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不挪動，就要去活動。”這種在政治上找後臺的“手段”對一些人來說似乎成了“向上攀升”的捷徑。
近日，中紀委機關報刊文指出，搞“政治攀附”終將是條不折不扣的不歸路。
據筆者梳理發現，“搞政治攀附”——這是2017年5月以來，中紀委通報落馬高官的問題時，開始採用的新表述。那麼，有哪些官員被指出“搞政治攀附”？
被“政治攀附”摔落在地的官員
第一個被指出“搞政治攀附”的“老虎”，是安徽省原副省長陳樹隆。中紀委通報陳樹隆的問題時稱“毫無政治信仰，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嚴重扭曲，既想當大官、又想發大財”，“政治上攀附、經濟上貪婪、道德上敗壞”。
此後，“政治攀附”一詞又相繼出現在了中央紀委通報的其他多起官員違紀違法案例當中：
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李文科，“為自己提任搞拉票賄選等非組織活動，為搞攀附輸送鉅額利益，大肆賣官鬻爵”；
證監會原副主席姚剛，“為搞政治攀附，利用職權為他人及企業提供幫助”；
陝西省人大常委會原黨組副書記、副主任魏民洲，“搞政治投機和政治攀附，政治品行敗壞”。
現實中，還有部分像陳樹隆、姚剛這樣熱衷搞政治攀附的官員。這些官員挖空心思巴結領導，拉幫結派，尋靠山找後臺，妄圖結成利益共同體，謀求快速升遷。
據《中國紀檢監察報》披露，與陳樹隆、姚剛不同，陝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黨組副書記魏民洲在搞政治攀附時，更多是充當“被攀附”的對象。陝西省西安旅遊集團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李大有回憶為了“攀附”魏民洲，他掏空了心思。
為了酷愛麵食的魏民洲出差在外能隨時吃上一碗麵，他安排大廚隨行，帶著工具和上好食材，以備魏民洲隨時想吃就吃。很顯然，他費盡心機，大搞攀附討巧，瞄準的還是魏手中的權力。一名廚師、一碗麵，看似簡單的一件事，卻讓李大有實現了“撈取政治資本、為自己積累政治資源”等目的。
“政治攀附”何以有市場？
所謂政治攀附，實質就是將自己的前途寄託在他人身上，希望通過他人的升遷來帶動自己。但事實卻一次次證明，搞政治攀附是條不折不扣的不歸路。
搞“政治攀附”，說到底是“既想當大官、又想發大財”的表現。事實上，一些搞“政治攀附”的人為了實現“攀附夢”，往往從“經濟上貪婪”開始。他們知道，只有手中攥著足夠的錢，才可能找到“攀附”的臺階；實現了“政治攀附”，則有希望弄到更多的錢。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政治攀附”之所以存在，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總有更高層級的人喜歡“被攀附”。中國紀檢監察報文中提到，徐才厚喜好被“攀附”，谷俊山就源源不斷地“進貢”，最終成為政治上的“緊密聯盟”。然而不管圈子有多大，“攀附”後臺有多硬，不走正道最後還不是落了個“淒涼涼、悲慘慘”的下場。
在筆者看來，這些喜歡“被攀附”的領導幹部，其實都有以下五大共性：
一是不能慎欲，這些領導幹部無法駕馭利益誘惑下膨脹的權力，進而將手中的權力當成攫取私利的工具；
二是不能慎權，他們本著權大於法的心態，搞“一言堂”，以言代法，以權壓法；
三是不能慎趣，這些領導幹部或追求珠光寶氣，或沉迷古玩字畫，在個人興趣愛好的培養上無法節制；
四是不能慎友，在喜歡“被攀附”的領導幹部的朋友圈中，廣泛充斥著各種公私不分的政商關係，擇友時毫無選擇；
五是不能慎微，官員在細節方面持有僥倖心理，抵擋不住層層遞進的誘惑，直至信念動搖。
打碎“政治攀附”者的黃粱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內決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決不能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那一套，決不能搞門客、門宦、門附那一套，搞這種東西總有一天會出事！有的案件一查處就是一串人，拔出蘿蔔帶出泥，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實上的人身依附關係。”
阻斷攀附現象蔓延，首先要剷除“政治攀附”的土壤。地方或單位“一把手”不僅自己要與潛規則劃清界限，還要守住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堅決抵制地方或單位內部出現潛規則。
其次，要堵塞“政治攀附”的通道。加大對相關參與者的懲戒力度以斷其“念想”。要下大決心、花大氣力完善相關立法，讓“權力掮客”失去依附對象和生存空間。
最後，要摧毀“政治攀附”的市場。建立健全民主、科學、公開的選人用人制度，用官場“正淘汰”逼退官場“逆淘汰”，讓潛規則不靈，讓顯規則盛行。對上一級領導幹部而言，凡要求下級不做的，自己必須帶頭不做。只有壓縮搞“政治攀附”的空間，“政治攀附”的市場才會漸漸消弭。
在此，筆者必須要給領導幹部劃個重點。官員與其攀附巴結領導，不如在老百姓身上多花些心思，在幹實事、創實業上多下功夫，要知道老百姓才是永遠倒不了的“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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