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年 2 月 26 日清晨，日本少壯派軍人因不滿元老重臣、政閥和財閥的政策，由駐紮在東京、即將調往中國東北的陸軍第一師團部分青年軍官發動叛亂，佔領首相、陸相官邸和警視廳，刺殺了內大臣齋藤實、財政大臣高橋是清和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天皇侍衛長鈴木貫太郎身受重傷，首相岡田啟介及元老西園寺公望和牧野伸顯僥倖脫險。此次東京事變不僅關乎日本內政，而且對遠東局勢和世界秩序均有重大影響，尤以中、蘇兩國首當其衝。本文試圖以蔣介石為中心，考察以其為代表的國民政府對該事變的認知與反應，並通過對其外交政策得失之評判，從而管窺當時複雜的中、日、蘇三國關係及國民政府所面臨的困境。
▍二二六事變前蔣介石對中日形勢的研判
1935 年的中日關係，如同過雲霄飛車，上半年“中日親善”的高潮即閃而過，下半年則中日危機波濤連連。5月底“河北事件”爆發，局面即開始急轉直下，6 月底《何梅協定》簽訂，中央軍被迫退出華北，10 月以後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不斷製造所謂“華北自治”運動。隨著華北危機加深，蔣介石不得不重新審視“聯蘇制日”政策，決定重新解凍之前的中蘇聯盟提議，開始正式積極與蘇接觸，甚至觸及中蘇軍事同盟的議題。蔣於1935 年10 月18日向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暗示欲訂一軍事密約，並於1935 年底派陳立夫潛赴蘇聯，甚至有令鄧文儀聯絡中共等行動。但蔣“聯蘇制日”的想法，可謂全無基礎，直到 1935 年底中蘇互助協定的談判仍延宕未決。另一方面，當“華北自治”運動甚囂塵上之際，10 月 7 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也順勢推出“廣田三原則”，條條都是防堵中蘇結盟的預行步驟。
國民政府為了調整中日關係，延緩中日間的緊張情緒，爭取國內統一和國防建設的時間，在1935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全大會中，進行了政府改組。改組後的政府，行政院長由蔣介石親自兼任，內政部長由原駐日大使蔣作賓擔任，外交部長由張群擔任，軍政部長為何應欽，實業部長為吳鼎昌，鐵道部長為張嘉璈。這六個人均曾留學日本，與日本有些淵緣，明瞭日本政情。蔣介石這一安排，乃鑑於國際間對於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動，無法加以阻止和制裁，希望能運用這些人的對日關係，直接與日交涉。對日外交由原來的避免政府與政府之間的直接交涉，改為主動與日本外交當局談判的戰略，不採取地方談判的辦法，希望對中日關係有一個整體的調整，不再做零碎的談判。國民政府於 1935 年 12 月 27 日向日本提議，在南京舉行會議，調整國交。
對於南京會議，日本外交人員一方面懷疑國民政府的真意，另一方面又在原則上不反對，但前提是中國不能提出“恢復國權”等要求。日本軍部則對南京會議方案態度極為冷淡，認為: 1．中國政府對日本三原則仍未有具體表示，中國仍持目前態度，則會議毫無結果可言; 2．蔣就任行政院長以來，與汪相較對日態度冷淡，此時會議為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建立兩國平等原則，則日本認為目前毫無考慮餘地; 3．中國政府此次提案，無非希望由南京會議來牽掣“華北自治”運動，若國民政府或蔣介石不脫離國民黨，企圖與日本調整國交，實為不可能。
