放時，費正清還要飛到日本，向東京大學的同行討教。在日本漢學界，也存在因為“本位問題”導致的爭論。
東京大學是日本漢學研究的大本營，繼承了“日本本位”的研究傳統，所做的學問是“為了日本人的漢學”；另一個大本營是京都大學，京都大學強調採用跟中國一樣的研究方法，甚至在身份認同上向中國人靠攏。
京都學派的代表人物吉川幸次郎和倉石武四郎留學北京時，都穿著青衫，戴著中國帽子。有日本人賓客訪問他們，兩位教授向日本賓客說到日本時，就說“貴國的某某”；而說到中國時，就說“敝國的某某”。
03
“作為這樣一支力量的中國將勢必不再是美國的戰略友邦，而成為它的長期的敵人。”
在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的背景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傅高義站出來了，《衝突》的結論是建立在對事實缺乏分析的基礎之上的，是一種錯誤的導向。關鍵時刻，還是這批漢學家為我們說了句好話。
從費正清時代開始，美國漢學家在中美友好問題上不遺餘力地奔走呼號。這個傳統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
1998年，克林頓訪華。在晚宴上，他被人介紹了認識了一位青年政治學家，介紹人用毫不吝惜的溢美之詞狠狠誇了一把那位青年政治學家的學術能力。為了不落下風，克林頓向也向他的中國同行科普起了哈佛大學教授，《文明的衝突》一書的作者亨廷頓。
1996年，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憑藉《文明的衝突》一鳴驚人。在書中，亨廷頓認為，伊斯蘭文明跟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有很大差異性，未來世界的衝突將是由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間衝突引起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應當限制移民遷入。
亨廷頓的觀點一發表，就招來不少批評。一方面，冷戰剛結束，不少西方人士認為自由民主是未來社會的主旋律，亨廷頓的話實在不討喜；另一方面，被他擺在西方文明對立面的伊斯蘭文明中的人們，自然沒法接受。
911發生後，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提出的預言被一一應驗。他指明瞭美國可以集中動員軍事力量以應對伊斯蘭文明造成的威脅，甚至為美國入侵伊拉克提供了含蓄的理由。
出於對伊斯蘭文明的恐懼，亨廷頓的學說被伯納德·路易斯為首的新保守主義重新發揚光大，甚至影響了美國對中東地區的外交政策。美國副總統切尼就說過，“在新的世紀中，政策制定者、外交官、學界和新聞媒體每天都在追尋路易斯的智慧”。
911事件不僅讓亨廷頓的地位水漲船高，還帶動了美國學術界對伊斯蘭問題的研究熱情。
2000年至2009年，美國成立了10個伊斯蘭教研究中心，其中8個成立於911事件之後；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的博士論文涉及伊斯蘭教的不到1％，到了2004年，一度達到了5％；北美中東學會成員中，研究伊斯蘭教的在1984年佔24％，2008年猛增到37.6％。
與此同時，中東國家跟中東裔社團對美國中東研究的資助也在不斷增加。2005年，伊朗裔企業家法裡鮑茲·馬西赫捐了200萬美元，用於在加州大學設立波斯研究和文化中心。不過雖然美國國內的伊斯蘭研究如火如荼，卻沒產生一個為雙方和解而奔走的“費正清”式人物，反倒是新保守主義人士成為了美國總統的座上賓。
2003年4月，布什提名丹尼爾·派普斯擔任美國和平研究所理事。丹尼爾·派普斯是美國在伊斯蘭領域的專家，他主張美國現在不應再區分所謂“好的伊斯蘭主義者”和“壞的伊斯蘭主義者”，而要對付所有的伊斯蘭主義者。
布什的提名遭到穆斯林的發對，穆斯林民權機構美—伊關係委員會在全美髮起大規模的簽名抵制活動，布什不得不推遲任命。但胳膊擰不過大腿，當年8月，派普斯還是順利任職。
在伊斯蘭問題上，美國國內也有學者主張應該增進寬容，互相理解。美國宗教學會主席埃斯波西託在2010年出版了《誰為伊斯蘭說話》，他認為“伊斯蘭恐懼症”妨礙了西方與穆斯林世界建立和發展良性正常的關係。穆斯林和西方國家的衝突不是文明的衝突，而是由於西方不當的政策造成的。但是911之後，新保守主義的聲音成為主流。
這導致了雖然二戰結束的第二天，中情局就開始資助伊斯蘭宗教人士，伊斯蘭極端勢力中的一部分甚至在整個冷戰中成為美國的盟友，但是蘇菲主義的伊斯蘭知識精英和美國精英之間的心靈共振是微弱的。從東方學開山祖師薩義德到埃斯波西託，從來沒有人像費正清那樣能夠深介入中美兩國的政治，影響兩國的外交政策。
在為美國國內漢學研究奔走呼號上，費正清“尤其精通如何操縱權力”，知道怎麼為東亞研究中心募錢，還得了個“學術企業家”的外號。但1972年，費正清從哈佛退休後，資金來源就成了哈佛漢學研究的一大問題。
到60年代末，美國國內在中國研究的資金來源逐漸消退。福特基金會在1966年中止了對中國研究新項目的資助，把投資目標轉移到了美國國內都市問題跟少數民族問題上。國防教育法為1971年到1972年度的外國語言和區域研究的財政資助比上一年減少了一半。
