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上位者”哲學——面對“變局”,不做壁上觀!

面對“變局”,不做壁上觀

曾國藩的“上位者”哲學——面對“變局”,不做壁上觀!

“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天。”時代的任何“變局”都可能成為我們改變人生軌跡的契機。

任何一種新舊“體制”及政策的轉換都可能成為我們個人營造發展舞臺的“好風”。

任何想有作為的人,都必須順應時代的發展,聽從時代的召喚。如果墨守成規,拘泥舊的體制束縛,就難以成功。曾國藩在京時以理學家自居,理學講孝道。按禮制的規定,曾國藩無論時局發生什麼變化,他都應該在家鄉為母親守喪3年。但儒家禮法也有變通的辦法,即當確實需要時,為官者可以不必等到守喪期滿就去任職,這被稱為“奪情”。後世這種“移孝作忠”的事雖屢見不鮮,但當事人仍要遭到士人的白眼。明代宰相張居正的“奪情”,曾引起朝政的大波瀾,以至於張居正成為言官們攻訐的對象。清代康熙時期,大學士李光地也有一次“奪情”,時人也爭相攻擊他,並說這是李光地的平生三大恥之一。因此,當曾國藩最初接到湖南巡撫張亮基請他出山時,他委婉堅拒。當咸豐帝的硃諭詔示他時,他也三緘其口。為什麼?這就是禮制的限制。

恰巧在這一天,郭嵩燾趕到湘鄉為曾母弔唁。縣令朱孫詒知郭與曾的關係非常,故不敢怠慢,立即傳官轎送郭嵩燾往曾國藩家。120裡的路,趕到曾家時已是深夜。兩人秉燭暢敘,當談及時事時,曾國藩說明自己要守制,不能出來主持團練。郭嵩燾則“力止國藩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時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絰從戎,古制也’”。郭嵩燾素知曾國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為己任,現在面臨“亂世出英雄”的機會,你為什麼不大大施展抱負,盡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來說服曾國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給標榜“忠孝”的曾國藩一個很好的臺階下,但曾國藩為了表示盡孝的“決心”,仍表示不同意。郭嵩燾又反覆與曾國藩的父親談“保衛家鄉”的大道理,曾父認為講得對,便把曾國藩叫到面前教訓了一番。曾國藩這才應允。但多日不見起行。郭嵩燾又同他的弟弟郭崑燾一同前往曾家勸說,但曾國藩卻以郭氏兄弟入幕參贊其事為先決條件,郭嵩燾只好答應。此後四年,郭嵩燾大部分時間都在曾國藩幕府中度過,成為湘軍初創、曾國藩 “大業”初起時的主要人物之一。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國藩抵長沙,開始著手籌練湘軍。

郭嵩燾後來敘述此事時,說曾國藩成就“中興”之業,他勸出山的功勞最大,當時曾國藩接到上諭後,具疏力辭,正準備派專使赴省城送奏摺。“束裝將行矣”的時刻,他趕到了曾家,極力勸說,結果曾“即時收回所具疏,定計赴省”,這大體上與事實相符,但時間上顯然有出入。如前所述,曾國藩於十二月十三日接到上諭後就寫了這個奏摺,已經抄好,但沒有發出。兩天之後接到武昌失守的消息,從情理上推論,只能使他更傾向趕赴長沙,決不會深更半夜的打發人去省城送這份奏摺。郭嵩燾所謂送信人“束裝將行矣”的場面,可能是事過多年記憶上的錯誤,更可能是郭嵩燾為了渲染自己勸說曾國藩出山的“功勞”而有意“記錯”的。除了“忠”“孝”不能兩全的矛盾外,曾國藩還是一個十分務實的人,他深知自己講理學、佐朝政尚可稱職,而對於兵法陣戰、練兵打仗可以說是個外行。而且,打仗是人命關天的事,與寫寫文章不同。尤其是現在朝廷讓地方鄉紳自籌餉項,而自己平素所交之人,大多貧寒之家,拿不出銀子,就招不到兵、勇。因此,當鄉間名流好友及巡撫大員一再請他出山時,他最初均表拒絕。咸豐二年十一月,他寫信給劉蓉,解釋遲遲不赴團練局的原因:

國藩之所以遲遲赴局暗諸君子之後者,蓋自七月二十五聞訃,至十一月初五始克釋縞素而更墨絰!。若遽趨縣城,既不可以縞素而入公門,又豈可竟更墨絰!,顯幹大戾。且局中要務,不外訓練武藝,催收捐項二端。國藩於用兵行軍之道,本不素講,而平時訓練,所謂拳經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麥之不辨。而側聞石樵先生之膽勇,及左右與羅山、趙、康、王、易諸君子之講求切實,國藩寸衷自問,實不能及十分之二三。至於催促捐項,無論斬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門,即使冒爾從事,而國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實之家,其稍有資力者,大抵聞名而不識面,一旦往而勸捐,人將有敬而遠之之意,蓋亦無當於事理。是以再四躊躇,遲遲未出。

曾國藩的“上位者”哲學——面對“變局”,不做壁上觀!

曾國藩辦事講究條理,往往從最根本處講求。讓一個身帶墨孝的人出入鄉紳富戶之家,是對先人不孝,對他人不恭,況且,他的“人力資源”對於籌集餉項可以說沒有大補。但是曾國藩又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人。他對劉蓉說:“國藩居湘鄉之土,為湘鄉之民,義不可不同心合力保護桑梓,擬於百日之後前赴縣門,以明同舟共濟之義。”隨即提出自己的意見:“鄙意以為壯勇貴精而不貴多,設局宜合而不宜分”,認為“但得敢死之士400人,則固可以一戰。”

十二月十五日,曾國藩又給他的內兄歐陽秉銓寫去一信,請他前往京師,幫助將家眷接回湘鄉,他還說自己在家服喪僅滿4月,家中諸事尚未料理,此時若立即出山辦理官事,則不孝之罪滋大。

且所辦之事亦難尋頭緒,若其認真督辦,必須遍走各縣,號召紳耆,勸其捐資集事,恐為益僅十之二,而擾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認真,不過安坐省城,使軍需局內多一項供應,各官多一處應酬而已。

再四思維,實無裨於國事,是以具折陳情,懇乞終制。

為了取得昔日友好對他內心苦楚的理解,他還將折稿寄到京師,請內兄轉交。

相好中如袁、毛、黎、黃、王、袁、龐諸君,儘可令其一閱。

此外如邵蕙西、李少荃、王雁汀、呂鶴田有欲閱者,亦可一閱。

蓋欲使知交中諒我寸心,不必登諸薦牘,令我出而辦事,陷於不孝也。

由此可見,曾國藩對出山辦團練的困難考慮得十分細緻、具體。這也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務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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