中日雙方均試圖調整兩國關係，卻因巨大分歧而僵持不下時，日本突然爆發了二二六事變，雙方基於不同考慮，均放緩了談判進程，呈現一定的觀望與試探狀態。從中國方面來看，蔣介石在處理中日關係問題時基本採取“以夷制夷”的傳統策略，國民政府最初採取避免與日本直接交涉，試圖將中日問題放在國際舞臺上解決。在企圖獲得西方國家干涉和有效援助的希望泡沫破滅後，蔣及國民政府深知中國尚無力單獨抗日，故嘗試改以直接交涉，企圖以中日親善的形式 “以拖待變”。蔣介石期待的變化大體可分為三個方面，其一是中國自身國防實力不斷壯大; 其二是西方國家態度的轉變; 其三即日蘇矛盾的惡化從而導致日蘇戰爭。蔣介石推斷日蘇戰爭難以避免，故而希望遊走在日蘇之間，甚至激化並利用二者矛盾。二二六事變對於蔣來說是一個可利用的好機會，因此要放緩交涉步伐，慎重考慮如何應對遠東問題。日本則因事變後政局不穩，被迫放緩中日問題的交涉。
▍蔣介石對二二六事變及遠東局勢的認識
1930 年代日本軍國主義不斷崛起，軍人干政現象日益劇烈，一連串的抗命、暗殺以及政變導致日本憲政體制不斷衰弱。從 1932 年五一五事件犬養毅首相被刺殺到1935 年永田軍務局長被暗殺，再到 1936 年二二六事變，反映了日本少壯派軍人的崛起和日本政府的失序狀況。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內政即和對華外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所以中國朝野對於日本局勢向來十分注意。蔣介石對於日本政局以及內部派系鬥爭亦一直甚為關注，對於日本歷次大政變，蔣日記中都有記載。1932 年 5 月 16 日，聞日本軍閥擊斃內閣總理大臣犬養毅，蔣認為“此為倭寇內政一大變動，其亂可立待，惟我之國防建設，更應提前，恐時不及也”。1935 年 8 月 12 日，日本軍務局長永田鐵山被刺死，蔣認為此乃 “倭軍內訌不可再加掩飾之起點”，故今後應注意 “倭情內部變化”，因“倭之所害即我之所利”， “倭之弱點即我之強點”，並在廬山會客，“討論倭情，至五時之久”。通過對日本情勢的研究，蔣認為“倭寇強迫必至，戰爭準備應從速完成矣”。忽聞二二六事變，蔣認為“倭寇此次政變至少可與我以三個月餘裕準備之時間，故六月以前可以儘量準備與外交之運用也”。對於日本歷次政變，蔣均視為危機與機遇並存。
蔣介石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乃因蔣與日本統制派、皇道派一直以來都有密切聯繫，且和國民政府對皇道派的認識有關。蔣和日本元老重臣、穩健派有順暢的溝通渠道，例如1933 年，日本重臣西園寺公望秘書與中國駐日公使蔣作賓約談，謂: “中本多願向好方面謀解決，現內閣或變動，將來政權決不在軍人或法西斯之手，中本從此擬指導輿論歸於一致，貴國政局亦由蔣公逐漸統一，以後交涉不難進行”。與此同時，蔣和少壯派之間也長期保持密切聯繫。在蔣日記中曾多次提到他和皇道派代表人物荒木貞夫的交往情況。在華北事件交涉中，國民政府認為皇道派表面上主張急進，實際上不願改變現狀，期望華北處於懸而未決的局面，好讓自身派系有更餘裕的空間。針對兩派之間的矛盾，國民政府認為有可利用的空間，表面上拉攏統制派，私底下卻寄望皇道派出面攪局，因皇道派每欲滋事，總帶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戰事似乎一觸即發，但最後中國所失往往不多。
雖然蔣介石對如何運用日本內部鬥爭早有思慮，但二二六事變發生後，究竟如何運用突如其來的當前形勢，使中國利益最大化，蔣仍是苦惱不已。“心神已覺疲勞矣，而對倭策動之運用未得其道，餘不敢自逸，思慮無已”。從蔣日記來看，蔣及國民政府一時似乎並無實際高明的主意和舉動。二二六事變發生後，因日本當局戒嚴封鎖消息，中國官方所得確切消息非常有限。從蔣介石日記對該事變的連日記載可窺知，蔣對該重大政變極為關注。蔣推測“倭之少壯派與元老派鬥爭，結果當歸少壯派勝利”，因此，“若不於其勝負未決之前，求得自立，則國危而亡矣”。對於日本政府如何善後，蔣和各國朝野均甚為關心，因為這關係到日本政局及外交的走向。最初日本呼聲最高的是由近衛、荒木、真崎合作組閣。3 月 5 日，廣田出面組閣，這一消息頗有些令人意外，但中、英、美等國輿論普遍較為歡迎，較近衛等人而言，廣田被視為穩健派的代表。