在費正清退休的這一年，傅高義接替費正清成為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
“我必須承認，1973年當我接替費正清成為東亞研究中心的主任後，我發覺這並不是一份輕鬆的工作。中國研究領域獲取基金會資助的十五年光榮歲月已無可奈何花落去。”
漢學研究沒落了，60年代成長起來的第二批漢學家也相繼離世。2006年，魏斐德去世；十年後，孔飛力去世。“北美漢學三傑”中，僅剩一個史景遷。
1996年，美國漢學家羅友枝在全美亞洲年會上發表演講，認為清朝能夠成功統治近三百年，是因為清朝統治者沒有放棄自己的滿洲認同，同時大膽利用中原文化、藏傳佛教等多種手段，統治了一個多民族帝國。在羅友枝們的觀點裡，清帝國不能等同於中國，中華民族也不過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
這一觀點的意識形態符合美國冷戰後“文化相對主義”盛行，社會多元化加深的大環境。成為美國衰微的漢學這些年的一大亮點。但是削弱國家認同的意識形態在中國並不受歡迎，新清史的談論剛一抬頭就遭到了中國同行的迎頭痛擊。
社科院組織學者發文說新清史的研究者，“肆意歪曲清史，挑撥滿洲與漢族的民族矛盾，旨在分裂中國”，是帝國主義霸權。社科院對新情史的反駁，用卜正民的話來說：
“中國的歷史學家尋求理解中國歷史，因為他們關心構成今天中國的種族或民族身份認同的基礎。”
這一次我們的歷史學家，顯然不會再迎合西方漢學家的觀點。幾乎在新清史濫觴的同一時間，主管科技的國務委員宋健出訪非洲，參觀盧克索遺蹟時，得知埃及的斷代問題已經基本解決，法老們在位年代可以精確到數年以內。不久之後，宋健在一次會議上提出，實施“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開始。國家科委撥款900萬，另外財政部每年再撥款100萬，由21個學者、國內三大天文臺、三座博物館、12個研究所、14所大學參與其中；涉及考古、歷史、天文、古文字、自然科學等專業；國家科委副主任鄧楠為領導組組長，小組成員由七個部委領導組成，據說連辦公室秘書都是博士後。
國家對這個工程這麼重視，是有原因的。中國人老說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曆史，但有考古證據的歷史只到殷墟。五千年曆史一下子就少了兩千年。
為了找出夏朝的遺蹟，考古小組正式在河南省二里頭掘地三尺。四年後，考古小組發佈了《夏商周年表》。但這個年表引發了斯坦福大學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職研究員蔣祖棣對C14測年準確度的質疑，
“工程存在許多問題，因為其動機在於誇耀中華民族。它主要是一個政治工程而不僅僅是一個考古工程。這些年代將被看作是由中國政府宣佈為正確的年代 ……”
民族主義的治學理念一旦開弓就沒有回頭箭。
2012年，一位行將退休的老領導到深圳視察，在參觀某基因測序公司時發表了要研究人類起源一元說還是多地起源說的指示。幾個月後，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文章，“唯物辯證法認為，多樣性是世界的本質，多地起源說更符合辯證法的規律，中國人應該屬於進化較早的人種”。
雖然分子人類學手段已經讓“走出非洲”成為共識，人類學家們目前只是對走出非洲的時間、批次和影響有分歧。但是最早提出“文化自信”的老領導還是給出了結論，“只要進一步加強組織領導，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完全可能在泥河灣考古研究方面出現重大突破”。
2016年，自然雜誌刊文《中國正在改寫人類起源學說》，講述中國近年來每年投資數千萬美元，通過化石發掘突破分子人類學設下的既定框架，試圖論證中國這片土地獨立進化出智人。
在自然的這篇文章中，部分西方學者認為這是一種受到民族情緒驅動的科研熱情。這是他們無法理解的。卜正民曾經對他的中國同行說，中國的歷史學家也可以擁有這種沒有民族義務的自由。
但是這種想法顯然是不切實際的。這些年，甚至西方的學者都要越來越頻繁地在“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和“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之間做出艱難抉擇。
面對社科院的指責，新清史研究者歐立德曾經很努力為自己辯解，“新清史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敘事，它沒有政治企圖”。但是歐立德漸漸發現沒有人願意認真聽他的話了。
後來老頭子也想明白了，把社科院抨擊新清史在搞新帝國主義史學的頁面打印出來貼自己辦公室門口，手寫了一個“新帝國主義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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