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2016年底研究制定2017年國民經濟計劃時，對2017年的前景是充滿擔憂的。現在大家都知道，2017年中國經濟錄得了6.9%的增長，比上年提高了0.2個百分點，但年初我們確定的是6.5%左右的預期目標，當時為什麼要定6.5%左右而不是6.5%以上？實際上就是感覺6.5%有難度，當時很多金融機構的宏觀經濟分析師也都是持這類觀點。現在來看，我國經濟增長不僅超過了年初預定目標，而且從就業、CPI、國際收支的組合來看也是不錯的，就業新增了1350萬人，CPI溫和上升1.6%。
取得這麼好的增長，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2017年中國的出口明顯好於預期，因為中國2016年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0.4個百分點，但是2017年出口對增長的貢獻是正的0.6個百分點，提高了一個百分點，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原因。
中國的產業結構也呈現了積極變化，從大的產業結構來看，服務業的比重在進一步上升，增速也是明顯快於其他兩個產業。為什麼是一種好的結構優化呢？因為從國內的消費需求來看，服務業領域消費需求的收入增長彈性是明顯高於1，有的甚至是2以上，有更旺盛的消費需求。產業供給結構與消費結構的這種互動關係形成了一種比較好的吻合，這是一種積極的結構性變化。從工業內部結構來看，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比上一年有所加快，而且這種加快是建立在效益相對較好、有實質性改善的基礎上，工業產能的利用率比上一年回升了4.2個百分點，達到了78%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增長了20%以上。當然，利潤的提高也有一些結構性問題，就是上游原材料領域的利潤比較高，有的行業利潤增長了好幾倍，但是中下游工業企業的利潤還並不是很高，帶來了上下游之間利益結構分配上的一些問題。比如說最近反映出來的煤電之間的矛盾就是這樣的，因為煤炭價格漲了很多，但是電價沒有漲那麼多，當然這裡的原因，主要是煤電價格聯的機制還不夠完整。這種利潤在不同行業之間分配的不平衡，會對未的投資結構產生一些影響。
消費是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過去幾年裡面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和作用是在逐步加大的，最終消費在去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58.8%，雖然比上年下降了7.7個百分點，這主要是因為出口貢獻率上升導致的，但實際的消費增速並不低，以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為代表的消費增速一直比較高，而且也比較穩定。過去我國消費貢獻比重偏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投資增速過高和出口比重較高，這在特定時期的模式下未必是壞事。中國今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會進一步增強。
從固定資產投資來看，製造業的投資比上一年貢獻有所提高，房地產投資的作用是下降的，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速還在20%左右，還是一個比較穩定的高增長態勢，所以政府投資對支撐整個投資還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民間投資的回升有積極變化，但它的佔比並沒有提升，還進一步下降了，所以民間投資偏冷的狀況並未改變。
從供給側改革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了積極進展。去產能取得了明顯進展，一些重點行業供需關係在發生改變，產能利用率有所提升，政府確定的去產能任務也得到完成。從去槓桿看，整體的槓桿率雖然還在上升，但企業的槓桿率有一點點下降，整體槓桿率上升的幅度比過去有所下降，這說明這兩年政府在控制槓桿率上升過快方面是取得了積極進展的。在降成本方面，企業運營成本也有所降低，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的成本84元，下降了0.25元；減稅也有進展，儘管媒體上有一些不同的聲音說中國並沒有實質性的減稅效應，但是最近樓繼偉理事長的講話我覺是有道理的，按他的分析減稅還是有一定的積極效應，稅收的增速是低於名義GDP增速，他認為這是一種減稅效應，我認同樓部長的分析和結論。
所以我們說，2017年經濟運行的態勢，從增長速度來說明顯好於年初預期，從結構轉換來說，也取得了新的積極變化，為2018年經濟增長奠定了良好基礎。這是我們對2017年的基本評價。
2018年中國經濟能否實現平穩增長，取決於我們能不能夠穩妥防範並化解各類風險。