而蔣介石對廣田內閣則抱有疑慮，“倭廣田組閣，其為和俄乎? 抑攻俄乎? 然而其對我國壓迫必益加急也”。因廣田最初組閣名單上穩健派仍佔支配地位，難免讓蔣懷疑廣田組閣是否有緩和日俄關係之舉。廣田初次組閣很快因軍部反對而擱淺，蔣“聞倭政府與關東軍兩相反對，廣田內閣擱礁矣”，懷疑其原因是“未能決定對華政策之故歟”。3 月 9 日，廣田新內閣成立，中國輿論多持消極評價，認為新閣為“軍部的傀儡”，必將“秉承軍部意旨，向中國加緊掠奪”。蔣介石卻認為“倭閣果以對俄強化為條件”，並自詡“所料不誤也”。可見輿論關注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對中國的威脅，蔣雖也有此擔憂，但又有微妙不同。蔣更關心日蘇開戰的可能性，對以蘇聯為目標的少壯派佔據優勢持樂觀其成態度，甚至有幸災樂禍之感。
蔣介石與一般輿論對廣田內閣的不同認知和態度，是由各自對日蘇開戰可能性的判斷所致。儘管各方都認為二二六事變將導致中日、日蘇關係更趨惡化，但是否會導致日蘇馬上開戰，則分歧甚大。東京事變以後，有不少人以為日蘇戰爭不久就要爆發。但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 “日俄戰爭尚非其時”，更有學者指出，日蘇戰爭是“日本的煙幕彈，或者也可說是日本的騙局”。對於國人的此種看法，蔣介石並不認同。實際上，蔣對日蘇開戰抱有很大期待，認為“夫倭俄之戰爭以理測之，猶兩虎食人而鬥，當迫在眉睫矣。而有人猶以為歐洲無事，則倭俄不至戰爭，此固亦有一部分理由，殊不知倭寇迫不及待，正欲以東方之戰而挑起世界大戰，惟俄陰險尤甚，其心意可知，其行動則不易測，吾中國更宜慎之又慎也”瑏瑠。
▍蔣介石的外交因應
在遠東局勢上，中、日、蘇三國關係就像一個連環鎖，牽一髮而動全身。聯蘇、聯日還是中立? 這是蔣介石及國民政府一直以來根據遠東形勢及世界局勢變化而不斷思考、必須小心翼翼處理的大問題。蔣深知作為一個弱國，在尚無力與日本對抗時，稍有不慎就會使中華民族陷入深淵。
日本政府自 1907 年頒訂《國防方針》以來，其間雖四次更改國防方針，但蘇聯一直被其列為首要、次要假想敵。蔣介石對日本國防政策長期觀測的結論是日本陸軍以對蘇作戰為目標，海軍以對美作戰為佈局。因此，如何促使日蘇先戰，以及日蘇戰爭爆發時，中國應採何種應付之道，是蔣在其日記中反覆思量的問題。例如，1934 年 8 月 14 日蔣寫道: “倭俄戰息日急焦灼萬狀，其將何以處之? 應先與倭說明中國參加戰爭必在統一全國以後，否則魯莽參戰或強迫被動，則中途政府必倒，中國大亂，倭派兵鎮守，實於倭多不利。”8 月 17 日，蔣又明確提出: “如能不參加日俄之戰，維持中立地位，則民族復興即在此十年之內，否則萬不得已受敵來攻，則亦取單獨作戰方式，而不加入其中任何一方，留有自由旋轉之餘地，此為處今戰時之道也。”倘若中立不能成立，蔣傾向與日本親善。11 月 27 日，蔣稱: “應急與倭寇乘機諒解，以促進倭俄之衝突。” 1935 年，蔣甚至開始認真考慮中日結盟的可能性，“歸還東北，則與之公開同盟”。蔣期盼能借日蘇開戰之機，日本有求於中國之際，順勢要求歸還東北失土。
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在尋求與日親善，甚至考慮與日結盟的同時，日本軍部對中國華北的侵略卻日益加深，蔣不得不同時將目光轉向同樣受日本威脅的蘇聯。為了拉攏蘇聯，1935 年 10 月 18 日在蔣介石與孔祥熙會見鮑格莫洛夫時，孔甚至告訴蘇聯當事人關於日本人堅持與中國簽訂反蘇軍事協定的中日交涉秘密。孔企圖通過此舉來顯示中國與蘇聯結盟的誠意，其實也是告誡蘇聯，中日並非完全沒有達成妥協的可能性。蘇聯為了牽制國民政府，對中國抗戰願意給予力所能及的支持，但拒絕與中國建立軍事同盟。直到二二六事變發生後，蘇聯仍認為難以與中國締結互助條約。蔣亦察覺到“俄與共態度漸冷”，故“應再觀其後”。二二六事變後，蔣介石認為日本軍部矛頭必首指蘇聯，因此“俄方或亦更為著急”。