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田
“駱駝隊來了，停在我家的門前。”
“他們排列成一長串，沉默地站著，等候人們的安排。天氣又幹又冷，拉駱駝的摘下了他的氈帽，禿瓢兒上冒著熱氣，是一股白色的煙，融入乾冷的大氣中。”
這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城南冬日暖陽下的駱駝隊，但它卻不屬於老舍筆下的祥子，這是屬於小英子的童年記憶。惠安館裡靠著門玩辮梢兒的瘋姑娘，衚衕裡砰砰踢球的小夥伴，整天拿著雞毛撣子到處撣灰、唸叨小孩兒的宋媽，這一切都被攝入了小英子那雙清澈純真的眼睛，之後又透過20世紀50年代末臺北城南一箇中年婦人的筆端像流水一樣汩汩地傾瀉出來，浸染著一股“淡淡的哀愁”，傳遞出一種“濃濃的相思”。1983年上海的吳貽弓導演將《城南舊事》改編成電影，北京小姑娘英子的形象深入人心，原著和作者林海音也由此變得家喻戶曉。這時候人們才發現寫出這部京味十足的小說作者遠在海峽對岸，竟是一個臺灣人。
林海音
從臺灣到日本，又從日本回到臺灣，1923年的3月，4歲的英子坐船從海上到了大陸，來到了她成長的北京城，開始了她從珠市口到椿樹上二條，到新簾子衚衕，到虎坊橋，到西交民巷，到梁家園，到南柳巷，到永光寺街，最後到南長街26年的北京生活。
《城南舊事》電影海報，1983 年上海的吳貽弓導演將《城南舊事》改編成電影
電影裡的小英子最初亮相時穿著一身紅色的中式長襖，而現實中的小英子在珠市口謙安客棧門口看街景時還穿著日本的花布和服，一句北京話也不會說。來往的行人都喜歡逗逗這個可愛的小姑娘，有的還故意掀起她的和服邊看邊問她：“聽說日本女人的和服底下不穿褲子？”英子的媽媽也是第一次到北方，她一來就鬧了笑話，對著滿街光禿禿的樹枝驚訝地問：“這些樹怎麼都死光啦？！”
可是很快英子就變成了一個道地的北京小姑娘。林爸爸考入了北京郵政總局工作，他們的家也從客棧搬到了北京的椿樹上二條衚衕。從衚衕生活開始，英子身上的日本味兒沒了，臺灣味兒淡了，北京味兒漸漸濃厚。她換上了北京小姑娘的裝扮，也和北京人一樣愛喝豆汁兒，喜歡吃涮羊肉，更重要的是她開始說嘎嘣兒脆的北京話。電影裡導演略去了英子一家臺灣人的背景，將他們變成了典型的北京人。原著裡的英子可是經常嘲笑媽媽閩南口音的普通話，笑她把豬肉讀成“租漏”，把“不要太肥”說成“不要太回”，是個“灑媽媽”。她甚至瞧不上保姆宋媽的順義口音，認為她和衚衕裡的小夥伴們說的才是正宗的北京話！不過在北京土著眼裡英子是一個“小南蠻子”，而在林爸爸眼裡北京人是“北仔鬼”。林爸爸永遠弄不懂為什麼宋媽搞衛生的時候要拿個雞毛撣子不停地撣，為什麼不拿抹布擦呢？林媽媽一聞到羊肉味兒就要捏鼻子，永遠吃不下去羊肉。英子適應和融入北京的速度遠遠超過了父母。
1990 年5 月，林海音在北京舊居晉江會館門前留影。林海音父親去世後，一家搬到了南柳巷的晉江會館
作為臺灣人英子在北京沒有上日本僑民的學校，而是進入了北師大附小，接受了全盤的中國新式教育。這得益於林爸爸的中國認同。當時在北京居住的臺灣人大概有四五十人之眾，但是大家都以自己廣東、福建的原籍自居，既是為了避開日本領事館的注意，也是為了避免內地人對彼時臺灣人的異樣目光。他們只能心酸地互稱“番薯人”，指代從形似番薯的臺灣島來的鄉親。當時北京的臺灣知識階層中有“四劍客”，一個是英子的爸爸林煥文，一個是著名的臺灣作家張我軍，還有兩個是潢炎秋、連震東。後來連震東的兒子連戰做了國民黨主席。
英子從小就穿行在兩套文化系統中，一是代表父母鄉土的閩南、客家文化，一是代表成長之地的北京文化。就像她既喜愛吃母親做的家鄉菜，如五柳魚和燙青菜蘸醬油，也喜歡和宋媽學做北京吃食，如餃子、韭菜盒子、抻條炸醬麵等等。在虎坊橋的蕉嶺會館居住的日子是英子童年的黃金時期，那時候家裡又添了弟弟妹妹，二妹也從臺灣來了，加上車伕、奶媽家裡十幾口人，是個非常熱鬧的大家庭。北伐之後英子剪了頭髮，換上了月白竹布的新式連衣裙制服，是個很新潮的北京小姑娘。每天放學路上還可以買一點蘿蔔乾兒辣鹹菜，夏天的時候買一瓶冰鎮酸梅湯配羊肉燒餅。她漸漸成了林懷民說的“臺灣姑娘，北京規矩”，無論是語言還是飲食都日漸北京化了，再也不是“小南蠻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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