2018年全球經濟有可能延續向好的態勢，2017年國內供需兩端的積極變化增長具備了向好基礎，國內要實現高質量發展要靠推進市場化改革來保障，需要高度關注國內如何穩妥防範並處置面臨的幾大風險，用大智慧來處理好中美貿易投資領域的可能爭端。
從國際環境來看，全球經濟向好的態勢似乎是可以延續的，IMF最新的預測結果把2018年美國的經濟增長預期從2.3%提高到了2.7%，並對2019年延續了相對積極樂觀的預測。從歐盟來看，歐盟最新公佈的結果，2017年增長速度達到了2.5%，這是相當不錯的一個增長速度，好於IMF對歐元區的預測。從德國、法國，甚至西班牙來看，都表現出積極復甦跡象，2018年歐盟的表現會比IMF目前預測的2.2%的預測要更好些。所以外部經濟環境2018年對中國相對是比較樂觀和有利的。我們要面臨的問題是主要是我們如何做好自己的事。
第一是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在不斷地加劇，處理好這個問題是沒法迴避的。第二是中國還要繼續去槓桿，而且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明確了去槓桿是2018年防金融風險的重中之重，這裡面有兩大任務，一是居民的槓桿率快速上升，二是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問題。第三個問題就是怎麼去穩妥有效化解各類金融風險。
中美之間到底有什麼問題呢？特朗普上臺之後，已經明確把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而且一點都不含糊。他指責中國採取一系列的掠奪性經濟政策，來謀求對美國的競爭優勢。我記得特朗普總統說過一句很直白的話，他說中國通過貿易從美國得了那麼多好處，主要是持續的貿易順差，佔了美國的便宜，但是中國還老是在一些問題上和美國作對，他認為一些全球性的問題上，中國不幫美國，所以美國需要對中國採取措施。特朗普是一個商人，是實用主義者，他就是這麼算賬的，帶有重商主義的傾向。這就麻煩了，因為中國的一些政策也被認為帶有重商主義傾向，兩個世界性的大國如果都採取有重商主義傾向的政策，就會對全球自由貿易體制帶來損害，所以貿易摩擦可能是中美之間在新的一年要處理的一個難點。中美之間的貿易順差，在過去五年一直都在2000億美元之上。
當然，對美國這樣一個具有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國家來說，貿易逆差是可以通過發行美元來平衡的，使貿易逆差成為美國的對外負債，美國人印鈔票，中國人不得不持有，美元不管怎麼貶值，中國人都得吃下來，美國實際上並不用特別擔心這個問題，所以貿易逆差似乎不應該成為美國的實質性負擔。我記得國際金融危機期間，標普把美國的主權債務信用評級給下調了，當時引起各方面很多議論，後來格林斯潘說了一句真正的大實話，他說美國是不可能出現主權債務違約的，因為美國只要印美元就可以了，這是美國最大的優勢。特朗普總統為什麼需要如此關注這個問題，可能是需要對美國工人階級有一個交待，因為進口多、出口少意味著就業機會的流失，這也算是重商主義的觀點。由於工人階級是美國很重要的一個政治力量，特朗普競選時對他們是有承諾的，所以他必須要採取措施來兌現競選承諾。
特朗普政府不久前啟動了大幅度的降稅計劃，目的是要營造一個更好、更低成本的營商環境，吸引實體經濟迴流美國，這種降稅會產生外溢影響，全球不少國家也都在掂量這種降稅的後果和應對舉措。對中國來說，我們面臨的挑戰可能更大，因為中國的稅制是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宏觀稅負雖然並不高，但我們的稅收主要來自企業。中國企業和美國企業相比，中國的企業所得稅是25%，美國降到了21%，中國比美國高四個點，但中國的企業還要交增值稅，美國企業是不用交增值稅的，增值稅是一種流轉稅，企業虧損時也要交。雖然增值稅具有抵扣鏈條，似乎可以通過抵扣等方式轉嫁出去，但實際上企業未必都能都實現全鏈條抵扣，因此也是企業實實在在的一個負擔。比如，我所在的城市和小城鎮中心作為一個智庫型事業單位，一年所交的增值稅就達到了800多萬，如果和我們的年產值比，比營改增之前5%的營業稅還要高。企業所得稅有“自動穩定器”的功能，有盈利的時候交，虧損的時候是不用交的。這是我國稅制一個很大的問題，不僅不能很好地實現稅收調節功能，還導致企業稅負偏重，影響企業的經營成本和競爭力。如果說我們不對這樣一個稅制進行全面調整和改革，那麼中國企業面臨的稅收環境比美國就要差很多。目前不少中國企業通過在美國投資，已經實實在在感受到了中美之間的這一成本差異。
第二，從債務槓桿來看，中國的企業槓桿率已經穩定並有所下降，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有所降低，但居民部門的槓桿率在迅速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非常快，居民部門的債務槓桿率從20%到50%，美國是花了40年的時間，中國只用10年的時間，在很短的時間內居民負債水平就大幅度上升，而且居民的消費信貸負債，還缺乏必要的資產抵押，這一塊一出問題，風險可能就會比較大。我國居民部門債務佔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經從2007年的不到35%提升到2017年年中的約90%，未來繼續加槓桿空間有限，所以居民如果想通過增加債務、提高槓杆率來擴大消費，空間並不大。