因日本目的在於“攻俄而制華”，從這個意義上，中蘇為命運共同體，顯然有聯合的可能。但蔣又擔憂聯蘇的後果，“華俄如協定果能使倭屈服乎? 抑強其速攻乎?”而且中蘇關於簽訂互助協定的商議並不順利，尤其在處理中共問題方面，兩方分歧明顯，所以蔣決定對蘇態度為“在晉匪未受打擊以前不與之商討一切”。蔣介石與蘇簽約的意向不似之前積極，雖有雙方在處理中共問題上未能達成妥協之誘因，但更重要的是蔣基於對日蘇開戰可能性的推測，從而做出的外交決定。3 月 1 日，蔣日記中寫道: “倭寇政變之新成分促成倭俄戰爭，可使其關東軍向俄挑戰而不待中國問題解決之後乎?”3 月 2 日，蔣考慮日蘇戰爭爆發，在日本有求於中國的情況下，“應以承認我東北主權與不訂防共協約為要點。對倭以對俄為主題，以少壯派為對象，以冀察問題為要點。”實際上，這也符合蔣長期秉持的思想，即促使日蘇先戰，中國儘可能中立，若不成即傾向親日。1936 年 3 月 7 日，德國軍隊進入萊茵蘭非軍事區，德法矛盾進一步升級，基於法、德、蘇三國關係，蔣介石又開始懷疑日蘇戰爭可能不會馬上爆發。“法德不即戰乎? 倭人待俄德戰爭之機乎?”但蔣轉而認為廣田新內閣以對蘇強化為條件，“若俄倭三月之內不啟釁，則倭之內政必起更大之革命乎?”蔣介石不斷研究中國與日、蘇的利害關係，轉而批判那些主張聯蘇者，“一般書生文人以為非聯俄不能生存，青年無智者多從而附和之，非痛加懲創，不足以使生覺悟也”。蔣決定與日妥協，並囑託張群，對日外交應採取“微與之期”及“踐墨隨敵”之道。
斯大林的強硬表態，使蔣有理由相信蘇聯正在改變原來消極政策，開始實行積極遠東政策。蔣的樂觀情緒沒有持續多久，卻發現“倭俄形勢始急終緩”，繼而擔心“倭俄不開戰，而我國處境愈危”，因此“愈應從速準備”。在此後蔣日記及公開演講中，蔣基本上對於日蘇開戰不再抱太大期望，而是不斷提醒國人要自強自立。 1936 年 2 月，蔣介石起用許世英出使日本，對其和廣田折衝樽俎期待甚殷，因許和新任首相廣田、外相有田都是老朋友。但隨著中日關係的不斷惡化，這種私誼很難發揮多大作用。因有田離華在即，川樾茂尚未到任時，日方已決定強化華北駐軍，日本在天津駐屯軍從 2000 多人驟增到 8000 多人，雖經中國外交部一再交涉，並無結果。與此同時，在日軍掩護下的華北浪人走私和販毒問題也猖獗到了極點，外交部雖向日本外務省提出六次嚴重抗議，日方也延不答覆。此後又連續爆發了“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日本趁機提出更多無理要求，中日關係雪上加霜，中日談判隨時瀕臨破裂的局面。1937 年 1 月 23 日，廣田內閣總辭職，中日談判遂完全停頓。
▍與日結盟的難度: 基於日本對蔣介石的認識及外交策略
在對華認識和策略上，日本政府和軍方一直有分歧，軍方一直試圖奪取對華及對外決策的主導權。九一八事變後，軍部勢力日漲，致使日本二元外交特徵更趨顯著，日本外交政策中軍人的意志和影響力日益增強。日本政府試圖採取外交手段與中國政府溝通，軍方則對國民黨和蔣介石政權一直存有偏見，並策劃各種陰謀，意在推翻南京政權。二者在對華外交手段和策略上雖有分歧，但在侵華的總目標下，卻又能相輔相成，最後殊途同歸。二二六事變前後，日本外務省以 “廣田三原則”為中心與中國政府展開交涉，軍方以對蘇作戰為目標，不斷謀劃“華北自治”活動，看似矛盾的兩條對華路線對這一時期的中日關係有著重要影響。
1935 年上半年，日本外務省和國民政府間的親善活動達到了高潮，日本軍方少壯派對此卻十分不滿。關東軍少壯派板垣徵四郎參謀長於 3 月在長春召集武官談話，認為中國國民黨內之重要分子始終不忘“排日”之成見，若國民黨政治勢力統一告成，勢必為“排日”之勁敵。如果此時默認軍、外兩部對華外交之協和，則足以阻撓關東軍進佔察哈爾，完成“滿蒙”第二道國防線之根本大計。從而主張“最低限度亦必先將察東問題先行解決，方可接受和平”。日本政府為了統一人心、加強對華侵略，在 1935 年 5 月 25 日岡田首相和元老西園寺商議對華方案時，決定採用雙管齊下政策，一方命令關東軍部以急進步驟威脅中國之歐美派，一方在外交上故作善意之交接，以扶植親日勢力。1935 年 10 月 7 日，廣田約蔣作賓會談，要求中國須先完全同意“廣田三原則”，然後才可對中國所提三原則照辦。中國則提出如日本完全履行中國所希望的三原則，可以與之協商“廣田三原則”。廣田認為這和日本的意見正好相反，恐怕永遠解決不了。10 月 28 日，廣田用威脅的口吻警告蔣作賓，“廣田三原則”是經外務、陸軍、海軍、大藏四省會議所決定的基本方針，堅決不能讓步。11 月 20 日，在蔣介石與有吉明的會談中，蔣對於“廣田三原則”表示“個人意見贊成”，“無有對案”。日方以此為據，廣田在議會演說中謂中國對“三原則”已表示承認。 1936 年 1 月 23 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以半公開式談話之發表來否認該說法。中方辯稱蔣介石系贊成“三原則”之商討，因“三原則”無具體意見，所以無從提出對案，決非無條件贊成，進而希望日方提出具體意見，以便商談。因此，日方認為蔣介石新政府雖然表面上承認“廣田三原則”，且有意以此調整國交，但具體實行上卻“採取頗為緩慢的態度”，“對日方在華北問題及懸案解決上的要求亦無法立即接受而有所遷延”。1936 年 3 月，在有田與張群的連日會談中，有田又提出“三原則”，張群表示不贊同以“廣田三原則”為調整中日關係的基礎。 3 月 28 日，有田在回國途中聽取了關東軍方面對華、對蘇的意見等。板垣徵四郎認為有著國民黨背景的南京政權，日本不論採用哪種手段都難以使其與日本親善。南京政權的思想根基是以排日為生命，如果與日本親善，將失去存在的意義。南京政權常把承認 “滿洲國”獨立稱為兩國國交之癌，因此涉及“滿洲國”獨立的“廣田三原則”將成為紙上空文。由此看出，不僅中國難以接受“廣田三原則”，日本軍隊對其也不甚滿意。
貫穿“廣田三原則”始終的主旨為“共同防共”協定，這和軍部對華實施分治的策略又有異曲同工之妙。日本軍部對蔣介石親日的真實態度素表懷疑，有疑其表面親善，實為以此示歐美，與日本接近乃一種煙幕。日本少壯派軍人主張: “必須策劃中國之分立，使各個地區相互連結，進而積極促進帝國現在正進行之對華北及內蒙工作。”通過“華北自治”運動，試圖使其成為對蘇戰爭的大後方。實際上，自1905 年日俄戰爭後，日本就認為日蘇早晚會有一戰。到了1935 年下半年，日本軍方對蘇的危機感更強了。該年度蘇聯於第七次共產國際大會上改變了原來的態度，將日本、德國和波蘭作為共產國際活動的主要目標。在此前後，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發表兩面作戰可能性的豪言壯語，不斷強化軍備。而中國共產黨於 1935 年 8 月 1 日發表八一宣言，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共同抗日。11 月中共西遷陝西延安，將其作為新根據地，12 月提出結成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議。1936 年 2 月末，中共又突然從陝西向山西出擊，此舉讓日本陸軍一時感到非常緊張。蘇聯和中共的動向，對日本影響甚大。日本外務省堅持要求國民政府“共同防共”，以此堵上中國與蘇聯結盟的道路。日本軍方雖然也認為日蘇戰爭之際，國民政府的向背至關重要，但與外務省的拉攏政策不同，軍方判定國民政府成為蘇聯友邦的可能性更大，認為日本對外政策的重點應基於日“滿”不可分原則，促進“滿洲國”的健全發展，對蘇、對華及其他施策都必須統一於此一方針。