從地方政府債務看，存在幾個問題，一是一筆糊塗賬，不能準確地判斷地方債務規模到底有多大，有關部門的數據存在差異；二是地方政府債務的期限錯配，存在短債長用現象，償債流動性風險較大；三是最近開始經濟數據“擠水分”，一些地區GDP和財政收入都有水分，不得不擠，不擠的話可能會敞開新的風險。這也是中國地方政府債務比較複雜的一面。
第三，從金融風險來看，所有的金融風險根源都來自於高槓杆，目前我們整體槓桿率應該在250%左右，但也有不同的評估結果，有高也有低，儘管近兩年我們槓桿率上升的速度應該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總體上還在持續上升。另外，美國等主要經濟體經濟狀況好轉勢頭如果繼續鞏固，貨幣政策方向性的調整會更加堅定持續，對本國金融市場會產生影響並外溢到全球市場，風險外溢效應可能導致金融市場的波動。再就是我國信用風險開始逐步顯現，特別是銀行的不良貸款、債券市場的違約事件越來越多。四是影子銀行的業務監管難度非常大，而且影子銀行的資產配置風險可能比銀行信貸風險更大。五是一些金融機構的風險開始不斷顯現，非法集資、龐氏騙局、內部治理結構暴露出來的問題，都開始逐步顯現，原來在金融創新名義下開展的互聯網金融等問題，在有些地區也形成了局部性金融風險，當所有這些風險開始累積並同步爆發時，處理的難度會加大。
如何採取措施應對上述這幾個問題，是中國2018年經濟走勢存在不確定性的主要方面，到底我們在政策上應該怎麼辦，我也有四點看法。
第一，從財政貨幣政策的來看，總體上要保持政策取向的基本穩定。財政政策應該堅持積極取向、適度寬鬆，因為中國總體來看，即便是有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政府債務是可控的。我們不同於歐洲那些出現政府債務危機的國家，他們的債大多是用來搞福利花掉了，我們的債基本上是用來搞建設的，這些基礎設施建設本質上是一種資產，這些資產有些可能有直接的現金收入，有些雖然沒有直接的現金流，但也有間接的收益。比如一條城市地鐵修通後，地鐵兩邊的物業價格會上升，這樣的話也會帶來對政府收益的正效應。所以我覺得中國的地方債務問題主要是防範出現流動性風險，只要在控制總量前提下把握好借新還舊的力度，特別是保持一定規模的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力度，因為這些地方政府債券是用來做債務置換的，發行利率總體上是比較低的，比原來許多舊債的利率還要低，在財務上是合算的，規模和節奏如果處理的好，中國的政府債務問題是可控的。在貨幣政策方面，我同意要採取中性貨幣政策，但可能要中性適度趨緊。為什麼呢？一是要去槓桿，如果保持一個相對寬鬆的流動性環境，是去不了槓桿的，一定要有所收縮；二是2018年全球和中國可能都會面臨更大的通脹壓力，過去一段時期上游產業價格的持續上漲終歸要傳導出來；三是中國可能還面臨人民幣匯率預期從過去貶值預期向升值預期的實質性轉變，這有可能導致結匯的增加，因為過去在人民幣貶值預期下，企業都不結匯，所以中國過去幾年雖然貿易順差也不少，但結匯並不多，一旦預期改變的時候，企業有可能增加結匯，特別是收緊的資本管制放鬆後，更會引導企業結匯，這相應會增加貨幣政策調控的難度，因為外匯儲備增加導致的基礎貨幣投放會增加，這個時候貨幣政策要保持中性趨緊，收緊的力度甚至還要更大，當然這是我個人的一種看法。
第二，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看，核心還是要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讓市場對資源配置真正起決定性作用。十九大報告提出要質量效益優先，經濟學家們的實證表明，依靠過多的政府配置資源，質量效益是不會提高的，只有讓市場主體按照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引導資產配置，這種資產配置的效率才是高的，市場競爭後的質量也是更高的，所以說市場化改革至關重要。中國未盡的市場化改革內容很多，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讓各類要素——人、資本、土地、技術等，能夠在統一市場範圍裡面更自由高效地流動，這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基本前提，但我國目前限制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障礙依然不少。政府還要全力改善營商環境，加強對私人產權的保護，增強對企業家們的產權激勵，進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要積極考慮採取措施降低企業的稅負，考慮到系統性稅制改革涉及面廣，複雜性和難度都不小，稅改方案的設計和批准需要時日，至少可以先考慮適度降低增值稅稅率，實質性減輕企業的稅負，因為這是相對簡單的事情。