《蘇蒙互助協定》簽訂後，向以“防赤壁壘”自居的日本，不等中國對蘇提出抗議，就由其駐京代表造訪中國外交部，問中國究竟採取何種態度，為何不訴諸國聯，唯恐中國和蘇聯有密約，發生戰事時中國會選擇和蘇聯站在同一戰線。日本通過觀察認為，一般中國民眾對日蘇關係尖銳化採取隔岸觀火態度。但中國輿論引導民眾認識到日蘇逐鹿中原的犧牲品是中國，與日本“共同防共”會讓華北變為第二個“滿洲國”，這比《蘇蒙互助協定》損失更大。駐南京日領事須磨彌吉郎認為新改組的蔣介石政府，對日沒有更趨屈服，而是從面子出發，也要對外表示抗日決心。對於《蘇蒙互助協定》，中國政要及報紙幾乎異口同聲認為不應該抗議蘇聯的外蒙經略，因該議定書是針對日本滿洲經營的結果，是中國牽制日本的好機會。日本軍方認為南京政府對日態度依然極為曖昧模糊，南京政府對日本表現出來的依存傾向不過是權宜之計罷了，日蘇戰爭爆發之際，中國聯蘇的可能性甚大。為了迫使中國明確表態，日本一方面加緊促使中國接受“廣田三原則”，另一方面公開威脅並要求中國表態。 1936 年 5 月 30 日，須磨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稱: “我已向蔣介石申明，中國要麼對日依存，要麼對日戰爭，除此之外別無選擇。我確信日本如退讓半步則意味著總退卻。”
為了應付對蘇戰爭危機，日本軍方不斷向中國華北增兵，加緊“華北自治”活動。這與日本外務省的“廣田三原則”看似有矛盾之處，被人視為廣田玩弄二元外交，但實際上，“廣田三原則”本身就有《附屬文書》，鼓勵華北自主案。外務省深怕同時執行會有扞格。1936 年 2 月 23 日，廣田用密電通令在華的使領館說: “操縱華北地方政府，使它昇華是 1934 年 12 月 7 日閣議的成案，各有關使領人員應在交涉時使三原則與鼓勵華北自主案相成相助，互相補充。依目前對支政策看，故可使華北地方政府常與中央政府對立，然吾人對於中國統一或分離實無意參與。吾人目的在使中國接受三原則，建立中日新關係而已。”在戰後的國際審判中，廣田是唯一被判決的外務大臣。法庭認定廣田至少從 1933 年起就參加了實行侵略戰爭的共同計劃和陰謀。在他所任職的整個時期中，他對於軍部及各屆內閣所實行的侵略計劃，有時是設計者，有時是支持者。特別是 1936 年由廣田內閣計劃和採用了向東南亞及南方地區擴張的國策，終於引起了1941 年日本和西方各國間的戰爭。同時在1936 年，還重申並推進了日本的對蘇侵略政策，其結果就是“防共協定”。另外，必須提及的是二二六事變後的 5 月 18 日，新政府頒佈了新敕令，恢復了海陸軍大臣必須以現役中將或中將級以上者充任的舊條例，這使軍事當局掌握了一個可以使內閣上臺或垮臺的武器，而不必再用暗殺和威嚇的手段了。廣田所倡導的所謂“一元化積極自主外交” 只能是在軍部的挾裹下一步步走向戰爭。
▍聯蘇制日的困境: 基於蔣介石與蘇聯的相互認識與外交策略
1923 年蔣介石第一次訪蘇之後，便對蘇俄所謂的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頗有戒心，認為“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而蘇俄與英、法、美、日相比，“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蔣歸國後的建言中明確反對孫中山施行聯蘇容共政策，後雖改變態度與蘇聯、中共合作，但短暫的“蜜月期”後，很快以四一二對中共的大屠殺和中蘇斷交而告終。通過既往與蘇聯的合作經驗，不論是從國家利益還是個人情感出發，蔣對蘇聯都有極其厭惡和極重的防備心理。在中日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呼籲中蘇聯手的輿論高漲。於是有 1932 年中蘇恢復外交關係和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談判，但蔣及國民政府中一部分人依然對蘇聯充滿了不信任和戒備心理。而且，蔣對蘇關係經常從屬於對日關係，亦即視日本動向，再決定對蘇態度。畢竟中日若能避免危機，中蘇“親善”即無迫切必要; 尤有進者，如果日蘇一朝決裂，中國即臻“左右逢源”之優勢地位; 故中蘇關係的加溫，也多在中日關係受挫之後。 1935 年下半年由於華北危機，蔣介石希望同蘇聯簽訂軍事同盟。二二六事變後，蔣亦考慮過中蘇聯合的構想，但蔣反覆思慮聯蘇的利害關係，仍有太多的疑慮和不安。蔣繼而比較日、蘇態度，認為“俄之狡猾惡毒甚於倭寇”。
蔣介石認為，從長遠來看，聯蘇存在前途未卜的禍端，並且聯蘇勢必涉及如何處理中共這一難題。在 1936 年 1 月 22 日蔣介石與鮑格莫洛夫的會談中，鮑根據蘇聯政府的指示拒絕了蔣介石要求蘇聯擔任國共調停人的角色，致使中蘇互助協定談判陷入僵局。蔣介石認為，只有徹底解決中共問題，才能與蘇進行談判，因此惟有繼續加強對中共的作戰。
從蘇聯方面來看，其對於國民政府的外交方針可謂有著一針見血的認識，鮑格莫洛夫與張群談話中即明確指出，“中國政府對外政策的主要之點是對日關係，而對蘇關係似乎是次要的”，在蘇中關係的任何一個問題上，中國總是“首先考慮的是日本會有何印象”。基於此，蘇聯在處理對華外交中總是非常謹慎小心，向來擔心被國民政府所利用。1933 年在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談判中即認為中國政府反應冷淡，拖延的最主要原因是，“南京政府目前正與日本就下一步政策進行極為重要的談判，而且可能儘量利用似乎正在進行中的同我們的談判與日本討價還價”。1935 年底，在蔣介石提出與蘇聯簽訂互助合作條約時，蘇聯除了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外，對於蔣的目的亦有懷疑，“並不排除他還可能同日本談判，並試圖為此目的也利用我們的談判”。因此，“在著手辦理互助條約之前，弄清蔣介石的真實意圖是適宜的”。再者，蘇聯對中國希望蘇、日先戰早有戒心。鮑格莫洛夫的電報中即有此描述: “我同南京政府領導人的談話，給我留下一個印象，他們個個都想要加快我們同日本可能發生的衝突。我同蔣介石談話也證實了這一推測。”另外，蘇聯亦特別注意蔣與紅軍的關係，因蘇聯懷疑如果蔣將主要武裝力量用於對付紅軍，“不實行軍事統一戰線，就不能真正有效地進行抗擊日本侵略的鬥爭”。直到 1936 年 2 月 29 日，蘇聯仍沒有弄清蔣介石的真實意圖與具體計劃，鑑於蔣介石仍舊動搖的態度而且沒有解決抗日問題，蘇聯認為難以與中國締結互助條約。
就在蘇聯認為蔣介石的對日態度不明朗，且蔣對中共的實際行動也沒有明顯進步之時，蘇聯與外蒙古當局於 3 月 12 日簽訂了軍事同盟條約——— 《蘇蒙互助議定》。該協定簽訂後，蘇聯為了反制中國提出抗議，鮑格莫洛夫以與蔣的私人談話作為得到蔣對該協定諒解的藉口。對此，蔣氣憤不已，認為“蘇俄外交之卑劣毒辣，一如鄉間之土霸無賴，可惡已極”，“彼對我外交部嚇詐，幾有強制我外交部對蘇蒙偽約不得提出抗議之勢”。蔣大罵鮑之言行無賴，狡詐欺弄，“特令孔祥熙與之三面對質。彼至此乃情虛，只作狡賴，並證明彼未與我提及俄蒙協定，更未曾得我諒解。情偽既白，是非既明，不使彼輩以後再作此狡猾可也。”
《蘇蒙互助協定》引起了日本的強烈反應，日本趁機向國民政府施加壓力，誣稱在該協定書的 “背後有中蘇秘密協議”，並要求中國對該協定書採取堅決措施。蔣介石認為“俄蒙協定訂約之日，即倭俄戰爭開始之時，中國漸離黑暗之勢”，如果能夠運用得宜，則“革命完成即在其中”，因此必須慎重。對中國來說，蘇蒙協定書雖旨在防範日本，卻侵犯了中國主權，違反了1924 年《中俄協定》對外蒙主權歸屬問題之規定。再加上日本趁機向國民政府施加壓力，國民政府不得不向蘇聯政府提出兩次抗議。蔣介石認為，國民政府只是照法律立場抗議，詞句不甚嚴重，留有餘地。即便如此，蘇聯認為自己的舉動未能得到國民政府的理解，國民政府的抗議引起蘇聯極大的不快。儘管此後孔祥熙向鮑格莫洛夫作解釋，說中國對《蘇蒙互助協定》的抗議“某種程度上是在日本壓力下提出的”。但孔對日本在蘇蒙簽訂互助協定書上對中國還有哪些要求並沒有明確回答，而蘇聯所關心的恰恰是日本利用蘇蒙議定書，提出聯合中國共同“反赤 ( 蘇聯) ”的問題。這樣，鮑格莫洛夫不能不對南京更加疑慮。