第三，在降低高槓杆和處置金融風險方面，需要注意避免急躁情緒。 主要是方法和手段問題，因為高槓杆和金融風險的積累非一日之功，所以降低槓桿率和化解金融風險，包括強化金融監管應對當前的各種金融亂象，也要有病去如抽絲的耐心和專業精細的制度設計，要防止把專業問題政治化。因為中央一旦把防範和處置金融風險作為一個重點工作，往往就容易帶有政治性，政治性的要求一旦下來，金融監管部門為了應付或者表現更好，容易忽視自己的專業性，特別是容易一哄而上，形成這種監管的共振效應，這種情況過去我們遇到過，對金融市場穩定具有不利影響，有必要避免這一情況再次發生。要做一些更有耐性、更專業化的監管應對措施，加強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監管協調和節奏安排，防止不同市場風險在短期內的相互傳遞。對政府債務違約和償債流動性風險的防範要未雨綢繆，防止地方政府債務的局部違約演變成區域性風險。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是一個大要求，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也應該遵循市場化配置資源的規則，不能無原則地給實體經濟貸款融資，這樣也會導致金融風險並降低金融資產配置的效益，有損儲戶和出資人的利益。金融有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但還要實現資產保值增值的功能，因為金融機構的很多資產並不是自己的資產，是儲蓄者和出資人的資產，所以金融資產配置有風險防範的獨特要求，這是金融不同於實體部門的很重要的特點。金融要弱化這種帶有價值觀要求的政治化前提，讓金融迴歸到它的本性，迴歸它基於市場配置金融資產這個最根本的基礎上去。
第四，從中美戰略性競合博弈關係看，我不主張把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作為鬥爭來對待，中美之間是一種大國之間戰略利益的博弈，這個博弈可能是我們這一代人必然經歷的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偉大博弈，因為這不僅是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和一個守成大國之間力量對比逐步發生變化的時期，這個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我相信我們這代人能看得到，而且還涉及到兩種發展道路及其成效的對比和競爭，所以對學者們來說也特別值得關注和考察。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知己知彼，要用大智慧和戰略耐心來開展中美之間的戰略博弈，防止這種博弈演變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用博弈思維化解矛盾就是要尋找共贏格局的納什均衡。中國作為對美貿易順差持有國，需要以更開放的姿態對美國公司開放市場，特別是美方具有優勢的服務業市場，在更大範圍加深中美之間的利益糾纏。我覺得中美作為兩個全球性的大國，在戰略利益博弈過程中，一定要為維護多邊自由貿易投資體制做出自己的表率，防止成為破壞性的力量，這也是全球性大國的責任。因為一旦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制被分割或破壞，對中國是不利的，對美國也是不利的。很遺憾的是，由於多哈回合談判遲遲不能取得進展，現在有這樣一種分化的趨勢，就是用區域性的高標準自由貿易體制來替代WTO這種多邊體制，這對中國非常不利。所以我個人覺得，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重要成員和世界貿易大國，我們在加入世貿後享受了多邊貿易體制帶來的紅利，但我們也要梳理檢討一下，看看我們到底在哪些方面的做法，不完全符合中國加入世貿所做的承諾，中國與市場經濟國家的基本標準到底有哪些差異，因為中國作為一個有較大貿易順差的貿易大國，需要在遵守和維護國際規則方面做出表率，否則就會給人留下把柄，說我們不是公平競爭。在今後多哈回合的談判中，我個人也不主張我國去代表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因為我們雖然自己強調自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是西方國家和很多發展中國家並不真正把我們當發展中國家來對待。我過去參加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時，專門負責產業政策和工業補貼的談判，記得當時跟美國人談判時，美國人就說世界上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有你中國這麼大規模的工業製造能力和出口能力，他們不同意我們完全享受發展中國的地位和優待，當然我們現在和那個時候比就更不可同日而語了。如果我們以發展中國家代表的身份來秉持談判立場，似乎要為發展中國家爭取利益，但那些發展中國家未必領你的情，而發達國家可能還覺得你不想承擔對多邊貿易體制的義務和責任，這對中國可能並不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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