基於二二六事變後，蔣介石對日蘇戰爭的預判以及中蘇在蘇蒙互助協定方面的齟齬，中蘇雙方關於互助協定的談判一度中斷。但隨著日本在華北勢力的增強、中日談判無果以及日蘇戰爭可能性的減低，國民政府又回過頭來積極爭取因蘇蒙協定書而中斷的中蘇互助協定談判。雙方雖重啟談判，但蘇聯仍對國民政府充滿疑慮，又回到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立場。蘇聯認為近兩個月來，“中國政府對談判的態度發生了極為劇烈的變化。實際上因受到日本壓力就蒙古條約而發出的照會、某些中國報紙的文章，把我們簽訂的這個條約與( 日本) 佔領東北和華北相提並論的做法，並離間中國人民和其他國家同我們的關係，又節要公佈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那個著名的宣言———所有這一切都給人們造成中國政府全面改變對蘇立場的印象。”儘管蔣介石更加積極地爭取訂立互助條約，卻再沒有出現新的機會，談判以無果告終。直到 1937 年 8 月 21 日，雙方才正式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結論
由於蔣介石推斷中國不配作為日本的對手，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前，日本必先攻蘇，因此在長城戰役、中東鐵路售賣糾紛事件中，蔣均一度認為日蘇將要開戰。二二六事變發生後，蔣對日蘇開戰的期待更是空前，因為此次事變主因之一即少壯派力主加緊對蘇侵略。蔣亦明白即使日蘇先戰，中國也不可能採取事不關己的消極態度和措施，日本為了將中國作為對蘇作戰的大後方，對中國的侵略亦必然更加緊迫。夾在日蘇之間的國民政府，到底是聯蘇、聯日抑或中立，一直是蔣介石為之殫精竭慮的重要問題。
二二六事變後，蔣介石更加強化其長期以來所秉持的以對蘇作為對日外交籌碼，日蘇如果開戰，可趁日本有求於中國之時，要求收回領土、廢除不平等條約等，甚至可以考慮與日結盟。但蔣介石以保持中國主權完整與日結盟的前提條件，與日本對中國分而治之的策略及大陸政策顯然南轅北轍，毫無共同基礎。而且日本“急謀調整中日經濟關係”，而政治軍事方面則“置於次要地位”。另外，日本一味採取強硬壓迫措施令蔣介石政府屈服，致使中國人民反日情緒空前，民心向背亦使蔣不可能輕易與日結盟。蔣介石往往在日本加緊對華侵略或中日交涉陷入困境之時，又反過來加緊對蘇外交談判。但是蘇聯與蔣介石及國民政府之間，雙方向來頗有誤會和疑慮。蘇聯雖然希望通過對國民政府進行一定的援助，從而牽制中國的抗日力量，但同時又認為，時機尚未成熟，不願同中國簽訂某種軍事聯盟協定，而導致自我束縛。
蔣介石素來認為，若日蘇開戰，中國最理想的狀態乃採取中立，自由遊走在日蘇之間。但這種想法實際上卻無法見容於日、蘇兩國。蔣介石所期望的中立亦因日本要求中國對蘇強硬，蘇聯要求中國對日強硬而無法實現。日本憂慮中蘇結盟，堅持要求國民政府以“共同防共”為由共同反蘇。1936 年 8 月 7 日，更是決定了一個“帝國外交方針”，對華則是使之修正對日態度，實現“共存共榮”為基本方向的“中日提攜”，進而使整個中國“反蘇依日化”。蘇聯以各種手段想迫使國民政府不能抗議《蘇蒙互助議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欲逼迫國民政府表明聯蘇抗日的態度。國民政府向蘇聯提出抗議，雖有基於主權和日本壓迫的成分，實際上應該也有蔣的自主考量。因若不抗議則等於擺明了聯蘇、與蘇親善的政策態度，這與蔣介石當下最期待的中立理想顯然相違背。
總而言之，蔣介石在對西方援助無望的情況下，艱難地遊走在日、蘇之間，探索聯日、聯蘇或中立的可能性同時進行，這既讓中國有更多自由選擇的空間，但同時也讓蘇、日均不能完全信任國民政府。所以只有在中日戰爭爆發，中國真正決心抗戰之時，蘇聯才同意和中國相繼訂立互助條約和軍事同盟條約。二二六事變後，由於蔣對蘇聯根深蒂固的警戒心和對國際形勢自我判斷，未能把握時機聯蘇、聯日或中立。但是若將其原因完全歸結為蔣的外交措置失當，顯然有失公允。因為作為強大對手的蘇、日，其立場和態度顯然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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